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肩負使命蘇聯行

原標題：周恩來肩負使命蘇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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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肩負歷史使命，積極奔走於西安、杭州、廬山、南京、武漢、重慶、延安等地，深入大後方城市的街道社區和硝煙瀰漫的前線戰場，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凝聚各方面力量，為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周恩來還走出國門，遠赴蘇聯，在治療臂傷的同時，進一步介紹宣傳中國的抗戰情況，加強中共與蘇聯的直接交流和聯絡，為中國抗戰爭取了大量援助，增強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

蔣介石派來了大飛機

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後，在赴中央黨校作報告的途中因馬受驚，不幸摔傷，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當時延安的醫療條件很差，治療了一個多月效果仍不佳。由於右肘始終處於半彎曲狀態，無法伸直，右臂肌肉開始出現萎縮，如不及時治療，有成終生殘疾之虞。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赴蘇聯醫治。

由於延安沒有自己的飛機，中共中央只好電請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派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病。但抗戰期間，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資源調配更是緊張，加上周恩來身份特殊，使得航委會進退維谷。但隨後延安又來電，稱已請求蘇聯派專機來接，航委會才如釋重負。

蔣介石聞訊後卻勃然大怒，嚴令航委會必須派專機赴延安接送周恩來。據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在1939年11月24日的日記中記載：「今日張主任(即時任委員長侍從室一處主任張治中)在研究大會席上，報告此次周恩來在延安受傷，電請派飛機接送莫斯科治療。航委會無機可派，正躊躇間，延安電稱，已請莫斯科派飛機來迎。委座對於此事甚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不許蘇聯飛機來迎。張主任稱，當初未深察，及委座責備後，始恍然領悟!可知做事，不可絲毫忽略，不可有百分之一之懈怠!」那麼蔣介石為何大怒，並堅持派專機送周恩來呢？唐縱在1939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蘇俄飛機來去蘭州，不事先通知我方，黃秉衡(時任蘭州空軍第一軍區司令)來電請示。陳主任(即時任委員長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處事非常謹慎，尤其對於國際問題，絲毫不敢做主。今日委座批下要當地嚴重表示，未得通告不許自由入境。這是何等正當之處置。」從文中可以看出，當時蘇聯飛機無視國民黨當局，經常自由出入西北國境。儘管處於中國抗戰的非常時期，但未得通告擅自出入中國領空，仍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如今國民政府若不派專機接送周恩來，更給了蘇聯飛機出入中國境內絕佳理由；其次，時逢國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何況周恩來還身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一職。如此要人出境赴蘇療傷，國民政府卻派不出專機，實在很傷蔣介石的顏面。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蔣介石為何對航委會「不講政治」的表現「甚怒」了。

就這樣，在蔣介石的「特殊關照」下，1939年8月27日，一架美製道格拉斯大客機抵達延安，與周恩來同行的有其夫人鄧穎超、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紅軍西路軍政委陳昌浩及其兒子陳祖濤、高崗兒子高毅、陳伯達兒子陳小達、孫炳文烈士女兒孫維世、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專家李德等人。周恩來一行乘機飛抵蘭州，然後轉往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並在那裡乘蘇聯專機飛至阿拉木圖(今哈薩克境內)，最後坐火車抵達目的地——莫斯科。

時間最短的治療方案

周恩來一行順利到達莫斯科後，受到了蘇聯方面的熱烈歡迎。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聯繫，周恩來住進克里姆林宮醫院進行治療。

蘇聯政府對周恩來的臂傷十分重視。據任弼時秘書師哲回憶，蘇聯專家名醫曾先後進行了3次大會診，提出了兩個治療方案，供周恩來選擇：第一個方案是把肘骨拆開，另行接骨。其好處是癒合後胳膊可以運轉自如，缺點是所需時間較長，痛苦太大，而且要冒手術不成功的風險；第二個方案是不開刀，採用按摩治療的方法。這樣做所需時間短，缺點是將來胳膊只能在40度至60度以內活動。周恩來考慮到「國內工作很忙，不允許長期在國外治病」，堅持選用第二個方案。

但從後來發現的史料來看，實際上當時的蘇聯醫生還是給周恩來做了手術。學者李永昌從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和研究中心」現存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鄧穎超於1939年10月8日致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裡面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周恩來在醫院治療臂傷的經過。據信中記載，手術於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宮醫院進行。這是一次小手術，只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一周之後拆線，經檢查，傷口已經全部癒合。從拆線的第二天起實施按摩治療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復運動能力。按照當時教授和醫生們的最初估計，周恩來的手臂將可以彎曲45度。經過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療，他的手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已減輕。但是，鄧穎超在信中也指出，根據現有的情況可以肯定，儘管以後手的彎曲程度要比預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復是不可能的，這隻手最終將面臨半殘疾。

儘管不需要動大手術，但治療過程卻是異常痛苦。注射麻藥後，醫生把周恩來的胳膊強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麻藥失效後，周恩來經常疼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然後進行按摩，使萎縮的肌肉恢復生機，依舊是疼痛難忍。但周恩來憑藉著極強的信念和毅力，順利地完成了治療過程。

工作比醫病更重要

周恩來此次赴蘇聯除療傷外，還肩負著更為重要的使命，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共產國際介紹說明中共的抗戰情況以及國共關係，爭取蘇聯及共產國際的理解與支持。

