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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意臨」以及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

關於「意臨」以及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

讀陳忠康《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一書,既回答了我之前「為何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的疑問,在該書的第五章,「以刻帖為範本的書法學習」又再次回答了為何「尚意」書風在 宋元後代出現以及關於「意臨」的種種起源等等,尤其是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對於學書者如我諸多啟發。

關於「意臨」以及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

言歸正傳,該筆記將從「意臨」出現的環境、觀點、以及具體處理方式三個方面進行整理,為自己以及各位學書者參考。

首先,從「墨跡到刻本」變化為「意臨」的出現形成了土壤,也為「墨跡」與「拓本」的優劣選擇提出來問題。

「唐代以前的書法學習以師徒相授為主,由於此時範本複製的數量與技術限制,師者自書範字以充當範本,並往往有口訣相授。自宋以來,隨著刻帖之風的興盛,範本製作的主流則被鎖定為刻帖方式,其物質形態為拓本(又稱打本、墨本、蛻本、脫本)。此中方式一直持續到清末明初,隨著西方照相製版印刷術的傳入,拓本才逐漸被印刷本所代替。」關於拓本在宋代的盛行,《經典的複製與傳播》一書如是闡述。

在此基礎上,這種由「墨本」向「刻本」的轉換過程中,我們可視之為「藝術信息不斷損失的過程、也是藝術信息變異或者增加的過程。」

但是從晉到宋人,真跡流傳的稀缺,學書者只能依賴刻本,所以有「書法殆絕」的說法,因為「不見真墨故也」。對於面對刻本的糾結,以及學習中看到刻本與墨跡的落差,我們可以從解縉的學書經歷中窺探一二。

「余少是學書,得古之斷碑遺碣,效其布置形似,自以為至也。間有諛之曰:此之古碑刻,如燭取影,殆逼其真。則又喜自負,聞有談用筆之法者,未免非而不信也。及稍長,見古人之真跡,雖毫髮運轉,皆遒勁蒼潤,如畫沙剖玉,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布置之外,尤不可昧而少之也。」

這裡如解縉所描述的落差,應該在宋明以後屬於書法學習者的普遍現象。另外著名的還有,董其昌所說的「必參活句,不參死句」,「死句」就是對於刻帖的貶抑。

在此基礎上,宋元之後人對臨帖出現了本質的變化,即我們所說的意臨的出現。

其次,從「逼真」到「意臨」轉變。

對於宋人拓本的學習態度,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梳理。

第一、 辯證學習之說,代表人物,趙宦光。比起董其昌的「死句」之說,趙宦光的觀點相對辯證和務實,趙的觀點如下:

善書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嘗寫一字。名家亦有但貴墨跡而不貴拓本者,此正不知好者也。墨跡固佳,不可得,而善帖為稀世之寶也。善拓又不可得,而善拓亦不可缺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藏墨跡,或一貼不具,則刻本終不可少也,如是鑒賞,讓是好古,方式知書,方是識去取,方式識好惡,不然皆浮慕也。」

肯定「善帖善拓」的可取之處,主張單純的「崇好墨跡」為浮慕。

第二、否定之說,代表人物。米芾、董其昌。米芾直言「石刻不可學」,董其昌直接拋出「活句死句」說。董的觀點如下:

「禪家亦云,必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唯晉唐人真跡具有三味。其鐫刻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

再次,學書者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學習關係

因為米芾、趙宦光、董其昌等人對於「墨跡」與「拓本」的不斷辯論,於是催生「意臨」一說,後來白謙慎直接將董其昌倡導的臨寫之說稱之為「臆造性臨書」。在此,在具體指導學書者如何臨習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兩種觀點和趨勢。

關於「意臨」以及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

第一、「作真跡想」。該觀點的來源是趙宦光,他說:「凡臨仿拓本,要須做真跡想,臨仿後人鐫刻,要須做古人佳帖想。」對此,董其昌的方法是「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仿古帖,既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佁之誚、方契斫輪之意」。

沿著近代,啟動先生的「透過刀鋒看筆鋒」一說,名重一時,也是該說的延續。

第二、真跡與拓本各司其職。清代馮班可謂此說定格:「二王法帖,只是影子,唯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一言蔽之,就是從「墨跡」學用筆,用拓本碑刻學「結字」。後來清人重考據之學,傅山、王鐸可謂是此說集大成和偉大的實踐者,王鐸終身臨閣帖,而後又「三王」之稱,可見一斑。

馮錯

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

關於「意臨」以及如何處理「墨跡」與「拓本」的關係


附:為什麼「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

讀書習字,總有很多疑問,近日讀陳忠康老師《經典的複製與傳承》,發現其實很多問題古人回答早已盡善,如為何「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一問,楊士驄和朱履貞分別從歷史、技術、材料層面皆予以回答。

關於「碑非唐不可」,楊士驄有筆記:「蓋碑莫重於石,石惟唐獨佳,美石悉產於西北,士大夫又素重石刻,其幕僚伴使中多擅模刻,故搜羅尤精,筆法亦異,此所以非唐不可。」

關於此,清人朱履貞對於進行了補充,朱有記:「今人言石刻之可觀者,必曰宋拓,蓋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猶為完好,若宋以後,則石質磨泐,筆畫模糊,或經重加刻畫故也。」

關於「帖非宋不可」,楊又說:「帖則石而外,尤重在木,所謂棗木是已。宋時,唐石大者中經喪亂,已不復有,小者所遺尚存一二,而紙墨精過於唐,故重帖而用木。從技術層面,宋人刻帖「鉤後必填,填後復校,非若後人之僅以朱鉤刻之,此所以非宋不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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