不朽追求與生不逢時、水土不服的制度

天下 10-22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鄭宏泰高皓

范仲淹創設義莊以後，當義莊物質資源貧乏，富家大族在力所能及時，撥出部分家財投到義莊，贍族保族、拯孤扶寡、恤苦助弱，這被認為乃福澤鄉里的義舉。這樣的忘我利他行為，既有助維持家族在鄉里的地位，亦可強化其作為社會一分子的認同感，尤其可令家族與社會之間結成命運共同體 (Twitchett, 1959; 黃明理，2008)，拙園義莊的設立，基本上發揮了這一功能，令盛氏家族能在鄉里中享負盛名，獲得稱頌。

可是，愚齋義莊卻未能洞悉中國文化底蘊和社會關係的制度設計，結果卻讓家族 (五房) 與社會的利益對立起來，弄巧成拙。

簡單來說，設立愚齋義莊的目標，是要贍族救濟，造福社會、福蔭後代，但義莊的章程卻留下了家族可以挪用其資產以自肥的巨大漏洞，而家族中人又過於貪心，不能自我管束約制，結果真的有人利用其漏洞，為了自肥而吞併了義莊資產，損害了公眾利益，與孤寡貧苦待救者為敵，遭到社會人士舉報，並引出了連串相互糾纏的財產爭奪，既暴露出義莊內部的因財失義，也招致外部侵吞公產的指控。

至於最為現實的指標，雖然盛宣懷留下的遺產是前所未見的豐厚龐大，但愚齋義莊既沒能在常州及上海贏得口碑，也沒能在中華大地上得到稱頌，反而留下罵名，更遑論有助提升家族名望與福蔭後代了，這樣的結局，不但令人感到無奈和嘆息，也應該作為反面教材，實在值得後來者引以為戒，提高警愓。

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曲折歷程

一個家族的兩個義莊：一舊一新、一小一大、一傳統一西化……兩者到底反映了何種值得深思的不朽追求？表現出哪些最為重要的核心問題？又揭示了何種變幻莫測的時代現實？讓我們思考其中的重要內涵和特質，並作粗略比較。

第一，兩者明顯有共同的敬祖護族、延續子孫血脈的追求，並同樣與中國的宗法制度一脈相承。但拙園義莊是盛康在有生之年創立，具體運作在他領導督促下進行，所以更能切合其思想與追求，穩步發展。但愚齋義莊是在盛宣懷去世後按其生前遺願與口頭遺言由遺孀、子孫及李經芳等協助創立，運作時缺乏盛宣懷的領導與監督，出現問題時沒有能夠主持大局的人。

第二，兩者同樣設立「永久發展基金」，強調「動利不動本」，以經常性收入支持義莊作為發展的原則，一心希望義莊能夠「以存久遠」。但拙園義莊能夠成功取得皇帝聖諭設立，得到朝廷背書、官府保證，章程規則嚴格規定不能變賣及挪用「永久發展基金」。愚齋義莊雖然也把規則章程送到法院備案，也在章程中指明不能挪用或變賣「永久發展基金」，但程度上明顯沒像拙園義莊般獲得那麼高層次權力的保障。更大的敗筆是，愚齋義莊在章程中列明，只要董事會成員的過半數成員同意，即能更改規章與條文，這便給日後瓜分義莊資產留下藉口，將愚齋義莊推向了任人魚肉、遭到內外侵吞的境地。

第三，兩者對子孫的照顧保護同樣極為重視，也花費了巨大心血在教育之上，可是子孫後代中的人力資本、行為表現與精神鬥志等，卻大不相同。盛康大花資源於鼓勵子孫讀書，亦十分強調後代考取功名，但同時又注重家教，以光宗耀祖為使命，所以即使盛宣懷沒有中舉，他卻意志堅定，鬥志旺盛，終能緊抓機遇，在主持洋務方面大放異彩。而到盛宣懷一代，他同樣投入大量資源於子孫教育，也期望他們能中舉，但家教方面則不像父輩那樣重視，已沒上一代那麼強烈的光宗耀祖思想，所以當子孫未能中舉時，加上百日維新時科舉取消，並沒激發他們的拼勁和鬥志。這些因素都與後代們一直養尊處優，甚至成為紈絝子弟有關，可見缺乏拼搏精神和鬥志的子孫，不但不能給家族發展注入動力，反而會侵蝕家族發展的根基，令本來實力雄厚的盛氏家族，掉進了急速滑落的泥沼。

