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中國第一位現代考古學家
作者 孫瑩瑩
他與徐志摩是性情不同但友誼深厚的同窗好友；他年紀輕輕便與清華國學四大導師共事；國難之時他與傅斯年等人在李庄同舟共濟。這個被張光直稱作「中國考古學之父」的人物，就是我國第一位現代考古學家，也是我國最早獨立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李濟。
湖北的童年歲月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濟出生於湖北中部的鐘祥縣雙井街，小城不大，但歷史深厚。現代考古和歷史學者通過實地考察和對《楚居》等資料的研究認為，「湫郢」位於今湖北鍾祥縣城以北、漢水東岸一帶，並推測「疆郢」當在今宜城南部靠近鍾祥的位置，即鍾祥很可能就是楚郢都所在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李濟雖然一生奔波，童年離開湖北後就少有回鄉的時候，但是湖北歲月依然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幼年時期的啟蒙也成就了後來的他。
李濟出生於一個讀書人家，父親李權，號「郢客」，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教家館補貼家用，後成為當地頗有名氣的先生。不過李權可能秉著孟子「易子而教」的古訓，並沒有讓李濟跟從自己學習，而是在李濟四歲的時候就把他交給自己的表弟教育。在李濟的回憶里，他四歲入書房，跟隨表叔念書。「那時候，家裡人有一個很奇怪的理想，他們說小孩子初念書的時候，要揀那些難的給他念，然後再給他容易的，他的進步比平常就快多了。」因此李濟啟蒙的時候不念「人之初」，而是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四書」念完了繼續的不是《詩經》而是《周禮》。這件事他記得很清楚，並稱這完全是父親一個人的主張。這種違背習慣的做法讓很多親友疑惑，不過也使李濟在不到10歲就意識到：「我不再是科舉時代的秀才候補人了」。9歲的李濟插班鍾祥縣高等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湖北的新式教育對李濟的成長影響很大，他漸漸覺得念書並不是件很苦的事情。回憶新學對他幼年的影響，他說，「我到了九歲的時候，尚不能提筆寫一封簡單的家信，上了新學，便有機會學格致、體操、英文這些新玩意兒。」
1907年，李權得了七品文官，留在皇宮內務府聽任，李家老小也一同遷往北京。這一走改變了李濟的命運，他在《我的初學時代—留學前所受的教育》中提到：「與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記得我並不算什麼特別聰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這些幼年朋友們，大半像洪濤中的砂礫一樣，我卻幸運地被包工的運送到建築場所，構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屬在一個大建築的小角落上。」自此，李濟開始了一段新的歲月。
斬不斷的故鄉情
李濟很小就離開湖北，在北京接受清華學堂的教育，在成年後一直忙於出國學習、考古調研等事，之後又由於戰亂等因素一直四處奔波，對於故鄉也無暇顧及太多，但是一些小事情還是顯露出他內心對故鄉的無法割捨。
初到北京的李濟還說著一口湖北土話，還叫著幼時的名字「李順井」，進入一所湖北人在京開辦的江漢學堂念書，一方面不離過去的氛圍，另一方面又可以熟悉新環境。李濟隨家人住在廠甸附近的達子營16號，周邊住有不少湖北人，湖北會館—禹王宮就在附近。半年後，李濟考入了當時中國最好的中學—五城中學，15歲時考入清華學堂開始了為期7年半的清華歲月。李濟開始說著越來越標準的普通話，那個土氣的湖北少年「李順井」把名字也改為「李濟」，字「濟之」。
1918年，22歲的李濟在清華高等科畢業，入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讀心理學，後又攻讀人口學研究生，1920年進入哈佛大學讀人類學。兩年後，在美國人類學年會上作《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的報告，得到很多美國學者的認可。1923年，李濟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年歸國就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秋末，赴河南新鄭作考古調查。1924年，28歲的李濟赴故鄉湖北作體質人類學調查。次年8月，在中國科學社作《湖北人種測量之結果》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李濟特別感謝了武昌師範學校張春霆校長和武昌中華大學陳叔澄校長。報告解釋了在湖北測量調查的原因，「十八省中總有一省我是第一要去的。北方几省有一個協和醫學校的許大夫在我之先起首量了；南方太遠，當然是到中部去。碰巧湖北是我的故鄉，容易得相幫的人，容易接洽，所以就選了湖北。」言語之中可以看出李濟雖然在京多年，又遊學在美數載，但是對於湖北還是有著不一樣的感情的。
1926年，李濟與袁復禮一同赴山西夏縣進行兩次考古活動，對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採取「劈蔥式」發掘與「三點記載法」和「層疊式記載法」，這種方法被李濟稱為「刮地皮法」，至今仍是考古界的基本通用法則。這次發掘是中國人第一次自己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李濟次年撰寫並發表《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發掘報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在丁文江、楊杏佛、李四光等人的推薦下，李濟加入了傅斯年領導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擔任考古組主任，一直到其去世都沒離開過中研院考古組。1929年，李濟會晤董作賓，提出了董對殷墟第一次考古發掘的失誤，主持安陽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發掘，主編出版《安陽發掘報告》。1930年，李濟在學生吳金鼎的邀請下，參與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發現了龍山文化，解決了中國文化源流問題，破除了中國文化西來說，這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相關研究引起全世界的重視。其後十餘年，李濟一直參與關注著安陽考古發掘，去了台灣後也依然對安陽念念不忘。
