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研究】昝濤：歷史與想像：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思想聯繫

原標題：【中土研究】昝濤：歷史與想像：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思想聯繫

昝濤：歷史與想像：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思想聯繫

作者：昝濤，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來源：中東觀察員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文章導讀】

土耳其「襟三洲而帶五海」，扼守亞非歐三大洲的交通咽喉，在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佔據了重要位置。與土耳其的關係更是直接影響了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但如本文所指出的，泛突厥主義、伊斯蘭和現代性，共同影響了當代中國與土耳其的互相認知，使得二者的關係陷入一種微妙的境地中。作者通過追溯唐代以降中國與土耳其對彼此形象的建構，指出這一切的根源在於雙方的互相認知都帶有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色彩。能否最大程度地消解這種觀念上的隔閡，將直接影響中國-土耳其關係的未來走向。

在這篇短文中，筆者無意探討中國和土耳其之間實際發生的經貿或政治關係，毋寧從觀念史的角度，圍繞「歷史與想像」這一主題，選擇不同歷史時期的幾個側面考察和分析土耳其與中國對彼此的形象建構。[1]

「歷史與想像」所對應的分別是史實/事實與觀念/建構。前者或可稱之為客觀現實，後者或可稱之為主觀現實。就人類歷史而言，主觀的或想像的現實已經變得日益重要。[2]本文的「歷史與想像」這一主題，側重於主觀現實層面，也就是更加側重關於現實的觀念、想像及建構這個維度。

背景：並不陌生的突厥

突厥是中古之前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參與者。古代中國對突厥事迹的記載於近代以來的社會而言，除了學術研究的資料價值之外，還是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思想來源，中國與土耳其之間的認知建構無不涉及關於古代「突厥」的知識。

關於「突厥」一詞在中文正史中的最早出現，通常的說法是出現於隋唐時代。涉及突厥的正史多成書於唐代，從唐人所撰史書的行文中不難看出，隋唐之時，突厥並不是一個新近為當時人所了解的群體。[3]

公元630年，著名僧人玄奘從高昌出發一路向西。不久，玄奘以極大的代價翻越了兇險的天山，進入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並在那裡拜訪了西突厥可汗——肆葉護可汗。當時，西突厥汗國對從高昌到波斯的廣闊地區行使有效的控制和管轄權，在規勸玄奘留在碎葉不要再前往印度失敗後，肆葉護可汗贈給玄奘50匹絹作為盤纏，還給他配了一名翻譯，並為玄奘寫了數封國書給沿途的統治者。之後，玄奘又向西到達了撒馬爾罕，[4]並從那裡往南行走，最後抵達了印度。從這個歷史事件可以看出，（西）突厥在當時的內陸亞洲地緣政治現實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也正是在玄奘見西突厥可汗的這一年，唐太宗大敗東突厥。對於突厥人在中國史以及內陸亞洲歷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性，無論是古代的中國史書還是後世的學術研究，都沒有太大的異議。突厥汗國曾與強盛的隋唐帝國並立爭雄，對於後世突厥語不同民族的歷史敘事而言，這一段歷史必然要被濃墨重彩地書寫。與此同時，從歷史記載的豐富性來說，中文史料也是重構這一時期突厥汗國歷史的最重要支撐。中古史家也認為唐代對突厥事迹的記載已經比較完備，《舊唐書·突厥列傳》開篇就說：「突厥之始，啟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 [5]

然而，誠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羅新教授所言，中國史書的記載側重是在東突厥汗國，而與中亞和西亞歷史關係最密切者可能還是西突厥汗國。但為了滿足突厥敘事的「完整性」，現代中亞、西亞突厥語世界的歷史敘述（無論是在民族主義盛期還是其後）統統都要追溯到東突厥帝國（也就是以阿爾泰山為發祥地的古代突厥）。

在羅教授看來，「中國史籍中的突厥，與現代學者所說的古代的突厥語人群，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具體來說就是，「現代社會傾向於以Turk一詞作為突厥語族各人群的通稱，但在古代，它只是一個專門的指稱。在鄂爾渾碑銘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國的統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統治的人群，如烏古斯九姓，就不是Türk」。不管後來的人們如何分類，「沒有任何史料證明或暗示，烏古斯九姓曾經自視或自稱為突厥」。[6]

一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學者則傾向於把匈奴人直接當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公元6世紀建立的「藍突厥帝國」（G kTürk Empire）看成是最早的突厥帝國。[7]

