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 聖愚文化——俄羅斯文化的真正底色與民族性
原標題：蘆笛 | 聖愚文化——俄羅斯文化的真正底色與民族性
聖愚文化最嚴重的惡果，還是它哺育出了俄國知識份子一種畸形的「辯證道德觀」。如前所述，在那些「神聖的瘋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醜惡骯臟和美好聖潔、謙卑與橫暴、忠於傳統與背棄社會人倫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諧地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習慣了這種弔詭現象的俄國人，自然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價值觀，亦即把罪孽視為美德，把殺戮當成催生，把破壞視為建設，把自虐視為犧牲，把苦難視為洗禮……
在不列顛空戰期間，丘吉爾在國會發表演說，留下了世代傳頌的名言：
「在人類衝突的戰場上，從未有過這麼多的人欠了這麼少的人這麼多的情。」
這話是什麼意思？不列顛空戰是在英國上空爭奪制空權的戰爭。如果德國空軍摧毀英國空軍，則千軍萬馬就要跨過海洋，去解放台灣，而英國根本抵擋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線生機，就系在一小撮空軍兒郎身上。這種先例在歷史上還從未有過。
我看俄羅斯文化也就是這麼回事，從未見過哪個別的文盲國家靠一小撮貴族創造出一種如此精緻絕倫的文化來，以致它掩蓋了無邊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錯覺，使得人們普遍認為俄國是個文明國家，卻不知道真實俄國其實有兩個：櫥窗俄國與農村俄國，而一般人只看見了櫥窗里的那個。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窮兵黷武、擴張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它同時也是典型的一窮二白的泥足巨人，無論是政治、經濟、工業、科技、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都極度落後。它是一個為膚淺西化包裝起來的原始農業國，資本主義從未有過充分發展的機會。絕大部分俄國人民是文盲農民，實行的是一種無比原始古老落後的生活方式。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俄羅斯文化完全是從西方斷斷續續引進的，基本屬於占人口比例極小的貴族。俄羅斯的文化巨人諸如格林卡、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從小接受歐化教育的貴族，他們的作品與俄國平民實在沒什麼相干，並不為文盲大眾理解和欣賞，這是連列寧都承認的。這和中國都還是兩回事，中國的文化基本還是平民而非貴族創造的。
這種本質上是舶來的俄羅斯文化，雖然達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時間、空間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極度不均，可以說基本上是一種移植文化，雖然受到原始野蠻的草根文化的浸潤和影響，但並不曾深入宿主龐大的軀體深處。在時間維度上，俄國文化精品都是十九世紀創作出來的，此前是一片蠻荒，俄國人的「古典作品」其實是近代作品。在空間維度上，革命前的俄國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幾個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則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幾個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與廣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實的俄羅斯人的生活，還是《靜靜的頓河》、《頓河故事》上描寫的那些野獸風情，其中公公強姦兒媳成了生活常規。
這種奇特的文化風景，很像後來搞的「櫥窗文化」，亦即只開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賓窺視，讓他們看到與內地大眾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雖然沙皇並未有意這麼做，然而為大眾熟悉的俄羅斯文化實際上就是一種櫥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作了淺表西化鍍金的實行亞細亞生產方式原始農業國。人們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輝的歐洲文化金層，卻沒看見那薄薄的金層遮蓋的原始落後野蠻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櫥窗里的擺設實在太精美。令人難以思議的是，在極短的時段和極有限的空間中，俄國的大師們卻創造出了一系列不遜於歐洲任何一個大師的傑作。中國讀者為之神迷心醉之餘，常常誤以為俄國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國家。這說來也不足為奇。就連西方左派（liberals）都還以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員們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國農民，何況是沒到過俄國的中國讀者們？他們不知道，其實他們若真是熟悉俄羅斯文化，光看看俄國大畫家列賓筆下描繪的俄羅斯風情，便不難看出那國家是何等貧窮、落後與野蠻：
列賓畫作：伏爾加河上的縴夫
列賓畫作：庫爾斯克省的復活節遊行
列賓畫作：查巴羅伊哥薩克給土耳其蘇丹寫回信
張國燾一九二二年去俄國時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
「最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般俄國人，不管他們抱有那一種的思想，都不免帶有舊的習氣。他們衣衫襤褸、不講衛生的習慣、說話沒有禮貌的粗獷態度，都與落後地區的民族情況相似，在革命後似乎並沒有甚麼改進。有些自命為俄國的文明人，往往訕笑中國人的迂緩習性。其實，俄國人的習性也一樣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這一點而論，例如排隊去取開水等，俄國人比中國一般人亂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愛收小費與作威作福的狀態卻不亞於中國的一般胥吏。」