可見子孫賢與不肖的人力資源因素，實在對家族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盛氏後人。）

第四，兩者均熱心慈善，關心宗族鄉里，一生亦慷慨捐獻，甚至從家族財產或個人遺產中撥出一個不小的比例創立義莊。盛康捐創的拙園義莊，由於制度設計簡潔扼要，保護得力，所以能夠令捐獻財產得到保留，避免了諸子均分繼承製度下被瓜分的劫數。盛宣懷的愚齋義莊雖然制度設計不弱，但只停留於法院備案的水平，公權力的保護明顯不足，協助創立義莊的子孫，其實有潛在利益衝突，埋下了過半董事會成員贊同即能修章的「魔鬼」細節，令義莊最終無法抵禦諸子均分的那股分割力量，走上了消亡清盤之路。

第五，兩個義莊的核心資產大多為不動產，並利用其經常性收入支持慈善事業。但拙園義莊的不動產大多為農田，所在地大多為鄉村，資產價格變動不大，較為穩定，就算政局大變，也沒什麼影響。愚齋義莊同樣擁有大部分不動產 ──主要是地皮、物業，但亦有不少金融資產，尤其股票及有價證券，而這些資產更大多集中於上海 (城市)，容易受政局不穩影響，資產價值起落巨大。如果這些資產拿去做按揭借貸，利息不少，但政局波動，風險巨大則會令借貸成本增加，此點實為日後愚齋義莊因借貸過重被債權人強行拍賣其資產的惡果。

制度的生不逢時和水土不服

當然，除了以上各層面的比較，不能忽略的是當時時代背景的重大變遷──尤其是東學西漸、連番變革失敗，以及革命勢力不斷壯大，最後顛覆滿清，結束千年帝制，創立共和政體等，令中國社會不僅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傳統文化、社會制度，甚至是哲學思想等被漠視，棄之如敝履，而且西方的文化、制度及思想等，則被視為個人、家族、組織、社會或國家走向強大、文明和現代化的最重要元素，令人趨之若鶩，甚至十分迷戀 (陳序經，1977；趙立彬，2005)。

正因如此，當盛宣懷擁有了顯赫事業與巨大財富，甚至是到了晚年思考如何落實家業傳承與保家護族的慈善救濟問題時，他已不再如其祖父輩那樣，只以范仲淹為榜樣，而是想到仿效西方，甚至一度想借鑒日本的經驗。

但是，一如俗語所說「各有前因莫羨人」，西方制度之所以發揮良好，或者說西方為什麼孕育了那樣的制度，其實與其歷史、地理、文化和信仰特質緊密相連。當西方制度引入中國之時，如果其他環環緊扣的歷史、地理、文化和信仰等未能配合支援，運作起來必然會衍生這樣那樣的問題，至於愚齋義莊的發展，恰好突顯了制度環境未能相互配合，加上生不逢時，那時的政治環境風狂雨暴，最後令其土崩瓦解。

扼要來說，愚齋義莊的曇花一現，凸顯了如下四大層面的問題：

其一是沒有及早作出安排，令信託及早投入運作，因此最好是在創立者有生之年即能進行，運作成熟更佳，而不是身後由後人代為創立。

其二是義莊設計低估了家族內部諸子均分的分裂力量，因而令內部分裂力量成為義莊的最大傷害。

其三是制度安排，忽略了男女平等法律已經頒布，這在現代社會尤其值得注意。

其四是制度高估了政治及法律能夠給予的保護，現實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下改朝易代很容易帶來巨大衝擊。

可以這樣說，由於中國文化沿襲了千年的諸子均分傳統，男權主義下的女性長期被排除在家產繼承的名單外，現代化的保障私產及民間慈善基金法律又只是剛剛起步，而且創立者生前沒有安排好運作，因此寄望愚齋義莊能夠如西方慈善信託般可以高效發揮應有的作用，運作暢順，無疑緣木求魚，同時折射出中國社會由弱轉強、由停滯走向發展，甚至是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曲折道路。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戰略合作與發展辦公室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0月刊】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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