上述現象顯然很符合「歷史與想像」或「史實與建構」這個主題。也就是說，在有了一個大致的突厥歷史和人群之概念的條件下，如何來敘述或建構它們是可以有所選擇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土耳其之間因為歷史記載的關係而被聯繫在了一起，也就是說，因為中國古代的強盛王朝（尤其是隋唐）與強盛的突厥帝國在同一時空下競爭，且漢文史料於此記載頗多，那麼，中國的王朝和歷史記載就成為後世突厥語不同民族也包括西方學者敘述所謂完整的「突厥/土耳其歷史」的重要參照（物）。至於中原王朝如何看待突厥，我們需要將這個問題置於傳統中國的夷狄觀念和華夷秩序觀下來理解。

由於長期的在內陸亞洲歷史上的直接接觸，歷史上的中國人與突厥人之間相互並不陌生。同樣由於中國方面較為詳細的歷史記載的存在，之後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對突厥之人與事並不陌生。到了近代，因為有著「同病相憐」的相似境遇，突厥與中國在歷史上的關聯又將被重新激活和演繹，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提及和類比。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土認知的互構

到了清末，隨著中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一些知識分子尤其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開始重新將突厥（奧斯曼帝國）作為重要的時代參照和對應物提出來。在1898年6月，康有為在《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中提出突厥與中國命運相近，[8]又屬同種。[9]

根據學者的研究，早在康有為撰寫《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之前，徐繼畲就在其《瀛寰志略》中將英文的Turkey譯為「土耳其」，且以此音譯為最正，已經約定俗成為一個規範用詞。但康有為非要舍「土耳其」而用「突厥」，其原因在於康有為跟當時的革命黨人都看重奧斯曼帝國的鏡鑒意義，但彼此的觀點差別很大，革命黨認為土耳其與中國處於相似的發展階段，可謂「同形」，又同樣遭受深重的外患，可謂「同病」。而康有為不止於關注「同病同形」這一面，他更強調的是「同種同類」。康氏曾經很推崇《泰西新史覽要》一書，正是該書中提到，土耳其國「即唐書所稱之突厥也，歷代相傳仍其本名，乃近年來華人之譯書者不明古史，誤譯作土耳基」。這便是康有為在1896年後用「突厥」對譯Turkey的原因。

比較來看，古代正史中史家強調匈奴/突厥在血統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其目的在於建立某種譜繫上聯繫，從而使得中原人陌生的對象不再陌生，也不再恐懼之，以利於經略；但康有為在這裡強調的同種，目的是為了拉近兩個比較對象的距離，使比較更有切近感。[10]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在伊斯坦布爾的遊記就名之為《突厥遊記》也就不奇怪了，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康有為又重新啟用「土耳其」一詞。[11]

對康有為來說，奧斯曼帝國與中國的問題相似，雙方又是同種同類，這樣情況是「鑒戒最切者」。對康有為而言，奧斯曼土耳其人與中國有相同的命運，都是亞洲的病夫：沒有機器，沒有乾淨的水，沒有好的路，沒有鐵路，同樣地無知，沒有現代世界知識，沒有人權，沒有議會，沒有法治，沒有獨立，都是深陷危機。[12]康有為為中國和土耳其之間建立了一種同病相憐的「自家人」的感覺。[13]

相對於改良派提倡君主立憲，革命黨人同樣也以土耳其的例子來論證中國之不可能實行立憲，而欲行立憲必先進行種族革命。早在20世紀初，中國的汪精衛就談到過這個問題：

夫中國之政治現象，與土耳其不同，故土耳其猶可言君主立憲，而中國則必不可，以民族問題為之梗也。[14]

汪精衛所談的背景是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人的革命。

就在改良派和革命黨人縱向求諸歷史、橫向對比自我與他者、建構起一個「同病同形」、「同種同類」的突厥/土耳其之時，奧斯曼帝國也與中國發生了不同形式的聯繫，首先是在這之前接待了阿古柏的信使，並冊封阿古柏為「埃米爾」，此為對中國國家主權之直接侵犯，反映了奧斯曼帝國對泛伊斯蘭主義利用，這一情形為當時的中國大臣所知悉；另外，20世紀初也有一些土耳其人來到東亞，留下了他們的觀感，向其國內報告了東亞的情況，這其中就有他們關於中國的具體看法。

