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談春秋 | 農事題材漢畫背後的快樂與辛勤

文史 10-24

原標題：閑談春秋 | 農事題材漢畫背後的快樂與辛勤

（河南南陽英庄出土漢畫像石·狩獵圖）

2018年3月在北京山水美術館展出的「中國漢畫大展」中，有不少漢畫是對於漢代農業的描繪與記錄。從考古出土的漢畫中可以看到，漁獵方面有圍獵野鹿、荷塘漁獵，農耕則有牛耕、播種、收穫等勞動環節。有的漢畫畫面是幾種農作場面並置的，如果我們僅僅把它們當成對各種農業類型的記錄，先後主次順序就不夠明顯，漢代農業的時空就扁平了許多，像有的圍獵是娛樂性的，而雙轅犁牛耕又是一種漢代甫才開發的新技術。在這些農事題材漢畫靈動的線條、富有節奏和韻律感的形象背後，真實的歷史情況是怎樣的呢？

「好逸惡勞」的快樂

百年之前，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其著作《中國史通論》中向日本民眾介紹中國歷史成就時，參考羅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成果，寫就《殷代的社會狀態》一文，指出殷墟的書契甲骨文獻中，關於祭祀的文獻最多有306項，其次是與田獵活動有關的有130項，其中關於「狩」的部分有123項，「漁」的部分佔7項，羅振玉所獲文獻固然有限，但在殷墟時代的商人從事的食物採集中狩獵與捕魚所佔比重卻可見一斑。畢竟，彼時中原河流的寬闊程度、魚苗的存貨數量、森林的覆蓋率均是今日環境資源緊張的中原地區難以企及的。換句話說，在商代，中國還不存在致力於耕種事業的農民出現。

書名：中國史通論

作者：【日】內藤湖南

譯者：夏應元、錢婉約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18/1

《漢書·地理志》云：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

「潁川、南陽……其俗誇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

（四川德陽出土漢畫像磚·播種圖）

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為今甘肅東南部和寧夏地區，定襄、雲中和五原為今內蒙古中部巴彥淖爾盟所處的河套平原到陝西省、山西省北部地區，潁川、南陽為今河南省南部地區，乃是中原腹地。這些地方有許多「好商賈漁獵」「好射獵」之人。商賈因為投機倒把，所以「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螺）蛤，不待賈而足，地埶（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長江淮河以南，雖然沒有露宿街頭餓死的人，但也沒有萬貫之家，所以絕對不會產生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涵義的詩句。全是因為大家有共同的生產方式——採集和漁獵，可謂達到了前平均主義的平均主義。

由以上漢代史料可見，漢代有大面積地區的百姓在採用漁獵、採集、商賈等多種生存方式，而不事耕種。近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在清華大學新雅書院與歷史系聯合舉辦的「中國文明系列」講座第二講「奠基時代：秦與漢」中指出，在當時的自然條件下，這是一種「好逸惡勞」的生計方式。這種所謂的傳統的生計方式從中國歷史早期就攜帶著一種慣性，因為它主要是依靠自然賜予，而非通過辛勞農耕的收穫。

戰國中期蘇秦遊說燕文侯時，曾向後者吹噓，燕國民眾即使不耕種，單靠採集冬棗、栗子等果實也不愁食物：「燕……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粟（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戰國策·燕策》）天府之國燕國森林資源、物產極為豐富，這種「不勞而獲」的自信也不是沒有來由。或許，這也是漢畫體現的漁獵生活看上去總是自由、奔放、快樂的一個理由。

(四川大邑出土漢畫像石·弋射收穫圖）

秦漢農民的辛勤耕耘

如果說「靠天吃飯」的生活方式已經可以生活得很好，那麼漢畫上為何又出現了雙轅犁牛耕的新技術呢？

在奠定漢武帝地位的漢匈大戰之中，漢王朝與匈奴跑馬的犧牲率是4：1，可是漢王朝仍能對抗匈奴，打仗必須要有稻穀糧食的配給，可見當時出現了可供國家差遣的耕種稻穀的農民，漢王朝得益於擁有了相對完整的軍糧補給系統。

書名：近觀中國史——侯旭東自選集

作者：侯旭東

出版社：中西書局 2015/3

侯旭東認為，秦漢時代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外關係層面的天朝體制，以及其在東亞的核心地位。在經濟層面上，農耕為其治國方針。這一方針包括耕織結合的經營模式與重農抑商思想傳統的確立，在這些條件的促使下，農民階層的形成奠定了秦漢帝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宋代詩人陸遊的名句「農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典自《春秋·榖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東晉經學家范甯註解《榖梁傳》時指出「農民，播殖耕稼者。」此處是中國古籍中「農民」這一概念在文獻中最早的出現。《春秋·榖梁傳》相傳是戰國時魯人榖梁赤為《春秋》所作注本，最終成書於西漢初年，可知「農民」的職業專屬性的確立，乃至用這一概念描述特定群體是在戰國秦漢之際。

(四川彭縣出土漢畫像磚·荷塘漁獵圖）

侯旭東指出，秦漢帝國有意識地製造「農民」群體作為支撐。所謂「製造農民」，意味著把原本從自然直接獲取食物的群體變為農耕群體。封建帝國為了獲取充足的賦稅，採取了各種方式將農民固定在耕地上。此政策最早脫胎於「商鞅變法」，《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時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表明從事耕織、採集等農業生產可以收穫獎勵，同時把從事農耕的群體規範化為一個階層。（侯旭東老師的諸多學術觀點，可以參考他的自選集《近觀中古史》中的相關文章）

後來，深受商鞅影響的法家韓非子指出「倉陳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洪誠等校註：「本務，本業。法家以農業為本，以工商業為末。」可見戰國後期，法家主導下的秦國已經把農業作為立國根本。例如通過整體規劃，先安排群落中各家院落、樓宇房間結構的統一規劃，繼而完成院落之間的道路溝通，最後再開墾村落周圍的土地創造「耕田」。

（筆者2012年參觀三楊庄遺址時拍攝的漢代庭院遺存，此乃倒塌房屋）

河南內黃縣的「三楊庄漢代庭院遺址」展示了一個西漢村落的全貌。據考古資料顯示本村落已經整體規劃完好，但還沒有正式入住就因為黃河改道會被淹沒的影響，而被放棄了。西漢王朝對「農民」群體控制很嚴密，村落可以整體遷移，重新選址再造。（筆者注，三楊庄漢代村落遺址的「規劃性」特徵，最明顯的佐證是村落具有規劃好的街道、院落和田壟，但是村落周邊並沒有墓葬群，所以專家大多主張村落的形成時間很短，甚至並沒有開始使用，筆者2012年曾寫過一篇三楊庄相關的考察記，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2012年的拙作舊文《秦漢史教學考察記之一》）另外，漢初有記載劉邦的父親因為過度思念故鄉，不喜歡在長安當「太上皇」，劉邦為了讓父親開心，將老家豐縣家裡一個村所有的人遷移到長安城近郊的「新豐」，幫助年邁的太上皇找點兒樂子，回憶青蔥歲月。

（三楊庄遺址博物館展板展示的漢代道路遺存）

統治者通過官禁督促農民完成產業升級，用嚴苛的法令讓他們必須耕田而放棄漁獵產業。《後漢書·劉般傳》：「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核，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可知在劉般之前的年代，民眾不僅不被允許從事漁獵，而且即使沒有耕種的土地也要交租稅，從而人身被牢牢固定在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