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著名的「天爐戰法」，並非薛岳個人發明 | 短史記

文 | 諶旭彬

1944年8月18日，蔣介石在軍委會召開的黃山整軍會議上，援引蘇聯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之言，如此評價中國軍隊各級指揮層的作戰指揮能力：

「此次俄國代總顧問回國的時候，我問他我們中國軍隊有些什麼缺點，他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

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明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這是我們最大的毛病。

「他又說：

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裡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

，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司令部的人員既不健全，司令部的業務自然無法推進。」①

古巴列維赤之言，所指出者，乃是抗戰期間國軍指揮層最嚴重的問題：

始終未能建立起合格的「參謀制度」。

近代「參謀制度」源於法國，發展完備於德國。自德國引入「參謀制度」，也是日本軍事近代化的一項重要標誌。因近代軍事已發展為一門需要精密計算和調度的學科，二戰前幾乎所有強國都建立了「參謀制度」。但「參謀制度」的核心，乃是專業人才體系的長期培養，故其建立並非易事，以美國的天時地利人和，也耗費了14年之久。國民政府自1928年實現名義上的國家統一，至抗戰爆發，不過10年而已，且戰亂頻繁、內憂外患，其不能建立近代「參謀制度」，乃是情理中事。

抗戰前後，國民政府也曾致力於建立近代「參謀制度」，先後聘請法國、德國、蘇聯的軍事顧問，進入軍隊及陸軍大學，但效果很有限。

軍隊方面最大的阻礙，在於軍閥私心，不能接納中央所培養之參謀人才，而更願意任用私人幕僚。「識字者為參謀，不識字者為副官」；幕僚讀不懂軍用地圖，把印有黑白相間的「比例尺」當成「鐵路」；在地圖上量距離，而不知圖上距離有山嶽、河流的分別……都是常事，其中尤以川軍為最甚。

陸軍大學方面的障礙，一是外國教官常隨國際關係的變化而來去無定，較深的軍事理論及戰爭指導問題，多未傳授；二是本國教官優異者多進入軍隊謀求更好的出路，安心留校的教官，大多沒有真才實學，尸位素餐。

遲至抗戰中期，因中央軍的力量有所擴張，陸軍大學也經過整頓，國軍的「參謀制度」才稍有起色。

圖：國軍中被譽為「標準參謀長」的郭寄嶠。參謀制度是一門精密的近代學科，而非簡單的獻策式幕僚

通觀抗戰期間的對日作戰，大致上可以這樣說：凡「參謀制度」較為完備者，其戰績往往較佳；反之，則戰績頗壞。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薛岳的第九戰區與陳誠的第六戰區。九戰區先後四次「長沙會戰」，六戰區之「石牌要塞保衛戰」、「常德保衛戰」等，均有賴於「參謀制度」。

以第九戰區為例。該戰區誕生了迄今仍被津津樂道的所謂「天爐戰法」。這種戰法，並非薛岳首創。在1938年11月底的南嶽會議上，蔣介石曾向與會將領們介紹了「一個消滅敵人最有效的戰術」，

「我們將來要消滅敵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戰術戰略上都要能夠迂迴包抄敵人，來切斷敵人後方的交通，斷絕敵人一切接濟，使他後路斷絕增援，戰車沒有汽油的接濟，槍炮沒有彈藥，官兵沒有食糧，通訊完全封鎖，使他必趨潰滅！例如我軍在魯南台兒庄與德安萬家嶺兩次大勝利，都是我忠勇將士，不惜犧牲，能運用這種迂迴包抄戰術的收穫。……這一個戰術，我們行之已見實效，希望各位高級將領和高級司令部參謀人員，特別注意研究，確切實施，以樹立戰術的基礎！」

蔣所說的這個「戰術」，實際上是軍委會的參謀人員，根據一年多以來與日軍交戰的教訓，所總結出來的一套應對之策。在第一南嶽會議之後，該戰術被推廣至全國各戰區，九戰區的「長沙大捷」、六戰區的常德會戰等著名戰役，均是該戰術精神的變種。

對該戰術的精髓，陳誠曾如此總結：

「

國軍為抵制敵之戰術攻勢，曾創一以劣勢裝備抵抗強敵之典型法，即阻絕前敵交通，改變地形，延長敵後聯絡線，逐次消耗之，然後依正面之強韌抵抗，轉移主力於兩翼，同殲敵人於預期之地點；所有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之歷次會戰，皆依此而獲得極大之戰果。