1860～1920年代，在奧斯曼-土耳其是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迅速發展的時代。19世紀60～70年代，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建立了地方政權，並與在伊斯坦布爾的奧斯曼帝國皇帝哈米德二世建立了聯繫，接受其冊封。這一關係反映了泛伊斯蘭主義在奧斯曼帝國的上升，也就是帝國開始利用泛伊斯蘭主義拉攏世界範圍內不同地區的穆斯林，以反帝反殖為名，實際上是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威。

與此同時，在中國方面，正在進行海防與塞防之爭的李鴻章與左宗棠也注意到了土耳其對於新疆問題的介入。1874 年，李鴻章就通過外國報紙和探子得知了這一消息，並在《奏陳方今天下大勢暨分條復陳練兵造船籌餉各事》中，向皇帝彙報了此事，他說:「屢閱外國新聞紙，及西路探報，喀什噶爾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15]左宗棠也得知了這一消息，他在奏議中談道:

喀什噶爾回酋之叛附土耳其，與俄英兩國通商，聞海口已刊入新聞紙。此間尚無聞見。果如新聞紙所言，喀什噶爾附其同教之土耳其，與英俄通商，我既兼顧不遑，無從問及，則將來恢復後，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論。

但左宗棠認為土耳其不足為慮：

至土耳其，即都魯機，國於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爾萬數千里而遙……土耳其國勢分崩離析，非夫寰宇中央之舊矣。[16]

左宗棠其實也意識到了土耳其作為伊斯蘭國家與回民之間的關係。奧斯曼-土耳其人對阿古柏的支持成為後世中國人關於土耳其利用「雙泛」在內陸亞洲推行擴張主義、干預中國內政的一個歷史陰影。至1933年分裂主義勢力在喀什噶爾組織「獨立政府」，國人對於其背後的土耳其因素的認知就更加清晰了。至此，近代土耳其人利用「雙泛」干預中國新疆事務的負面形象已然成型，且影響至今。

在1890～1910年代，有些土耳其人旅行到東亞，據認為其中就有奧斯曼政府派出的間諜，他們在新疆辦學，宣傳泛突厥主義，有的被中國政府抓捕和驅逐。[17]這些人也留下了一些遊記類資料，其中揭示出當時的土耳其穆斯林如何看待東亞。簡單來說就是，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讚賞日本，同時非常鄙視中國。他們認為日本人是好的穆斯林，是東方國家的榜樣，因為它既現代又保持了傳統；而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是骯髒和貧窮的；他們指出，日本人只是不知道自己是穆斯林，但日本很容易變成穆斯林國家。

奧斯曼-土耳其人讚賞日本的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們了解到也看到日本人實現了國家的進步（也就是後世所說的現代化）和強大，日本甚至打敗了曾經強大的中國（1894）和俄國（1905）；二是日本人非常地文明化，尤其是很講究衛生，為人彬彬有禮，非常講究生活的細節；三是日本人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並沒有丟掉自身的傳統，不管是在服飾還是習俗方面，日本人仍然珍視自身的傳統。這幾個原因，使得當時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不僅非常地羨慕日本人，而且從穆斯林的立場對此進行了闡發。

對奧斯曼-土耳其人來說，他們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除了認識到它的先進、強大與文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奧斯曼-土耳其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驕傲，視為東方人和亞洲人的驕傲。同樣面臨列強壓力，同樣在追求現代化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儘管對自身問題的認識非常深刻，但是，並沒有實現日本那樣的進步，尤其是感覺到帝國的問題重重，要達到日本的高度，不是一時半會兒可以實現的。但是，作為自我定位在亞洲和東方的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在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群體意識，那就是，東方人的落後與西方的進步，使得東方民族普遍地處於水深火熱的危機之中，東方人面臨失敗和滅亡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東方人必須團結起來。這種團結，最初是一種泛伊斯蘭主義的主張，即團結起所有的穆斯林來，進行聖戰，對抗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幾乎與此同時，他們發現了日本，就順勢把日本當成了東方人的領袖，認為，只有日本有能力帶領東方人走向進步並戰勝西方人。

這些土耳其人內在地具有一種本質主義的東方性視野，即東方註定是不同於西方的，東方民族可以像日本人一樣通過學習西方，變得更為強大，但不一定必須成為西方那個樣子。他們從日本人那裡看到了希望：一是日本突破了中華文明的世界秩序，這是它本來就隸屬於的那個世界，日本對其完成了突破和超越；二是通過日俄戰爭，作為黃種的、亞洲的和東方的日本人，戰勝了白種的、歐洲的和西方的俄國人，土耳其人對此歡欣鼓舞：日本以實踐證明，東方超越和戰勝西方是可能的。

