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勇|民族主義與戊戌維新
原標題：馬 勇|民族主義與戊戌維新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1898年發生的維新運動是一次最為有聲有色的社會變革 ，它曾經帶給人們的希望，不僅是將要結束一個舊時代，埋葬傳統的舊體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給人們的希望是中國就此必將強大，必將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恢復或重振中華帝國在往昔的雄威。
然而遺憾的是，這次維新運動猶如曇花一現，慈禧太后只需舉手之勞就將維新事業全案推翻，一切仍舊。中國依然在舊有的軌道上 前進。中國的改革何以如此艱難？本文無意探討戊戌維新的功過是非和之所以失敗 的全面原因，只擬就民族主義與維新運動的內在關聯檢討這一運動之所以失敗的文化背景。
當然，如同歷史上的任何事件一樣，戊戌維新的失敗不可能是單一的原因所造成的，而是各種因素機緣巧合的結果。因此，本文的探討只是揭示研究者向來忽略的一個方面，並不是說民族主義是導致維新運動失敗的終極原因。
民族主義情結
民族主義與戊戌維新的內在關聯，需從維新運動之所以發生的背景說起。毫無疑問，這又必然牽扯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戰。
甲午之戰對中國來說，是一次極其嚴峻的考驗。它的成功與失敗遠不是台灣寶 島的割讓和幾千萬兩黃金的賠款，而是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前途，關係到對清政府執行半個世紀之久的洋務新政基本國策的正確評估。
也就是說，如果甲午之戰以中國勝利而結束，那麼清政府在十九世紀中葉制定並積極推行的洋務新政便基本正確，中國沿著這個道路繼續走下去，便終有恢復往昔盛世的那一天。然而，甲午戰爭恰恰以中國失敗而告終，而且，失敗的如此之慘，屈辱如此之甚，不僅是中國歷史亘古未有的奇恥大辱，更是有清一代二百餘年所罕見的奇聞難堪。
罕見的奇恥大辱震動了國人。「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滄溟一哭休；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震動之後便是懷疑、困惑與憤怒。人們懷疑清政府長時期以來基本國策洋務新政的正確性，困惑何以堂堂中華帝國竟然敗於日本這彈丸島國之手，憤怒清政府、滿洲貴族的無能。這既是民族精神的大覺醒，也是此後中國一變再變的正式起點。
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 威海衛以後始也 。……及乙未之役，【康有為】復至京師，將有所陳，適和議甫就 ，乃上萬言書，力陳變法之不可緩，謂宜乘和議既定，國恥方新之時，下哀痛之詔，作士民之氣，則轉敗為功，重建國基，亦自易易。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既上，皇上嘉許，命閣臣抄錄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後，以一份留乾清官南窗以備己覽，以一份發各省督撫會議。康有為之初承宸眷，實自此始，時光緒二十一年（1895）。」
很顯然，甲午戰爭的失敗喚醒了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論清朝的統治者，還是康、梁維新派，即便一般的民眾，都已深刻地意識到清帝國已經到了危機關頭，光緒皇帝「日夜憂憤，益明中國致敗之故，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每以維新宗旨商詢於樞臣。」在光緒帝的心目中他「對於他的國家之被擊敗於日本之手感到恥辱，亟於要採用一切維新的政策，以期使這種恥辱不再發生。」表現出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
對於一個戰敗的民族來說，民族主義情緒的喚醒確乎必要，知恥而後勇。如果將這種情緒調動得當，舉國同心，發奮圖強，那麼，亡羊補牢猶未晚，中國終有雪恥的一日。然而，我們看到由於民族主義情緒在甲午戰爭之後沒有得到適度的協調 ，國人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反而因民族主情緒日趨高漲而引發對自身歷史、內在潛力等諸方面的懷疑。不僅維新派、革命派懷疑清政府的動機、能力以及半個世紀以 來洋務新政基本國策，即使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也對先前的政策產生動搖，以為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早在洋務新政開始即已鑄定。洋務新政「不知其本，故仍無補於國勢之孱弱。」也就是說，在甲午戰敗之後，中國人基於民族主義情緒，對戰爭失敗原因的反省幾乎無不歸結於半個世紀以來的洋務運動基本國策和政治體制。