早在治療期間，周恩來就經常不顧醫生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勸阻，忍著疼痛在病房裡夜以繼日地工作。師哲回憶：「我幾乎每天都到醫院去探望並陪同他幾個鐘頭，幫助解決和處理日常事務中的一些問題……有一次，我到醫院去看他，他忽然對我說："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嘛!"我不了解他的心意，便回答說："你是來醫病的，還是先把病治好為宜。"但他又說："我這是外傷，影響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頭腦清醒，精力旺盛，有時興奮之至。"」

周恩來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剛出院，他為共產國際撰寫的《中國問題備忘錄》也完稿了。當時中國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國共內部矛盾日益凸顯，國民黨頑固派正在國內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共產國際對中國國內局勢的認識卻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擔心中國共產黨人也熱衷於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對付外敵。為了解開疑團，說明事實真相，周恩來撰寫了5.5萬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特點、中國共產黨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情況。

在第一部分中，周恩來指出：「目前，戰爭已由敵人大舉進攻的第一階段進入敵我相持階段，即膠著狀態的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的特徵是，敵人將戰略重心轉移到華北敵後戰場，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在其佔領地區進行建設和開拓富源，將重點放在政治進攻與施加經濟壓力上，迫使中國投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堅持持久戰方針，必須堅決加強團結，反對投降與分裂；主張民主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敵後游擊戰，粉碎敵人妄圖消滅游擊隊的活動；加強前線防禦，防止敵人進攻」。

在第二部分中，周恩來著重指出：國共合作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其形式和特點是：「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由於統一戰線的進步，抗戰正在頑強地堅持，國民政府的政策爭取有所進步。但在統(抗)戰形勢惡化的情況下，分裂與投降的危險將加劇。由於抗戰在繼續，有時摩擦緊張到一定程度，就又緩和下來。有時由於統一戰線的發展，統治階級及其政黨開始不安起來，於是又發生新的摩擦。這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經常處在複雜的、曲折的、變化的過程中。它時而進步，時而倒退，但它的總趨勢是走向某些進步。」

後來，周恩來又將報告做了修改，以《中國抗戰的嚴重時期和目前任務》為題，發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產國際》雜誌上。

1940年1月，周恩來又根據那份備忘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連續做了兩天報告，每天長達4、5個小時，加上翻譯時間共約8、9個小時。針對共產國際執委們關心中國抗戰能不能堅持，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關係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前途問題，周恩來引用大量數字，分析抗戰以來中日戰局的變化情況、中日雙方的優劣勢和強弱點，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武裝英勇戰鬥的事實，並得出結論：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十分重視周恩來的報告。經過研究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決議，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肯定了中共抵抗日本侵略的武裝鬥爭。決議指出：中共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千百萬中國人民來克服投降的危險。據此，執委會主席團向共產國際各支部(各國共產黨)提議：展開最廣泛的同情與援助中國人民的運動。季米特洛夫親手將決議交給周恩來，並解釋說：國際執委會關於報告的討論情況也向斯大林彙報了。斯大林召集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中共中國問題進行了極其嚴肅的研究和討論，並且十分審慎地從各方面考慮了中國問題。季米特洛夫還特意舉行家宴款待周恩來，並請周恩來回國後代表他向那些戰鬥在前線和後方的中國抗日將士問好。他滿懷信心地對周恩來說：「我相信，中國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此外，周恩來還分別會見了駐共產國際的歐洲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併到莫斯科郊外的中國黨校、國際兒童院中國部看望了在那裡的中共黨員和孩子們。

圓滿完成使命

1940年2月25日，周恩來等人乘火車離開莫斯科抵達阿拉木圖，然後乘蘇聯專機經迪化到蘭州。同行的有任弼時、蔡暢、鄧穎超、陳郁、陳琮英和師哲，還有兩位外國客人，即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岡野進和印尼共產黨領導人阿里阿罕。為了加強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臨行時，共產國際交給他們一部電台，另外還有一部小型電影放映機。過境時，所有人隨身攜帶的文件、錢鈔等都放在周恩來的小皮箱里。因為他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中將軍銜，過境時在兩國都有豁免權，不受檢查。

當飛機到達迪化，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盛世才親自到機場迎接。周恩來同盛世才進行了3次會談，為中共駐新疆代表團的工作人員解決了一系列迫切的問題，並接見繼續留在新疆學習的裝甲兵學校、航空學校以及幹部訓練班學習的學員。飛抵蘭州後，周恩來一行停留了3、4天，住在八路軍辦事處。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和蘇聯駐蘭州總領事分別設宴招待。周恩來向朱紹良借了一輛大型轎車，一路翻過賀蘭山，經過平涼、玢州到達西安，依舊住在八路軍辦事處內。周恩來在這期間同蔣鼎文、胡宗南等人進行交涉，迫使他們發給八路軍部分軍餉。這也是國民黨政府發給八路軍的最後一次軍餉。從西安出發時，周恩來一行分乘5輛大車，一路顛簸跋涉，順利回到延安。兩個月後，他回到重慶繼續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來此次蘇聯之行，既治好了臂傷，又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他出使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使命，周恩來還向共產國際和蘇聯提出經濟援助的請求，蘇聯及時「給我黨若干援助，回國後，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留下一部分，其餘的帶回重慶」。自周恩來、任弼時回國後，中共就再沒有向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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