關於中國，這些奧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記載和斷言。但普遍的感受是，中國大而虛弱，中國人多而散漫，沒有法治，尤其是中國人非常臟，不講究個人衛生，卑瑣又不懂禮貌。這些都與日本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他們對中國不抱希望。[18]

1923年土耳其獨立戰爭的勝利，使得土耳其在中國聲譽鵲起，因為中國正日益陷入軍閥混戰和分裂主義，土耳其的獨立和現代化可以作為中國的榜樣，也有不少的中國先進人士時時拿土耳其做參照談論中國。

1920～1930年代，正是土耳其完成獨立革命並在國父凱末爾領導下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建設現代國家的時期。中國人對於凱末爾的崇拜與宣傳是不遺餘力的，出現了多本（篇）研究、介紹凱末爾的專著和專文。1922 年，《民國日報》就發表過一篇詩歌《祝基瑪爾將軍勝利》，謳歌凱末爾的豐功偉績。[19] 從這首詩歌不難發現，中國以土耳其為榜樣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在於，同認為是弱小民族。土耳其獨立革命的勝利令處于軍閥割據、列強環伺之中的中國先進人士感到羨慕，甚至萌生了效法和追隨土耳其以謀自強的意念。

中國知識分子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對土耳其革命和變革保持了密切的關注。一直以來，在中國也有一些對土耳其民族獨立艷羨不已的知識分子和年輕的歷史學家，表達了對「新土耳其」的敬意。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柳克述撰寫的《新土耳其》。[20]

出於跟柳克述相似的目的，解放前的中國學者對土耳其現代史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相當豐富的研究論著。[21]比如，在1928年，程中行編譯了《土耳其革命史》一書。程氏在該書的「譯者自序」中說：

數年以來，國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國人但憂吾國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協贊成功之原則。是書本旨，雖在鋪陳土耳其革命之事迹，而國人讀是書者，不可不於其成敗之點，反覆三致意焉。[22]

1948年，邊理庭編著了《新土耳其建國史》，在該書第一部分，作者就論證土耳其是黃色人種，其用意很明顯：

……我們說土耳其民族乃是黃色人種的血胤。黃色人種在亞細亞洲的東西兩端，建立了兩個大國家——中華民國與土耳其，東西輝映，為世界人類生色不少。為黃色人種尤其生色不少。[23]

限於篇幅，其他著作不贅述。

在1920～1940年代，土耳其作為中國的榜樣，左派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看法。蔣介石想做中國的凱末爾，民族主義者呼喚中國出現一個凱末爾。[24]共產黨人如瞿秋白、李維漢、惲代英等都曾讚揚過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獨立革命，將其視為世界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強調其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認為同為「病夫」的中國人民應該學習土耳其，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實現獨立與復興。[25]

但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土耳其革命性質的深入認識，尤其是凱末爾黨人迫害土耳其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轉而批評土耳其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革命，沒有改變勞苦大眾的地位。到1920 年代中後期，中共及左翼人士對於凱末爾革命的批評逐漸升級。

1924年，瞿秋白就對凱末爾革命提出了批評。在他看來，凱末爾黨人消除了原先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因素，完全走向了資本主義。[26]1925年國民黨右派戴季陶連續發表文章，反對孫中山制訂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污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瞿秋白就此寫下了其著名的文章《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對戴季陶的反動觀點進行分析批判。在文章中，瞿秋白一方面以土耳其革命的不徹底及土耳其國民黨（共和人民黨）對土耳其共產黨的高壓政策來類比戴季陶的主張，另一方面強調的是，土耳其革命雖然成功，民族主義雖然恢復和廣大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但土耳其人民依然受壓迫，基於此種類比，戴季陶的國民革命主張並不能帶來人民的真正解放。這裡，土耳其被構建為一個反面教材，成為中共批判國民黨人的武器。[27]

凱末爾黨人對土耳其左派的態度和行為也影響到了中國革命。羅福惠在論述蘇俄(聯)對孫中山的援助既遲又少的原因時，特別談到了土耳其民族運動的陰影這個論題。羅文指出，蘇俄(聯)對凱末爾革命給予了道義上、物質上的巨大援助，使得土耳其的民族解放鬥爭很快取得勝利，但土耳其並沒有對蘇俄(聯)一邊倒，反而與蘇發生高加索的領土爭執，並開始迫害共產黨人，這些使得蘇共感到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即使成功，也未必一定能把這一運動轉變或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相反很可能發生分裂。故在1922～1925 年，蘇俄(聯)和共產國際中對援助孫中山的國民黨持謹慎態度，始終擔心他會成為凱末爾第二。[28]