這種反省不能說沒有足夠的理由和合理的價值。然而，當我們再來重新檢討甲午之戰失敗的真正原因時，我們也不難看到這種反省實在是基於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並沒有找到問題的真正癥結，反而將問題引上了歧路。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和內在原因。就國際背景說，是英、日、俄、美諸列強相互鬥爭的結果。李鴻章正是看到了這場戰爭的複雜背景，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依賴外交上的手段制止戰爭或取得戰爭的勝利。然而由於諸列強 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使李鴻章的外交努力徹底失敗，並由此延誤了中國諸多有利 的戰機。就內在原因說，甲午戰前，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的差距相當明顯，中國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洋務運動確實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獲得 了極大的發展，中國的國勢不僅不比日本弱，而且正如法國權威人士所評論的那樣 ，「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因此，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雖然是對洋務運動的沉重打擊，但很難以此證明清政府以洋務自強為核心的基本國策是錯誤的和不可取的。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畢竟是不容抵賴的事實。於是，在有著以成敗論英雄的悠久傳統的國度里，李鴻章便成了眾矢之的, 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唾罵」，國 人皆曰可殺。於是，連帶所及，李鴻章主持幾十年的洋務新政便也成了人們的攻擊 目標。李鴻章只好以一己之身承擔中國失敗的罪責。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過程中的主張、決策誠然可議。但是，是否就必須以中國的失敗而追溯洋務運動的責任呢？答案顯然不能非此即彼。事實上，如果不是洋務運動幾十年積蓄的力量，中國可能更是不堪一擊，中國可能將要遭受更大的損失，甚至全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說，以甲午戰爭的失敗而追論洋務運動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找錯了問題的方向，可能是陷入了民族主義的誤區。而且尤當注意的是，因甲午戰爭的失敗而追論洋務運動的責任與清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密切相關，是李鴻章的政治對手藉機發難。他們有意識煽動的愛國主義情緒，可能正深藏著他們一部分不可告人的醜惡目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之後對洋務運動的檢討與批判，以及由此而引導的戊戌變法，實際上只是陷入了民族主義的誤區，是基於民族情結的張惶失措，是一個民族政治意識並不成熟的表現。
正是基於民族主義情結，我們看到在甲午戰後雖然維新思潮毫無疑問地成為時代的主流但這一思潮並沒有喚起國人的共識。一方面因維新思潮過分否定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與價值，從而引起那些頑固派乃至穩健派的強烈反對，愈趨加重中國進步的阻力；另一方面，鑒於維新與保守的爭論持續不決，遂引導另外一部分人喚起更加狹隘的漢民族意識，以為維新與保守的爭論，在本質上無關中國的整體利益，而是滿漢之間的衝突。因此，甲午戰爭喚醒了民族意識，民族意識的覺醒促成了戊戌新政，然而戊戌新政乃至新政的主體清政府最終卻又被民族主義的衝突所扼殺。所有這些，都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直接後果。
滿漢衝突的實質
戊戌變法的主要當事人之一梁啟超在談到變法失敗的背景時，首列滿漢衝突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第一原因。他說：「戊戌三月，康有為、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 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後李盛鐸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已而京師大嘩，謂開此會為大逆不道。於是李盛鐸上奏劾會。御史潘慶瀾、 黃桂鋆繼之。皇上概不問，而謠琢之起，遍於京師。」於是埋下變法失敗的禍根，此點應當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變法失敗後，清政府在正式文件中對康有為的指控是：「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陷害聯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 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 實堪髮指。」也以保國會作為康有為的主要罪行之一。在保守的滿族貴族的心目中，康有為的保國會將忠君、愛國分為二事，在本質上也是「保中國而不保大清」，因而勢必推動漢人士大夫起而反對清政府，反對滿洲貴族。如此說來，所謂戊戌變法，在起因上未嘗不含蘊有滿漢衝突的意味。
