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中國文化精神與當今世界
觀察我們周圍的世界，幾乎一切都是由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物質文明塑造的——從頭頂上的電燈到眼前的電腦，從我們的娛樂到我們的醫療，都是這樣。那麼，西方文明代表了人類進步的最高階段還需要任何懷疑嗎？
如果單純從物質方面來衡量，西方文明目前的確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問題是，人類文明除了物質方面，還有精神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的諸多方面，現實世界中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有機體。過去五百年來，特別是近一百多年來，西方物質文明在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福祉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危險。
由英美頂尖科學家組成、英國前皇家學會會長芮斯領導的「劍橋生存危機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簡稱CSER）列舉了各種可能摧毀全世界、危及人類生存的災難事件，包括：核戰爭、隕石撞地球、網路攻擊、生物恐怖主義、食物短缺、流感肆虐、殺人電腦、氣候劇變等等，而這一切皆源於人類自身；芮斯感嘆：「影響人類永續生存的最大威脅是人類本身。」
不難看出，物質文明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人類需要一種更高的智慧去控制這把雙刃劍，在筆者看來，這種智慧是單純的西方文化所不能勝任的，需要汲取主要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進而言之，就是要將中國文化精神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起來。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近代西方文明有太多不足之處——它的生活方式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它的世界觀有嚴重的缺陷，它的邏輯體系有太大的局限性——而中華文化正好補這些不足。
一、人性的解放早已蛻變為物慾的放縱
先說生活方式。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高舉人性解放的大旗，將人類物質文明推向了極致。人們發現，人性的解放早已蛻變為物慾的放縱，二十世紀興起的消費主義不過是物慾放縱的最高形態。在那裡，物質上的成功，而非道德的成就成為衡量一個人成功的唯一標準——廣告、信貸、藝術……，社會中的一切都為刺激人類的物慾，滿足人類的物慾而存在，而人的本性，生命需要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被嚴重忽略了。
當物質世界塑造了人，人也被物化了，人從活生生的人變成了符號化的生產要素。
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先進、時髦，現代，但它卻與人的本性相違背。因為人本性清靜，復歸這種清靜本性，我們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美德與快樂，人類若跌入「刺激物慾-滿足物慾」的陷井不能自拔，其結果只能是戰爭和毀滅。這不是故作聳人聽聞的說教，兩千多年前，儒家經典《禮記·樂記》中就曾明確指出這一點，上面說：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通智——筆者注）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通智——筆者注）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通智——筆者注）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人類清靜的本性因為外物的刺激才起作用，形成善惡美醜諸觀念。若人能不節制這種外物的刺激，最終將不斷追求聲色犬馬，成為外物的奴隸，即上文所說的「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慾」。於是人們就會互相欺騙，互相競爭，互相剝削，進而導致社會秩序的大亂。
讀者諸君試想，這不就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現實嗎！競爭成為西方社會的基本美德，欺騙已經滲透入學術本身，剝削則在相當程度的國際化了，且多以金融這種溫情脈脈的形式……
那麼人類該如何正確的生活呢？就是遵循禮義之道。《禮記·樂記》的作者接著寫道：「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文意：所以先王要制定禮樂，讓人們有所節制。披麻戴孝的哭泣，是為了節制喪禮；鐘鼓干戚的歌舞，是為了享受到適當的快樂；關於婚姻和冠笄的規定，是為了使男女有所區別；定期舉行射箭比賽和宴會，是為了實現正當的社交活動。用禮來節制民眾的心志，用樂調和民眾的情感，通過政令使民眾遵行禮樂，運用刑法防止違背禮樂的行為。禮、樂、刑、政，四者互相通達而不違逆，就具備了治理天下的正道。）
簡而言之，就是通過禮樂來節制民心，使之不致為物所化，重歸天性、天理——這是王道政治的基礎，是禮、樂、刑、政的終極目標。
傳統中國社會是用禮義之道來調節公私生活，維持正常社會秩序，傳統西方社會則是用宗教達到同樣的目的。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有這一切都被物慾主義吞沒了，物化的人類猶如一架沒有靈魂的機器，它只能最終失控，自身毀滅。
在中國文化中，先賢稱不遵循禮義之道的社會為夷——那不是一種文明的社會，而是一種野蠻的社會形態——與古代蠻夷相比，除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西方文明與之有何區別！
二、「典型的歐洲痴呆症」
除了與人類本性相違背的生活方式，西方社會還流行一種有嚴重缺陷世界觀，即將世界截然兩分，分為二元對立的兩部分：或分為理念世界、現象世界，或分為人的世界、神的世界，或分為主觀世界、客觀世界。李約瑟稱之為「典型的歐洲痴呆症」。
