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柔道」方式對待功臣良將，用這些人專權卻埋下了動亂禍根

原標題：劉秀「柔道」方式對待功臣良將，用這些人專權卻埋下了動亂禍根

漢光武帝劉秀除了經濟方面政策的改善與提高，在政治制度方面，針對西漢末年皇帝失權，外戚強臣擅政的狀況，劉秀也做了許多改革措施，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

開國功臣是劉秀奪取天下的主要依靠，沒有他們的支持，劉秀是很難登上帝位的。因而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劉秀賜予他們許多官爵名號和兵權，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建武十三年，割據巴蜀的公孫述也被剷除，全國戰爭基本停止，他就開始對功臣採取限制措施。當然，和文盲出身的漢高祖「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肆殺戮功臣不同，文雅的光武帝則是以「柔道」方式剝奪功臣軍權的。

《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自平定隴、蜀後，非緊急情況，劉秀不再談論軍事上的事情。一天皇太子向他請教攻伐之事，劉秀意味深長地說:「古時衛靈公向孔子請教攻戰之事，孔子並沒有回答。率兵打仗不是你力所能及的。」這自然是對手握重兵的功臣們的一種暗示。

那些開國元勛當然明白劉秀的用意，鄧禹、賈復等皆「知帝欲僵干戈，修文德」，紛紛上繳兵權，轉而學習儒學。劉秀不僅奪了功臣的兵權，還不令他們參與政事。對於一些中央的重要部門，更是不許這些功臣任職，而是任用一些文臣，只有鄧禹、李通、賈復等少數人可參議國家大事。

當然，不給點好處，怎能安撫功臣們的心。於是劉秀先後分封三百六十餘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優厚待遇，讓他們與兒孫一起安享天倫之樂。當然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比起西漢要少很多，如鄧禹、吳漢二人，僅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只食數百戶，不足以構成威脅。劉秀不以功臣任職，其根本目的在於防止功臣(尤其是他們沒有戰功的子孫)勢力膨脹，結黨營私，犯上作亂。用劉秀冠冕堂皇的話說，這是「退功臣而進文吏」。

對於外戚，劉秀不讓他們參與政事，不給他們尊貴的地位。如陰麗華的哥哥陰鄉侯陰識雖然在劉秀統一全國的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由於是外戚，還不能增加食邑。

在中央行政制度上，劉秀雖然沿用西漢舊制，設置了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任宰相之職，但卻徒有其名，而無實權，只能做一些一般官員做的文案之類的工作。實際權力已轉向中朝的尚書台。「尚書」原來是少府轄下的機構，漢武帝時以「尚書」為基礎，選用一些中下級官吏，作為自己的侍從和助手，給他們以侍中、給事中、常侍等頭銜，組成宮中決策機構，稱為「內朝」或者「中朝」。

原來的三公九卿等朝廷官員稱為「外朝」。外朝無決策權，只是執行內朝命令。經過漢成帝改革，尚書職權、機構得到擴大。到了東漢劉秀時期，他更重用內朝官員，經過裁撤合併許多中朝官職後，尚書遂發展為總攬朝政的最高機構，正式稱為尚書台。其長官稱尚書令，秩祿一千石;副手為尚書僕射，秩祿六百石。尚書台下設有六曹分掌各類政事，，每曹還置丞、郎若干人。

尚書台任用之人多為皇帝挑選的親信近臣，這樣就更便於皇帝掌控尚書台，從而加強皇權，控制中央，削弱相權。自此以後，此種設置延續整個東漢王朝。無怪漢安帝時的官僚陳忠說:「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後漢書·陳忠傳》光武帝除了通過尚書台獨攬大權以外，還在宮廷內設置中常侍、黃門侍郎、小黃門、中黃門等宦官職務，由他們負責傳達皇帝的旨令和詔書，閱覽尚書進呈的奏章。光武帝通過貼身的閹臣掌管全國軍政大事，這樣就更保證了他的專權統治，但也埋下了東漢後期宦官專權的禍根。

在地方政權上，由於東漢初年人口大為減少，而郡縣設置過多，不便於政令通達，提高行政效率，於是劉秀裁併了四百多個縣。這樣不僅節約了財政支出，同時也加強了對百姓的控制。同時劉秀承襲西漢舊制，把全國劃分為十二個州和一個司隸(中央直轄區)，向各州派遣刺史監察官吏。但其職權卻比西漢加大許多，刺史除了監察二千石官吏以外，還可以薦舉官員、複審案件，年終向皇帝報告，甚至可以直接參与地方行政的管理。

為了削奪地方兵權，防止叛亂，光武帝對地方兵制也進行了改革。廢除了內郡的輕車、騎士(騎兵)、材官(步兵)、樓船(水兵)等地方兵種;罷省郡都尉，其職由太守兼領;取消每年秋季地方徵兵操練的都試。這些措施既節約了軍費開支，增加了農村勞動力，又減輕了地方對中央的威脅。

在削奪、辭退一大批功臣以後，為了維繫機構運轉，穩定社會，劉秀改革了人才選拔制度，以擴大階級基礎，吸納更多優秀人才參與政事。一方面承襲西漢的察舉制度、任子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徵辟制度，將其制度化。「征」就是皇帝下詔書特別徵召地主階級中的「名流」做官;「辟」就是公卿大臣以及郡守刺史自行聘請有能力的地主知識分子做下屬。

徵辟由三公及郡守為之。光武帝對察舉、徵辟的實施情況非常重視，被錄用的官吏必須要符合「德行高妙」、「明達法令」等標準，否則薦舉者以及被薦舉者都將治罪。然此兩種途徑終被政治、經濟實力雄厚的豪強大族所操縱，他們並不看重被舉者的品行才幹，而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為目的。

而一些士人為了躋身上層，也往往依附這些豪族，甘當「門生」。從而使得豪族士人之間互相勾結，庇護，結成龐大的門生故吏網，壟斷察舉、徵辟。任人唯親不唯賢，一味以權謀私.鞏固集團勢力造成「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可笑現象，對東漢後期政治影響巨大。

劉秀曾遊學長安，飽讀詩書，深知思想文化教育對國家統治，政權穩定的重要性，因此特別尊崇儒學。四處求訪儒雅之士，重禮徵聘，許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蔽」不仕王莽的儒生「莫不抱負瑣策，雲會京師」(《後漢書·儒林傳))。

建武五年，在「宮室未飾，干戈未平」的困難局面下，劉秀就著手重建了國家官學—太學，並恢復設立五經博士，命令名儒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其中《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齊、魯、韓、毛;《禮》有大、小戴;《春秋》則為嚴、顏兩家，共十四博士，由九卿之一的太常總領。儒學的弘揚，太學的設置對社會安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開始了東漢王朝從「馬上」建國向文化治國的轉變。

通過上述種種措施，確實使得百姓生活提高，經濟發展，國家政權穩定，中興之象成矣。然而這些措施終不能確保東漢江山永固，千秋萬代，歷史總是在發展的，這些初期對社會進步還能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措施到最後竟成了障礙。

皇權過度集中，無人加以限制，一旦出現昏君，或者皇權旁落為外戚宦者權臣所用，必將對政權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思想文化的專制，使得儒學為上層集團所壟斷，他們世代相繼，廣收門徒，並利用當時的選舉體制，結黨營私，最終演化成政治集團，對學術和政治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東漢後期，這些矛盾危機終於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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