土耳其民族史觀下的突厥與中國

現代土耳其人在族源問題上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內亞想像，而這個想像既要利用漢文史料予以支撐，同時必然地與中國發生歷史的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它在當代仍然需要重新「想像」和構建歷史上中國與突厥的關係。大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中土兩國領導人見面時，土耳其人習慣於說「中土兩國人民在2000年前就是鄰居」之類的話。[29]

土耳其的民族主義敘事不但無法迴避而且還必須著重探討古代突厥的歷史。究其原因來說，主要是由於土耳其人作為一個講突厥語的部落所創建的奧斯曼帝國的繼承者，它在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之後，必然面臨著如何重構自身歷史的問題，這是東方民族主義的通例。

當然，土耳其有其特殊性，筆者在關於土耳其民族主義敘事的研究中曾指出，現代土耳其的民族史觀既有一般民族主義史學的政治性和復古性，同時又植根於土耳其民族的特殊性。[30]土耳其的特殊性在於，如果要追溯當代土耳其民族的歷史淵源，它不可能迴避追溯到內亞的歷史。在庫伯看來，生活在安納托利亞的當代土耳其人，他們還有一個被賦予了故鄉（anayurt）之名的地方，他們對那裡並不熟知，但那是土耳其人時不時在夢中可以轉移思鄉之情的起源地，這也是土耳其官方認可的歷史敘述。[31]

那麼，在土耳其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又是如何被表述的呢？

我們首先來看民族主義盛期（1930～1940年代，也就是凱末爾主義時代）的中國「想像」。這個時期的土耳其提出了一種「土耳其史觀」（Türk Tarih Tezi），該史觀認為，世界上最早的人類出現於中亞，中亞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將自己的偉大文明傳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創造。[32]

土耳其史觀講到了從中亞遷出的土耳其人對世界文明的影響，也講到了仍然留在中亞地區的突厥人的活動。將故鄉確定在中亞地區後，土耳其史觀首先要處理的就是突厥人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因為在中亞及遷徙出來的土耳其人，無論是在地緣政治上還是在歷史記載中，都主要且首先是與中國人發生最密切的關係。

在前述史觀的指導下，土耳其的官方歷史教科書「論證」了土耳其人如何影響中國文明：

在中國沒有一個單一的人種。中國最早的居民來自兩個不同的人種。其中一個是本地人，另一個則是一群來自中亞的、成為高貴階層的、作為文明創造者和戰士的人。實際上，自歷史翻開它的第一頁以來，中國就持續不斷地遭受到侵略與攻擊，這些攻擊總是來自土耳其人。特別是在中國北方，大批的土耳其人就不斷地從最古老的國家中遷徙到這裡來。在中國西部的甘肅省，今天被稱為中國人的數百萬人，還保留著單純的土耳其因素。

……

中國的政治史是從「五帝」時代開始的。其中的第一個皇帝就是伏曦。是伏曦首次把中國組成了一個國家來管理。五帝時代在中國統治的是公元前3000年前。伏曦出生在中國甘肅。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就進入到此地，並定居下來。[33]

他們又用類似的方法來說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創立者都是土耳其人，連秦始皇也是土耳其人。在寫到漢朝的時候，沒有辦法證明漢朝皇帝也是土耳其人，他們就把邏輯轉移到「中外」關係上，說：

中國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匈奴帝國。……中國受到極大的壓力和摧殘。[34]……公元3世紀以後，中國處於不同的土耳其國家以及成吉思汗的統治之下。14世紀，一個本土的領袖創建了一個王朝（明朝）。它終結了成吉思汗的國家。[35]

在土耳其人的歷史敘述中，直到今天，都將匈奴的歷史作為突厥人或土耳其人的歷史來對待，而且認為匈奴帝國是突厥人建立的最早的國家。193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中說：

突厥人在很久以前的不同歷史時期從中亞遷出，在不同大陸上建立了很多國家，類似地，留在故鄉的那些突厥人也在不同時期建立了名稱不同的國家。這其中所知歷史最為古老的就是亞洲匈奴人-突厥帝國。[36]

