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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繫。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範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藥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彙編》答覆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藥,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藥「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藥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藥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藥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藥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準確,藥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藥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藥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藥、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藥物、用藥、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藥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西醫的衝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藥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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