中國人整體的、有機的世界觀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欠缺。李約瑟總結道：「依照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概念，宇宙是在自發的和諧之中，現象的規則性並不是來自外部的當權者，相反，自然、社會和天國中的這個和諧發源於這些過程中存在的平衡，這些過程是穩定的、互相依存的，並在非一致的和諧中彼此共鳴。」
西方的世界觀與宇宙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現實是相違背的，這會導致嚴重問題，具體表現為西方文明的排他性和狹隘性。
投射到國際政治領域，就是西方社會長期缺乏天下觀念，地方、民族本位主義盛行，政治上始終沒有實現大統一，也就不可能實現持久的和平。直到今天，西方大國仍然主要採取聯邦制的組織形式。
而中國早四千年前在大禹時代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大統一。據記禹的功績《尚書·禹貢》載，當時的禮樂之教「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這裡的四海也包括夷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當時維繫天下秩序的不是西方徘他性的殖民統治，而是包容性的「五服制」。《尚書·禹貢》描述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國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離國都最近的一百里繳納連稈的禾；二百里的，繳納禾穗；三百里的，繳納帶稃的谷；四百里的繳納粗米；五百里的繳納精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離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擔任國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擔任偵察工作。）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綏服。三百里的，考慮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奮揚武威保衛天子。）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綏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要和平相處；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維持隸屬關係；二百里的，進貢與否流動不定。）
西周祭（音zhài）公謀父在諫穆王征犬戎時總結道：「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處《尚書·禹貢》為「綏服」——筆者注），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國語·周語上》）
祭公謀父還指出，欲維繫天下的五服制，首先要「增修於德」，只有這樣才能使「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單憑武力是不行的，所謂：「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他接著說：「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屬甸服的供日祭，屬侯服的供月祀，屬賓服的供時享，屬要服的供歲貢，屬荒服的有終生一朝王的義務。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貢和一生一次的朝見天子之禮都是先王定下的規矩。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義務的，天子就應內省自己的思想；侯服有不履行月祀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自己的號令；賓服有不履行時享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法律規章；要服有不履行歲貢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名號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見天子義務的，天子就要內省自己的德行，依次做了上述的內省檢查後如還有不履行義務的才可以依法處置。因此，才有懲罰不祭、攻伐不祀、征討不享、譴責不貢、告諭不朝的各種措施，才有懲罰的刑法、攻伐的軍隊、征討的武備、譴責的嚴令、曉諭的文辭。如果頒布了法令、文告後還有不履行義務的，那就再一次內省自己的德行但不輕易勞民遠征。正因為如此，近處的族群才沒有不聽從的，遠處的族群也沒有不信服的。
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國際政治，中國文化皆以內省、內養為本，這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品格。表現為，其在國際政治上講求協和萬邦，反對侵略。所以中國版圖數千年來的擴大，大體皆是由於抵禦強敵，自然形成的，而非出於主動侵略。
西方政治品格與此相反，他們常常站在一己私利的基礎上（比如為了石油資源），將對方說成異端，招集盟友，黨同伐異，這是當代國際政治極其危險的主流——我們不得不警惕！
「典型的歐洲痴呆症」投射到學術領域，則表現為西方學界隨意以自己的標準衡量其他文明，只要與之不同，就會被加上傳統、落後、異端的標籤。十九世紀是西方現代人文學術形成的時期，這種思想是殖民者的普遍心態，早已融入了西方學術的基因。
中國以禮樂教化節人慾，西方以宗教節人慾，二者並無高低之分，只有習俗不同，但在許多西方人眼裡，缺乏宗教情懷的中國卻成了他們拯救的異端民族。
中醫與西醫具有不同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儘管有數千年的實踐，仍被稱為「不科學」的。
中國代表整體利益、中立的中央政府，因為限制利益集團和黨爭，就被稱為東方專制或軍政權獨裁下的威權主義。這些詞皆具貶義。
西方狹隘的學術觀念，動不動就以科學自居，視其他學術範式為異端，與中國學問之道——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語出《禮記·中庸》），其寬容性相差何止千里。