他還是只在相對發達的鐵路沿線上觀察，俄國人的野蠻習性仍然給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國內地農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驚。
實際上，熔鑄了俄羅斯民族性格的，與其說是櫥窗俄國里的精美擺設，莫如說是農村俄國那獨一無二的草根文化——聖愚文化。
所謂「聖愚」，俄文為「юродивый」，英文維基百科翻譯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為「為基督而犯傻」；美國學者湯普遜（Ewa M. Thompson）譯為「Holy fool」，意為「神聖的傻子」。據學者考證，它產生於十一世紀基輔羅斯時代，盛行於十六—十七世紀。美國學者湯普遜認為它來源於東方的薩滿教，但俄國和西方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及社會學家則認為它來源於拜占庭的愚人傳統，隨東正教的傳入而產生。 論行為怪誕反常，聖愚們有點像中國晉朝的「竹林七賢」，但與後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著濃厚的宗教背景。聖愚們多是文盲，衣衫襤褸骯髒，到處流浪，喜歡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處發瘋發癲，狂呼亂叫，胡言亂語，發出預言，甚至咒罵行人或看客。這些怪物卻普遍受到社會尊崇，既被視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視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預言未來，並為人禳災治病。
這種現象在落後愚昧社會中並不鮮見，罕見的是，這種隱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中，反映在俄羅斯文學、繪畫等各個藝術領域裡，構成了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響了俄羅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來，俄羅斯獨特的聖愚文化以及它對俄羅斯民族性格與心態的影響，日益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美國學者湯普遜認為，聖愚的行為包括了五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純潔-污穢，傳統-無根，溫順-強橫，崇敬—嘲諷 。這意思是說，聖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穢，內心純潔，即使是行為不檢，酗酒縱慾，仍然可以被人視為聖潔；他們代表著俄國文化的傳統，卻又居於體制外，到處流浪，因而無根；他們既謙卑溫順，卻又對其討厭的人強橫粗魯；人們對聖愚既崇敬又嘲諷。
而這恰是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觀察到：「在俄羅斯民眾的身上可以發現諸多矛盾的特性：專制理念、膨脹的國家意識，和無政府主義、恣意妄為；殘酷、暴力傾向，和善良、人性、溫和； 信奉禮儀，和尋求真理； 個人主義、敏銳的個性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我吹噓，和普濟主義、全人類理念；末世—彌賽亞宗教觀，和表面的虔誠；對上帝的尋求，和戰鬥的無神論；謙遜和放肆；奴性和反抗。」
類似地，俄國作家什緬廖夫觀察到，俄國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歡走極端的意思。這種喜歡走極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傾向、完美主義、缺乏克制的傾向被傳統歸結為俄國人最突出的特點，並常被人們提起。兩位俄國學者研究成語表達時注意到，俄語有一種所謂「離心排斥」現象，而走極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調和的品格統一在一起的東西。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羅斯民族性格與聖愚行為的高度一致性，從而認為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極端性、非理性、神秘主義、無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對彼岸世界的追求、對苦難的獨特態度等，都與聖愚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還從俄羅斯大師們創造的多個文學角色中證認了聖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
這些說法都很有見地，然而竊以為，聖愚文化最嚴重的惡果，還是它哺育出了俄國知識份子一種畸形的「辯證道德觀」。如前所述，在那些「神聖的瘋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醜惡骯臟和美好聖潔、謙卑與橫暴、忠於傳統與背棄社會人倫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諧地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習慣了這種弔詭現象的俄國人，自然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價值觀，亦即把罪孽視為美德，把殺戮當成催生，把破壞視為建設，把自虐視為犧牲，把苦難視為洗禮……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國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發展出一種「馬蹄鐵現象」，亦即把道德的兩極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國知識份子們傾向於把文明世界認為是邪惡的行為神聖化，使之化為宗教式美德，變成他們個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這種奇特的道德觀良心觀再與俄國文化中固有的普濟主義與全人類理念結合起來，便不難發展為後來的「共產主義道德觀」。