全面抗戰期間，李四光被民國政府選定為湖北省參議會副議長，李濟被選為湖北省參議員（一說是李四光推薦），當時被社會上美稱為學術界的「湖北二李」，但李濟好像從未出席過會議。不過在台灣確實有一張模糊不清的「當選證書」，上面模糊的字跡和林森、孔祥熙簽字的印章，彷彿訴說著一個在外漂泊多年的湖北伢子的根。
在大陸的最後幾年裡，李濟曾應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之邀，與北大校長鬍適聯袂赴武漢講學。《胡適日記》中記載：「1948年10月1日早七點出門，邀了李濟之同到國際聯歡社，與周鯁生，熊□□同到招商局碼頭，搭小火輪上江泰輪船。」李濟分別在武昌和漢口作了兩次演講，題目分別是《青銅時代之初期》和《日本一個月》。在武漢大學演講時，武大的大禮堂擠滿了人，校長周鯁生致辭：「我們今天請來了兩位貴賓，一位是北大校長鬍適先生，姓胡名適字適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姓李名濟字濟之。他們兩位的名和字是不謀而合啊……我對考古學是一竅不通，好在胡適校長是無所不通，現在就請他代勞給大家介紹一下李濟之教授。」這段故事也被曾昆吾、王孔旭記錄，載在《武漢大學校友通訊》里。然而就在這次愉快的學術之旅後不久，李濟便隨史語所遷往台灣，長期滯留在台灣，斷絕了與大陸的往來。
台灣「最後的學閥」
李敖曾寫文鞭笞李濟，在文章中雖表達了對李濟的不滿，卻稱李濟是「最後一個迷人的重量級的學閥」，可見李濟在學術上應當是一個鑽研至深、要求彌高的人，連討厭他的人都無法在學術上否定他。初到台灣，國民黨自身也不穩定，無暇顧及學術人士，史語所在1949年搬到了楊梅火車站，在悶熱的庫房裡運來的資料尚不能開箱，研究一度中斷，生活上也飽受困苦。沒有田野工作可做，李濟就研究豫北出土的戈戟一類的兵器，撰寫了數篇相關的文章。後來逐漸接受現實，率領台大歷史系和史語所數人遷往台中瑞岩，作泰雅人的體質人類學調查。
等到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時，情況有了改善，李濟創辦了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併兼任系主任。在李濟的主持下，台大的考古人類學重現生機，繼續開展對日據時代以來台灣考古學研究，同時開展對殷墟的考古學研究，還積極從事對台灣全島的文化人類學研究，進行田野考察。
1950年，傅斯年突發腦溢血去世，史語所群龍無首，隨後幾年又是台灣歷史上的白色恐怖時期，借書都要受到控制，大陸學人的著作都不能看。唯一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招收了多位優秀的新生，如首屆的李亦園、唐美君，第二屆的張光直、林明漢、任先民。李濟也是十分欣喜能培養出像張光直和李亦園這樣優秀的學生的，這些優秀的弟子也不負恩師的期望，撐起了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研究的一片天。學生們眼中的李濟如同家長，嚴厲得讓人有些害怕，卻又感謝他敬服他。
1953年，李濟創辦了台大《考古人類學刊》。1954年，史語所終於落成於台北南港，告別漂泊的歲月和簡陋的楊梅小鎮，相關研究也回歸正途。隨後幾年的「中研院」院長數次變更，李濟曾兩度代理院長。李濟在50年代發表了《殷墟器物甲編》，出版了英文本《中國文明的開始》，撰寫了多篇關於殷墟器物的論著。60年代初主持編纂《侯家莊》，與美國專家合作編寫《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共5冊，於1972年全部出齊。1965年李濟70歲壽辰時，學術界同仁出版了《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古稀之年的李濟筆耕不輟，先是赴舊金山參加亞洲藝術讀者討論會，後赴澳洲及北美講學，發表了《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1972年，李濟主編的《中國上古史》第一冊出版，其去世後四冊出齊。
李濟大半生都圍繞著殷墟考古，自他1949年赴台到1979年去世，一直在台灣研究殷墟的發掘報告和研究報告。80歲的他撰寫畢生最後一部學術專著《Anyang》，欲向世界介紹安陽，因此他選擇用英文來寫。用平實的語言講述15次安陽發掘的經過，歷時兩年時間，於1977年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面世後影響廣泛，成為多所大學講授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考古學課程的必備參考書。然而，由於李濟對於海峽彼岸的考古情況逐漸陌生，寫作《Anyang》時資料匱乏，不免有所遺漏和遺憾。1979年8月1日，李濟先生安然離世，這一天恰好是他創辦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30周年紀念日。
現在，台灣大學的校園裡佇立著李濟先生的半身銅像，該銅像的雕塑者在了解了李濟的一生後深深折服，分文未取，並覺得雕塑不足以表達敬意因此不願留名。縱觀李濟一生，幼年在鄂，青年居京，求學國外數載，戰時漂泊西南，最後隨史語所遷往台灣，窮其所有，為考古學界留下一抹艷麗的色彩。
責任編輯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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