試看今日之中國，重經驗知識積累的西式大學壟斷一切，而重道德修養（尊德性，語出《禮記·中庸》）的中國教化不絕如縷。在人工智慧高度發達的時代，電腦已經具備超強的信息存儲和信息加工能力，以尊德性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學術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注意到，人生修養比知識技能更為基礎、重要！
三、西方無形的精神文化並不一定值得我們學習
「典型的歐洲痴呆症」投射到邏輯領域，就是兩末之議在西方文化中盛行，其後果不僅浪費了大量人類智力資源，還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後果。什麼是兩末之議呢？就是在論述事理時採取西方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取事物的兩個極端展開論述，窮諸玄辯，遠離中道。比如顏色，只論黑白，而忽略宇宙間的五光十色；再比如政治，只論堯舜、桀紂兩個極端典型，而忽視現實政治中諸多複雜的政治經濟形態。《韓非子·難勢》寫道：「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飴糖和蜂蜜——筆者注）也，必苦萊、亭歷（兩種苦味的草本植物——筆者注）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
事實上，西方邏輯學有太大的局限性，其形式邏輯的最基礎規律同一律本身就是有嚴重的問題，因為「甲是甲」或「甲等於甲」只有在排除了現實世界的時間性和歷史性時，才是正確的，否則永遠不可能成立——同樣是一個人，幼年時他（她）和老年時的他（她）不可能定義為同一的。換言之，只有在時間與空間割裂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概念和判斷」。
這導致西方邏輯多適用於靜態簡單的事物，對於動態複雜的系統則難以適用——因為動態複雜的系統很難剝離時間一維。
中國古典邏輯名學不是這樣，它特彆強調概念的歷時性，即「異時」。《墨子·大取篇》有：「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文意：過去考慮，不等於現在考慮。過去愛人，不等於現在愛人。）
《經下》說：「察諸其所然、未然者，說在於是推之。」《經說下》解釋說：「『堯善治』，自今察諸古也。自古察之今，則堯不能治也。」（文意：考察任一事物之所以如此，以及之所以不如此的原因，可以從「堯善治」這一命題推導出來；「堯善治」這一命題的得出，是從今天的情況出發，考察古代的情況，指堯善於治理古代；假如從古代的情況出發來考察今天的情況，就不能說「堯善治」，因為「堯善治」不是指堯善於治理現代。）
《經下》說：「『堯之義也』聲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 《經說下》解釋說：」『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文意：「堯是仁義的」，是今天所說的話，這句話指的實際則處於古代，古代和現代是不同的時代，論證的理由是「堯是仁義的」這一命題涉及語言和現實兩個方面；「堯是仁義的」這句話是今天說的，而「堯是仁義的」這句話所指的現實則是處於古代。）
關於名學與西方邏輯學的對比，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拙著《正名：中國人的邏輯》，第8~10頁。
西方邏輯過於不完備，特別容易陷入形式上完美自恰，本質上「積辯累辭，離理失術」的泥潭。也使建立於其上的學術理論常常遠離現實，甚至直接成為西方國家攫取他國利益的意識形態工具——二十世紀以來，這種情況越來越突出，尤其表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
西方有形的物質文明值得學習，並不意味著西方無形的精神文化也值得學習；中國科學物質上一時落後於西方，並不意味其他一切方面皆不如人。盲目學習他人，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著名歷史學家張星烺（烺，音lǎng；1889-1951年）在1934年初版的《歐化東漸史》一書開篇就寫道：「中國與歐洲文化，有形上及無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風俗，飲食起居，各自其數千年之歷史展轉推演，而成今日之狀態。東西文化孰為高下，誠不易言。但自中歐交通以來，歐洲文化逐漸敷布東土，猶之長江、黃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東流，晝夜不息，使東方固有文化，日趨式微，而代以歐洲文化。則是西方文化，高於東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質文明，中國與歐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國滅種。至若無形之思想文明，則以東西民族性不同，各國歷史互異之故，行之西洋則有效，而行之中國則大亂。各種思想與主義，無非為解決民生問題。而勉強效顰他人，使國中發生數十年或數百年長期亂事，自相屠殺，血流漂杵，人煙斷絕，以至國破種滅。吾人何貴乎效法此種主義耶？依此種情形觀之，歐洲之無形文明，各種思想，各種主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優於中國固有，與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懷疑矣。」
令人遺憾的是，二十世紀如張星烺這樣了解東西文明交流史，並理性看待此一問題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在國家危難，全盤西化的滔滔浪潮衝擊之下，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復興中華文化，如何將之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在科技力量迅猛發展的今天，已經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對於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還關係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因為人類目前已經掌握太多自我毀滅的能力。
任重而道遠，同志者——努力！
作者簡介：翟玉忠，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新法家網站中英文版總主編。
文章來源：新法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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