以此透視俄羅斯文學，則不難明白俄羅斯文化與俄羅斯性格之間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識份子極度敏銳的良心與令人瞠目結舌的全民殘暴之間的強烈反差。一位網人曾引用恰達耶夫《哲學書簡》上對俄羅斯民族的批判，認為俄羅斯知識份子深具自省意識，說明這樣的民族已經開始脫離野蠻，走向文明。他這話說出了我青年時代的一個困惑：為什麼這樣一個知識份子深具自省意識的民族，還會墮為世界上最邪惡的民族，給人類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呢？
熟悉俄羅斯文學的讀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點，是作者無比敏銳的良心與深重的社會責任感，尤以托爾斯泰為然。托爾斯泰深受盧梭《懺悔錄》的影響（他曾稱盧梭為「十八世紀歐洲的良心」）。他創作的主人公列文與聶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時時在內心無情地剖析自己，並把內心深處的每個骯臟念頭公諸於世，似乎有一種內心的煎熬逼迫他們這麼做。列文曾在婚後把自己的日記交給吉蒂，後者讀後無比震驚與困惑。她滿面淚痕地把日記交還給列文，說她不需要知道這些，請他不要再用這種事困擾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爾斯泰甚至在親人去世的時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種時刻，仍然怕在別人眼中顯得不夠沉痛，因此就連他的悲傷也有虛偽的成份！
這種內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種心理分析。陀氏的書似乎可以視為心理分析的病例記錄，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開創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死屋手記》、《地下室手記》、《白痴》等巨著中那難以穿透的凄涼、絕望、陰鬱與沉重，讀者不難感受到他那為苦難磨銳了的良心與無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對一個健康的社會與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總而言之，在我看來，俄羅斯文學似乎可以稱為「良心文學」，其共同特點是作家們對俄羅斯苦難的感同身受的敏銳，對建立一種更乾淨、更純潔、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熱望，對道德原則的執著，對功利的鄙棄，以及理想主義的近乎偏執的反覆表現。大師們風格不同，描寫對象各異，然而都有著一種得到群體救贖的共同的執著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濃烈氣息。事實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頗有些耶穌基督的氣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對革命的朦朧企盼。作為一個整體，俄國文學家們表達的不光是現實的醜惡，更集體訴說了對一種烏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絕對純凈的，與世俗功利徹底絕緣。
這在世界文學史中是一種很獨特的現象，也是俄羅斯文學有別於十九世紀所謂「批判現實主義」其他巨著的明顯特徵。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的大師們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種獨特的俄國「良心氣息」。看一眼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樓拜、司湯達、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會發現這一點。他們也暴露社會的醜惡，然而卻不曾向俄國大師們那樣整個靈魂都卷了進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滿荊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將那斑斑血跡灑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淚凝成的。
我想，問題大概就出在這裡，也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愛說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極必反」。良心太過敏銳，道德感太發達，對集體救贖的理想太執著，太鄙視功利與理性，就難免墮落為宗教狂熱分子，把理想的實現看得高於一切，為此付出什麼代價都是心甘情願的，到最後便難免出現布爾什維克那種反文明怪物，為了一個無比崇高的理想，什麼道德代價人命代價都可以毫不猶豫地付出。
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上描繪了一個純潔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發現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來他為了砥礪自己的革命氣節，特地製作了一個釘床，然而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赤身露體地躺在那些尖銳鋒利的釘尖上。