到了21世紀，土耳其人的歷史教科書中是這樣表述的：

中亞所知最早的有組織的突厥國家是匈奴人建立的。他們是藍突厥人和回紇人的祖先。匈奴人在公元前3世紀強大起來。匈奴人是其鄰居尤其是中國人感到害怕的力量。[37]

在民族主義極盛時期，土耳其史觀強調，從文明的角度來說，那些因乾旱而遷徙的土耳其人在東方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文明，而且為中國文明的發達和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38]土耳其人賦予匈奴的幾個特徵值得指出來，那就是歷史悠久、文明、強大且令中國害怕。在193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中，土耳其人強調了匈奴在法律、商業、政治組織等方面的先進性，尤其是提到，「中國人從匈奴文明受益良多。中國最早的曆法就是從突厥人的」。[39]在21世紀的歷史教科書中，土耳其人強調了突厥人與中國關係十分密切而且不斷地發生戰爭，在文化上，土耳其人將馬文化傳給了中國，並在天崇拜方面影響了中國文化。[40]

簡單總結一下，在土耳其人的歷史觀中，不單是將中國漢文史籍所重點記載的東突厥帝國作為整個突厥歷史的重要部分，而且還將在漢文史籍中被多樣化了的突厥起源進行了「整齊劃一」，製造了從匈奴到拓跋再到突厥、回紇的敘事線索，從而將土耳其的民族歷史直接上訴到內亞歷史上的匈奴人，由此，匈奴人也就成了匈奴-突厥人。這些內亞游牧民族長期競爭的對象就是中國的中原王朝，因此，在土耳其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中，它總是要首先處理中國，在其脈絡中，中國成為經常被攻擊的、只有防禦能力的對象，而且在文明上，中國也向土耳其人的不同祖先學得了很多。從這個例子也不難看出，任何國家的民族歷史難免都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

那麼，對於相似的問題，中國人又是怎麼看的呢？前述羅新教授已經指出，中國歷史記載的突厥之範疇非常狹窄，與國際上尤其是土耳其將突厥泛化的傾向不同，中國傾向於將突厥做專門化的處理。薛宗正指出：突厥是一種民族專稱，而非民族泛稱，「突厥」一詞的概念應嚴格限定在儒尼碑文中以阿史那氏為核心的藍突厥，它是一個歷史地產生、歷史地消亡了的古代民族。「六至八世紀乃突厥民族最為活躍的時期，八世紀以後，東、西突厥的汗統都已斷絕。……阿史那氏統率的突厥殘部雖仍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但已不復是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了。至遲於十一世紀，東、西兩大支突厥部落相繼消失了。其後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稱，與之混血，開始了新的歷史航程。」[41]

薛宗正曾批評了國外學者的觀點，他指出，西方學者的共同弱點是：

……以語言學的優勢掩蓋了歷史學的劣勢，過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獻而黯於漢文史料，結果導致突厥外延的無限擴大與突厥史研究範圍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個有其明確限定的歷史古族名稱，而是泛指西至韃靼尼爾海峽，東至河西走廊的龐大突厥語族，甚至變成連歷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內的北亞中亞游牧民族的共名。這一理解是根本錯誤的，我們不應盲從，而應批判地對待。[42]

薛氏指出，突厥民族與突厥語族是有明確區別的兩個範疇，而西方學者卻通過所謂的「突厥學」研究（薛氏不承認突厥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混淆了這兩個範疇，「以語言學研究頂替和取代了歷史學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語族諸族皆為突厥的後裔，擁有共同歷史，共同文化的錯誤結論」，客觀上為泛突厥主義提供了思想上的來源，各國的泛突厥主義者一直利用突厥學歪曲歷史。而實際上，「歷史上的突厥民族同現今世界上的突厥語族完全是兩回事，前者並非後者的共同祖先，後者亦非前者的直系後裔，二者的聯繫只不過是語言族屬關係相近而已。」[43]

事實上，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並不直接的史觀交鋒，而其背後的政治原因是明確的，即關於泛突厥主義的問題。[44]

在當代，泛突厥主義、伊斯蘭和現代性共同影響著土耳其對中國的想像與認知。中國人提起土耳其會想起古代的突厥和當代的新疆問題，當然也包括土耳其足球、肚皮舞，等等。在信息化的時代，這些元素的影響會呈現共時性，使得國人對土耳其的歷史和現實的認知與想像呈現更加多元的特性。但不論何時，自古以來，中國在突厥/土耳其問題上的觀念，當然也包括土耳其人關於中國的觀念，都難免帶有自我中心主義的特點。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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