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民國《大公報》的三駕馬車如何散架的？

作者：金滿樓

1926年，在吳鼎昌聯合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盤《大公報》後，這家老牌的華北報紙便形成了吳、張、胡的「三駕馬車」經營模式。

據《大公報》編輯陳紀瀅的回憶：

「（吳鼎昌）每天下午從銀行辦完工以後，就到編輯部來聊天。……晚上，各地消息都集中後，他有時自告奮勇說：『今天的社評我來寫。』

……寫完後就交給季鸞、政之兩位先生輪看，他兩位如覺文意不妥或哪個字用得不好，馬上就提出來修改。」

從這段記述可以看出，《大公報》重組之初，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的合作頗為融洽，這不僅因為三人年齡相仿並都曾留學日本，同時也是因在辦報理念上比較接近。

吳鼎昌

事實上，對於這種「三駕馬車」的經營模式，三人在合作之初即有約定：

一、三年內，大家都不得擔任任何有俸給的公職，這是為了防止吳鼎昌急於去政府做官；

二、資金由吳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這是保證吳鼎昌的獨資經營，防止他人干涉；

三、胡政之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這是在報社經營上各自發揮所長，同時又平分秋色，胡有用人行政之權，張有言論決定之權。

當然，正如那句老話說的，「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新記《大公報》在逐漸走上正軌後，吳鼎昌也最終為了自己的做官抱負而最早「淡出」。

1935年，吳鼎昌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後聲明辭去社長職務；而在兩年後，吳轉任貴州省主席，1948年又被任命為總統府秘書長。

不過，吳鼎昌雖然流連官場上再無復返，但他一直是《大公報》大股東與董事。雖然不再過問報社具體事務，但吳鼎昌直到1948年底才正式公開登報辭去董事一職。

第二個離開《大公報》的，是總編輯張季鸞。

從某種程度上說，《大公報》的重生與崛起，負責報社筆政的張季鸞可謂功不可沒，諸多膾炙人口、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社論大多出自張季鸞之筆。

然而，同樣是文人辦報出身，張季鸞與胡政之一直暗藏矛盾。尤其在吳鼎昌離開報社後，兩人矛盾更加直接公開化。

抗戰爆發後，張季鸞去了重慶，胡政之來到香港，各自分管重慶、香港兩地《大公報》，兩地合作並不多。尤為遺憾的是，1941年時，張季鸞因病去世，年僅54歲。

作為職業報人，張季鸞以「文章報國」為己任，其專註於撰寫，熱衷於交友，除寫稿編輯外，很少過問其他事務。也正因為其專註，張季鸞幾乎與《大公報》同時聲名鵲起。

張季鸞的能力與名聲，在當時可謂有口皆碑。作為原《大公報》的重要人物，胡政之為《大公報》總共服務了27年，尤其在新記公司重組後，胡政之幾乎與之共始終。

胡政之

相對於張季鸞，胡政之不但在寫稿上是一把好手，而且還精於報社經營之道，善於挖掘培養人才。

事實上，在1926年《大公報》重組後，胡政之從自己創辦的國聞通訊社拉來徐鑄成、李子寬、金誠夫等骨幹力量。

而作為《大公報》的總經理，胡政之在任期間發現並提升了眾多人才，這為《大公報》的後續發展儲備了堅實的力量。

從歷史上看，胡政之是《大公報》1926年重組前的骨幹記者並擔任過總編輯，其對之前的失敗並不甘心而希望收拾舊河山，重振《大公報》的雄風。

因此，胡政之對《大公報》的感情更為深厚，因為之前的失敗，他對辦好《大公報》比吳鼎昌、張季鸞看得更全面而深遠，付出也就更多。

如曾為新記《大公報》骨幹的編輯記者徐鑄成說的：「胡政之艱苦創業，知人善任，全部精力撲在報上，千方百計組織好隊伍，但為人苛察精明」。

徐鑄成系胡政之一手栽培的知名報人，他的看法雖然有褒有貶，卻也不失中肯。也正是靠著胡政之的努力、精明與苛刻，《大公報》的發展才達到頂峰。

從這個意義上說，知人善任、善於經營的胡政之，他才是《大公報》長盛不衰的主心骨。

張季鸞

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在吳鼎昌去職、張季鸞病逝的情況下，胡政之總攬報社大權，《大公報》一時四館並存、發行量高達20萬份，這一經營業績，可謂相當不俗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沒有吳鼎昌的錢，就沒有《大公報》的源；沒有張季鸞，就沒有《大公報》的氣；但要是沒有胡政之，恐怕連《大公報》本身都沒有了。

1949年4月，胡政之因病逝於上海，年60歲。

1950年8月，吳鼎昌因病去世於香港，年66歲。

隨著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的相繼離世，新記《大公報》也就此告別了歷史舞台。

事實上，胡政之還在病重之時，被停刊的天津《大公報》已被改組為進步日報，不過這已不是胡政之、吳鼎昌們所能左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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