這種自虐似乎很極端，然而我相信那是當時的革命家們普遍追求的理想行為規範。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體甚至赤身裸體的聖愚先驅們，同時更含有新時代的救贖意義。那就是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個人什麼犧牲都可以做出，什麼苦難都可以忍受，與那個偉大的理想比起來，革命者個人的安危福祉一錢不值，隨時隨地都可以而且應該為了集體救贖而犧牲。既然連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這結果便是把某種理想抬到無限的高度，將個體的位置徹底擠了出去。革命本來是為了結束人民大眾的苦難，然而到後來受苦受難本身竟然變成了革命家們追求的目標，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凈化的必需洗禮，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的題記引用的俄國諺語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我們就乾淨了。」革命已經不再是一種理性決策，而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宗教聖戰，革命引來的苦難則是人民大眾集體肉身成佛的必要條件。
總而言之，俄羅斯文學大師們流露的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是在集體主義框架之內的，他們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種理想的集體生活方式。閱讀那些名著，您只會感到深重的良心壓力，驅使您投入改變那醜惡的社會現實的革命鬥爭。它們可能會促使您養成內省習慣，完善自己的道德修養，然而卻不會促進你的自我權利意識覺醒，讓你感受到追求個性解放與個人自由的需求。19世紀是俄國文化的輝煌頂峰，然而它並不是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甚至也不是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與肯定個人價值的人文主義（humanism）啟蒙無關。
這就是為何許多俄羅斯文學家都有革命傾向：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一個比一個左，一個比一個極端。他們的革命思想由腐惡的現實催生，由敏銳的良心與深重的「社會責任感」哺育，因對群體解放的渴望與呼喚，而使得革命理想變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種意義上，俄國的激進知識份子完成了其聖愚祖宗們的歷史使命，把馬蹄鐵的兩端扭在了一起，最終使得邪惡「升華」為「超級良心」，哺育出了特卡喬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與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爾什維主義祖師爺。特卡喬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後，必須強迫人民進入社會主義。為了俄國光明的未來，必須無情消滅大多數俄國人民，因為他們太愚昧 。而涅恰耶夫則在所著的《一個革命者的教義問答》中，為革命亂黨要建立的那個新世界以及他們塑造的新人類，描出了驚人準確的藍圖：
「在內心深處，他（指革命者，下同）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行動上，都與公民秩序和整個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財產、社會常規和倫理規則徹底決裂。他是這個文明世界的不妥協的死敵。如果他繼續活在其中，那也只是為了更有效地摧毀它。」
「他蔑視公眾輿論，他鄙視並憎恨現存社會道德的一切表現。對他來說，凡是促進革命勝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礙革命勝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惡的。」
「他對自己和對別人都必須暴虐。一切溫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諸如親情、愛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須壓制下去，讓位給冷靜的、專一的革命激情。對他來說，世上只有一種快樂、一種安慰、一種報酬、一種滿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種想法、一個目標——無情地毀滅。他必須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必須準備毀滅自己，準備親手毀滅攔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東西。」
「本協會唯一的目標，便是勞苦大眾的徹底解放，獲得幸福。本協會堅信，只有通過毀滅一切的人民起義，勞苦大眾才能獲得解放與幸福，因此，本協會將動用它的一切資源和能量去加劇和惡化人民遭受的苦難，直至他們最終再也無法容忍而普遍起來革命。」
這是不是良心的極致？是不是道德的頂峰？為了全民解放的神聖理想，革命者不惜毀滅一切為文明世界公認的規則，毀滅一切美好的人類情感，甚至毀滅自己，天底下難道還能有比這更慘痛的犧牲，還能有比這犧牲換來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國，還能有比願意付出這慘痛犧牲的更純潔更崇高的志士？無論你是否同意他的這些說教，都不能不承認它們的美學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猶如日本的「神風特攻隊」必然要在膚淺的理想主義者們之中喚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這種近乎瘋狂的美學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黨。也是這種崇高到沒有任何「天花板」封頂的理想，驅使著民意黨人及其後繼的社會革命黨人變成了現代政治恐怖主義的祖師爺。
