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樞 黃啟昌：王夫之的厚商思想與農產品的商品化
原標題：陳先樞 黃啟昌：王夫之的厚商思想與農產品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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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長沙船山祠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開始發生了動搖，「工商皆本論」逐漸成為明清經濟思想的主流。張居正的「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以利農」，黃宗羲的「夫工固聖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等主張都先後為統治者所採納，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王夫之則繼承和發展了這種思想，使其更加理論化和系統化。
王夫之，字而農，衡陽人，是明末清初偉大啟蒙主義思想家，早年就讀於嶽麓書院，其經世之說影響著清朝幾代長沙人。後隱居家鄉衡陽曲蘭石船山下，故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不僅在哲學上發展了「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而且大力倡導「留心經濟之學」，在經濟思想上頗有見樹，成為我國較早論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場調節理論的學者。他認為「商賈負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無以通有無而贍生理」。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從而把過去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簡單論證推進了一大步。在反對封建官僚地主集團的鬥爭中他站在新興商人一邊，指出「懲墨吏，紓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他充分認識到價格對市場供求的調節作用，主張讓市場價格自由漲落，「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祟，則愈騰其貴，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其賤」。他在《黃書》中論述了商業促進「極其瘦薄」的鄉鎮經濟發展，為農民提供「鹽、鮭、布褐、伏臘、酒醬」之類生活資料的社會功能，讚揚了商品流通對社會經濟的重要影響。王夫之還批判了宋明理學提倡的「去人慾，存天理」的不切實際的道德觀，提出「天理」即在「人慾」之中，主張滿足人生的物質要求。他還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之司命」主張發展自耕農經濟等。這些無疑都對清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王夫之的厚商興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區自然經濟逐漸向商品經濟潛變的映證。鴉片戰爭前的長沙社會雖然自然經濟仍佔主導地位，但自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便開始向其反面轉化，成為商品經濟的起點。長沙經濟的這種潛變突出表現為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當時東南各省，「煙戶稠密，需用食米甚多，歷系仰給客米接濟。三五日內容販不到，米價即昂」。這裡所指「客米」，正是長沙及洞庭湖等地區所產的穀米。」准米穀所聚，商販通焉」，長沙米市漸與九江、蕪湖、無錫米市齊名。乾隆（1736－1798）年間，清政府開始實施「輕徭薄賦，加惠商民」的政策，據《清史稿·食貨志》記載，加惠商民政策的側重點有三：一是免徵糧食稅，以使「商賈趨利，挽輸源源接濟」災區，平抑災區糧價；二是整頓稅關，以防法外苛取，克剝商人；三是減輕市稅，如規定「各省及市集落地稅具在府州縣城內，人煙湊集，貿易眾多，且官員易於稽查者，照舊徵稅，不許額外苛索，亦不許重複徵稅；若在分鎮村落則全行禁舉，不許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雖系南明遺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卻對王的思想推崇備至，清巡撫鄭端多次請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統治者實際上贊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減賦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長沙商貿受益匪淺。至乾隆年間，長沙已是湖南僅次於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賈雲集，百貨流通，競爭十分激烈，成為清代四大名鎮之二的漢口鎮、佛山鎮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地。清同治《長沙縣誌》記載了這期間長沙商品流通的盛況：「秋冬之交，淮商載鹽而來，載米而去；其販賣皮幣玉玩好，列肆盈廛，則皆江蘇、山陝、豫章、粵省之客商。……北客西陝，其貨氈皮之屬，南客蘇杭，其貨綾羅古玩之屬，繁華壟斷，由南關內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為盛。」
到嘉慶（1796—1820）年間，長沙城已「帶江十餘里，瞰廓數萬家」，「城內人煙稠密，冠蓋紛壇，閭閻林立，商賈雲連」。清初實行海禁，全國對外貿易的正常發展受到阻礙，但湖南長沙反而受益。因為清政府僅開放廣州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內地的土貨出口，西方的洋貨進口，都須在廣州進行。乾隆年間廣州「人多務賈，與時逐」，「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東西二洋，倏忽千萬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這樣，便在廣州－內地－廣州之間形成了一條商道，長沙則是這條商道的必經之地。因此，長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區之一。南京等地所產的綢緞，「南泛湖湘，越五嶺，舟車四達，悉貿遷之所及耳」，蘇杭一帶相當數量的綢緞正是經過湖南這條商道遠銷東南亞、南洋和歐洲的。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銀來支付貨款。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長沙地區的對外貿易格局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文/陳先樞 黃啟昌
作者：陳先樞 黃啟昌 編輯司馬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