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跟明清的皇帝說「家裡有礦」，會被打板子的

宋朝對礦藏開發有著資本家一樣的熱情，因為礦坑中開採出來的金銀鋼鐵，全都是寶貨。

由於政府鼓勵採礦，宋代的礦場數以萬計，「監務坑井，殆幾萬計」。「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漏網之奸晝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礦石雲涌，爐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蔑遺利矣」。

但到了明清時期，礦冶業卻陷入低俗。明太祖朱元璋對礦業開發顯然不感興趣，曾有「近臣請開銀場」，朱元璋說：「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又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受到朱元璋的訓斥：「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

山東臨淄縣丞王基「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朱元璋「召而詰之曰：『汝雲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將這個王基的官職罷黜了。

王基算是幸運的。廣平府吏王允道進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朱元璋說：「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竟將王允道「杖之，流海外」。

朱元璋之後，萬曆朝之前，朝廷時有礦禁，明成祖朱棣曾「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宣兩朝「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英宗「下詔封坑穴」；景帝亦「嘗封閉」；弘治年間，「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嘉靖初年，「閉大理礦場」；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由於政府頻繁關閉礦場，明王朝的戶部居然多了一項職能：「以封閉密砂礦」 。

直至萬曆年間，迫於財政壓力，「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齣」，皇帝以太監為礦使，派駐各地採礦。從政府對礦產開發的態度來看，這更像是與宋代的「跨代連接」。所不同者，萬曆皇帝的礦使搞得民不聊生，「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礦夫冗役為禍尤烈」。諷刺的是，自萬曆二十五年（1597）至三十三年（1605）八年間，「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平均每年只搜刮到30多萬兩銀。最後，明王朝還是亡於財政潰敗。

繼承明制的清王朝，對採礦同樣缺乏熱情。清初，「國家鑒前代開冶之害，一切銀銅坑，俱封不開」 。康熙年間，有商民請求開採江西鉛錫礦，皇帝給戶部髮指示：「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準行。」記錄此事的清朝文人讚歎說：「大哉王言，洞見萬里矣！」

嘉慶四年（1799），商民潘世恩、蘇廷祿通過給事中明繩投遞呈詞，奏請開採邢台等地的銀鉛礦，結果皇帝震怒，發上諭：潘世恩、蘇廷祿「揣摩迎合，覬覦礦苗，思擅其利，乃敢藉納課為詞，以小民而議及帑項，實屬不安本分。俱著押遞本籍，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毋許出境滋事」。給事中明繩「以開礦事冒昧轉奏，明系商人囑託，冀幸事成分肥，殊屬卑鄙。朕廣開言路，非開言利之路也。聚斂之臣，朕斷不用！」嘉慶十二年（1807），又有商民請開採銀鉛礦，還是受到皇帝責斥：「山場開採，例禁綦嚴，商民等違例營求，不但事不準行，俱有應得罪名。」

此時，英倫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下已經完成了近代化。再過35年，鴉片戰爭即將發生；又過60年，大清王朝的礦務利權盡落列強之手。

明朝學者邱浚分析過「我朝（明朝）坑冶之利比前代（宋代）不及什之一二」的原因：礦藏屬於不可再生資源，挖一個少一個，「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這個分析不無道理，但明王朝（包括清王朝）礦冶不振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此，因為以古人的開採技術，被開發的礦藏只不過是小部分而已，只要積極勘探礦脈，總是能夠發現新的礦藏。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明清政府對礦冶業不感興趣。

礦業開發對傳統國家的近代化轉型有多重要？讓我引述經濟史學者李伯重先生的一段話吧：「雖然一般認為英國的工業革命以紡織業為先導，但實際上在這場革命中起更大作用的卻是重工業的迅猛發展，即所謂煤鐵革命。如果沒有這個煤鐵革命，工業革命是不能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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