據說，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韋爾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位主人公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據我穿鑿，陀氏似乎是通過這部巨著告訴讀者，涅恰耶夫這類人物是俄國豬圈裡必然出現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豬」這個詞），他們只會帶來俄國的毀滅，但在毀滅之後，俄國又將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頗有爭議的傑作，其實是驚人準確的宗教式預言。只是陀氏沒有說出，這種人物之所以出現，還是俄羅斯知識份子執著地追求內心完美與品行高尚使然，而他們的瘋狂說教之所以能風行一時，靠的還是豬圈裡奉行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為了集體的徹底解放，任何個體都可以而且應該被犧牲；為了至高無上的目的，無論使出什麼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這點上，俄國與古代中國再一次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類似。中國的文學大師們也以表露悲天憫人的慈悲情懷著稱，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傑作。而追求個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間建立一個符合聖賢們提出的道德原則的理想社會，更是中國讀書人的千年努力目標。傳統中國人雖然沒有集體救贖的宗教觀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卻是讀書人的千載夢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強烈衝擊之後，國人仍然沒有放棄這古老夢想，新文化運動時期什麼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數識字分子情有獨鍾的還是西洋來的社會主義學說，幾乎沒有人鼓吹過自由資本主義。與俄國相似的另一點是，五四前後湧現出來的文學家們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識界的總體傾向嚴重偏左。之所以出現這種平行現象，我想還是文化原因。兩國的文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獨立宣言》界定的個體權利觀念。兩者的區別只在於，俄國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與其特有的聖愚文化使得良心家們更真誠，更狂熱，更執著，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從這個背景來透視，不難看出俄國人為何會對「共產主義天堂」的夢囈情有獨鍾，對「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當所有當道者都蛻化為「犬儒」之後，「國際主義義務」仍然是執政者不敢隨便拋棄的基本教義，而那並不完全是為了在全球稱霸，確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成份在內。在本質上，國際共運是一種脫胎於基督教的國際宗教運動。它之所以在俄國首先勃興，恰是因為它迎合了俄國人民對彌賽亞帶來的集體救贖的渴望。
以上所說，當然只是我個人對俄國文化乃至俄國知識份子的一點穿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還真想不明白為何一個知識份子良心超發達的民族會墮落為給人類帶來最大災難的邪惡民族。
聖愚文化又一個影響，在我看來，是培育出了民粹主義思潮。俄國知識份子將民眾對聖愚們的愚蠢、痴狂、骯臟、窮困的崇拜，廣延發展為對人民大眾的崇拜，將勞動人民的愚昧、貧窮、卑賤、苦難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將這些社會弊病造成的惡果翻轉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與真正的力量所在並加以景仰崇拜，從而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價值觀。涅克拉索夫在長詩《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中生動地表述了這種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懷：
在奴役中生存著
自由的心
黃金，黃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偉大的力量
良心安寧
真理永存！
這羅曼蒂克的幻想離真實有多遠，凡是接受過工農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訴你。如同聖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聖潔與神力一般，工農大眾也並沒有什麼高人一等的智慧、聖潔與神力。美德與才能並不天然地與社會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動家們大規模釋放出來，那多半只會是一種毀滅而非建設的能量。若要想通過權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於建設，則那將需要一個萬能的強大政府，伴隨著人民自由的徹底喪失與巨大的人命代價和資源浪費，而這就是俄羅斯後來發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這種浪漫幻想的感召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知識界發起了「到民間去」的自發上山下鄉運動。目睹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一系列副反應，生怕富農在俄國農村出現，最終讓西方罪惡的資本主義毒化並顛覆俄國農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義生活方式，堅信「真理存在於人民的意志中」，許多知青們自願放棄學業，到農村去開辦模範農場，為農民作出未來的社會主義新村社的學習樣板，鼓勵他們起來推動社會變革。 當他們的烏托邦實驗破產後，他們又改為煽動農民起來造反。然而農民卻以猜疑與敵意迎接他們的啟蒙者與解放者，把他們交給警察去接受公審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即使是這樣也不能動搖民意黨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熱信仰，反而增加了他們對農民的誠實與正直的尊重與敬慕。「到民間去」的自發上山下鄉運動的失敗，並未使俄國知青們睜開眼睛，卻讓他們淪為恐怖分子，最終暗殺了真正給俄國帶來社會進步的亞歷山大二世。
亞歷山大二世