」

該戰術在武漢會戰期間，已略具雛形，且頗有成效。蘇聯軍事顧問團撰寫的關於武漢會戰的總結報告中，有如下內容：

「軍官和將軍的戰役戰術素養有了提高。軍隊學會了頑強防禦和對敵人實施猛烈的突襲。……在徐州戰役中，日軍各部隊的戰術推進速度為每晝夜10~20公里，而在武漢戰役中則不超過2~3公里。戰役範圍的推進速度下降更多。

如果說日本人在戰爭第一年推進了1100公里，那麼在第二年上半年推進不足300公里。戰鬥損失也能說明中國軍隊作戰技能的提高。如果說在滬寧戰役中，中國軍隊與日軍的損失之比是5：1，那麼在武漢戰役中彼此損失相當。

」

九戰區能夠

秉承上述戰術宗旨，

依據本戰區的交通、地理、軍隊的具體情形，落實為「天爐戰法」

，亦與以趙子立（黃埔六期，1938年陸軍大學畢業）為代表的一批經過正規陸軍大學培訓的戰區參謀的作業，有直接關係。

這些參謀曾將這套戰法命名為「爭取外翼、後退決戰」。

著名的「萬家嶺大捷」和第三次長沙會戰，均是遵循該戰法而取勝。

因此兩役，趙子立獲授兩枚青天白日勳章，且得到蔣介石的特別青睞。第三次長沙會戰後，蔣親臨長沙，指名接見趙子立，並與之合影留念。稍後，更破格提拔其為第九戰區參謀長，時年僅34歲，乃是當時最年輕的戰區參謀長。

「爭取外翼、後退決戰」這一戰法，特別針對日軍「進攻第一」，「包圍第一」的作戰精神。其核心思想是：

「只有『爭取外翼』才能包圍敵人，擊破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包圍、所擊破。只有『後退決戰』，才能變被動為主動，變劣勢為優勢。」

據趙披露：

「第一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是一個作戰計劃，第三次長沙會戰、第四次長沙會戰是另一個作戰計劃。這兩個計劃大同小異，其立案精神，都是『後退決戰』和『爭取外翼』。……如一九三九年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之交的第三次長沙會戰，對這兩個要求，都做到了，所以仗就打的好些；一九四一年第二次長沙會戰，沒有能做好『爭取外線』，就付出了巨大代價；一九四四年第四次長沙會戰，沒有做到『後退決戰』(敵人的兵力大了，後退的距離不夠了)，就被打得一敗塗地，長沙被敵佔領。」

因九戰區與六戰區擔負著拱衛重慶的重任，故在「參謀制度」的建設上，能得到來自軍委會更多的照顧，仗也就打得好些。其他戰區沒有這樣的照顧，仗也就打得差些。

總體來說，抗戰期間的國軍，並未完成軍隊的國家化，部隊長官的私心與參謀人員的中央色彩之間，常發生衝突（如張發奎之第四戰區）。主官擅自撤換參謀長，參謀長與主官無法共事而自行離職的事情，乃家常便飯，最後往往須由蔣介石親自出面干預。加之參謀人才培養耗時，數量不足——陸軍大學在戰前10年僅培養了不足2000名參謀人才——所以，至抗戰結束，國軍仍僅在戰區長官部和集團軍司令部這一層次建立起了較為簡陋的參謀體系。再往下，則誠如蘇聯顧問所言：

「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明其妙。」

圖：左，第三次長沙會戰後，蔣介石與九戰區參謀團核心趙子立合影；右，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

參考資料：

蔣介石：《對於整軍會議各案之指示》，1944年8月18日出席黃山整軍會議時的講話。

張瑞德：《抗戰時期國軍的參謀人員》，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4期下冊。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陸軍大學》，收錄於《中國重慶抗戰陪都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

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

趙子立：《武漢會戰及贛北之役》。

趙子立、王光倫：《上高會戰之敵我態勢》。

趙子立、王光倫：《長衡戰役》。

趙子立、王光倫：《以「後退決戰、爭取外線」取得會戰勝利》。

趙子立：《略述武漢保衛戰中的德安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長衡戰役始末及第4軍軍長之死真相》。

伍立楊：《不懂幕僚就不懂民國》，遼寧教育出版社，2011。

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 國民黨陸軍總司令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

蔣介石，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一），1938年11月25日。

蔣介石，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二），1938年11月26日。

蔣介石，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三），1938年11月27日。

蔣介石，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四），1938年11月28日。

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述》。

（俄）卡利亞金，《著陌生的道路 1938-1939 一位蘇聯駐中國軍事顧問的筆記》，解放軍出版社，2013，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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