不難想像，將城市無產階級理想化的馬克思主義和激進的俄國知識份子們是怎樣地一拍即合，最終使得這種孩童式的幼稚情懷蛻變為反文明的價值觀。即使是今天，許多中國知識份子還難以擺脫這種外來的現代聖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篤信「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義。
俄國人的另一個問題為文化後進國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進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羅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東西方文明的結合部，熔鑄了俄羅斯民族心態的永恆衝突——深刻的自卑與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國人對自家的落後與野蠻心知肚明，對先進的歐洲文化極為艷羨，巴不得自己也躋身歐洲文化圈，成為文明俱樂部的一員；另一方面，從伊凡雷帝開始，俄國人便以羅馬帝國的正宗傳人自居，具有一種荒誕的特殊使命感，將自己定位於人類解放者。在某種程度上，俄國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國人頗像中國的「城鄉結合部」的居民們，既對鄰近的「鄉巴佬」的鄙視厭憎遠遠超過真正的「城裡人」，普遍具有白人種族優越心態，又對「城裡的文明人」充滿羨慕、嫉恨與自卑，為此努力從自己的經歷中發掘出證明自家優越性的一切線索。
不難看出，列寧主義派給俄羅斯的「全人類的拯救者與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對這種深為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當具有何等強大的感召力，而他們實行了「世界上最優越的社會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天堂」，又是怎樣地使得他們心滿意足。當赫魯曉夫對西方國家領袖傲然宣稱：「我們要埋葬你們」時，他同時也對西方國家的人民說出了潛台詞：「我們要解放你們。」這些豪言壯語，與他訪美歸來後對毛澤東興奮地稱讚「美國真富」時溢於言表的由衷羨慕 ，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俄羅斯人民的真誠心聲。
在這種心理的刺激下，政客們勢必分為兩派：主張向先進文明學習的假洋鬼子與排外的阿Q（所謂「斯拉夫主義者」），後者因為迎合庸眾的虛榮心，很容易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旋律。這就是歷史上狂熱的所謂「民族主義國家」都是文化後進國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產痞子斯大林為何輕易戰勝西化海歸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為了維護這種虛假的民族尊嚴，統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話，將自己的民族吹噓為人類文明的發明者。因此，羅蒙諾索夫發現了物質不滅與能量守恆定律，巴祖諾夫發明了蒸汽機，儒可夫斯基發明了飛機，波波夫發明了無線電，等等，等等。
也是出於這種深刻的自卑心理與「揚眉吐氣」的強烈感情需要，人民傾向於認同「國威重似泰山，民命輕於鴻毛」。只要能讓祖國成為世界上說一不二的超級大國，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贏得人民的歡心，政客們最簡便的手段便是花費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種各樣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這種高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時也非常幸福，因為不斷有振奮人心的消息從報上傳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同溫層跳傘成功，第一次開破冰船到北極探險，國家派飛機營救北極探險人員成功，等等，等等。
這種民族文化自卑心態的最大惡果，還是它很容易發展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輕易進入「以一人敵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於其中，為野心勃勃的大獨裁者與整個文明世界為敵提供民意基礎。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之所以有助於斯大林構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為蘇共據此通知全民：蘇聯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豺狼包圍。蘇維埃國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國家，代表著正義與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則由階級敵人統治，代表著邪惡與黑暗。全人類得救的希望，完全地歷史地落在蘇維埃人的雙肩之上。離開俄國的落後文化背景與強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難設想與全人類為敵反而會喚起蘇聯人民無與倫比的自豪感。
當然，要將俄國的邪惡化歸結於原始農耕社會形成的集體主義、聖愚文化導致的俄羅斯文學良心的過份發達、以及進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過於片面與輕率。大概我們充其量只能說，俄國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極權制度的傳統，卻有著深厚的「社會主義」土壤，有著與人類文明為敵的潛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會」 。然而如果不是機緣湊巧，俄國人也未必會墮落為大眾熟知的世上最邪惡的民族。
註：本文轉載自《海納百川》，略有刪減，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異議請聯繫我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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