滿漢之間的衝突在清朝由來已久，即使在清朝最為鼎盛的康雍乾時代，漢人士大夫也沒有完全放棄反對滿洲貴族統治的企圖，更沒有與滿洲貴族形成種族認同。而從清朝統治者方面來說，他們雖然在入主中原之後更加竭力地吸收漢文化，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依然深藏著不可逾越的種族畛域，他們深怕滿人漢化，擔心征服民族被被征服民族所同化。
只是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鑒於內憂外患交迭而至，滿洲貴族統治者愈感到勢單力薄，於是不得不重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這些有才幹的漢人士大夫，但在重用的同時，實際上也有所提防，因而許多重要的關鍵位置，依然由滿洲貴族、滿洲人所把持。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在倡建保國會的時候 ，雖然沒有公開揭櫫反對滿洲人的旗幟，但在內心深處顯然也深惡滿族貴族把持一切。
如果說康有為的這一心態在戊戌維新之前和進行中尚沒有辦法表現的話, 那麼他在政變之後逃亡的日子裡則講的相當明白。他在一次與外國人的談話中說：「陷害光緒帝的陰謀，純粹是是旗人策劃執行的。並認為這是光緒帝傾向變法的結果，因為高級旗人和慈禧太后都頑強地反對變法。……高官中的旗人，多半是頑固的，新法對於他們，比對於高級漢官，更不合意。
他們的不滿伴隨著變法詔諭連續公布而逐漸加深。到光緒意欲改變中國辮子風俗的詔令一傳出（據康說，這是真的），旗人的不滿意達到頂點。對滿洲人說來，割掉象徵旗人征服漢人的辮子，即等於否認旗人在中國的統治。」很顯然，在康有為的心目中以及外國人的印象中，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的真正原因，未嘗不包括滿漢之間的衝突在內。
不過，此時的滿漢衝突極為複雜，它已遠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種族、族群之間的全面衝突。從滿人方面說，並不是全體滿人都站在漢人的對立面，這種狀況不僅存在於 滿人的下層民眾中，即使是滿族貴族、皇族中也因種種原因而同情、信任漢人，比如光緒皇帝，作為滿人的領袖，然而他更多的不是站在滿人的利益立場上思考問題， 恰恰相反，他所信任和倚重的卻是漢人下層或中層知識人，並以此作為基本力量與滿洲貴族相抗衡，光緒皇帝之所以這樣做，顯然與其自身的地位和目標追求密切相關，一方面，光緒帝深知他的地位與權力來自滿族貴族的支持，但這一批貴族作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容忍絲毫有損於他們利益的任何改革。
另一方面，光緒帝不能不 知道漢士大夫尤其是中下層士人與滿洲貴族有一種本能上的衝突，他們瞧不起滿洲貴族的無能，因而光緒帝欲有所作為便不能不憑藉這一批漢人士大夫去與滿洲貴族勢力相抗衡。再加上帝黨中堅翁翁同龢在甲午戰爭之後深感帝黨勢力日趨孤危，於是意識到康有為等「政治邊緣人」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改變先前的態度，不僅以帝師之尊突然造訪小小工部主事康有為，而且在光緒帝面前竭力舉薦。
從康有為方面說，滿漢之間的全面衝突意識確已淡薄，但他鑒於「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的現實，提出「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為論議宗旨」，在實質上便不能不與滿族貴族相衝突，不能不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自醒意識。
他在保國會第一次集會上說：「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凡此種種罪責將歸之於誰人？在康有為的心目中不是相當明顯嗎？正是基於這種態度，我們看到在康有為全部改革主張中，說他的矛頭一直對準清政府內部的保守派未嘗不可，說他的矛頭一直對準滿洲貴族集團恐怕 也沒有過多地曲解康有為的心跡。因為事實上，清政府內部的保守派與滿洲貴族集 團不能說是同義語，但二者之間交相重疊則為顯明的事實。
在維新派看來，中國之所以在外國列強面前一敗再敗，除去其他複雜的背景和原因外，滿洲貴族的腐朽統治未嘗不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在滿洲貴族方面看，他們並不 是不期望大清王朝的繁榮與昌盛，更不是堅決反對一切變革。
事實上，假如沒有包括慈禧太后在內的滿洲貴族的默許和支持，維新思潮決不可能由理論上的準備而轉化成政治實踐。但是，滿洲貴族畢竟是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所默許和支持的改革，不僅具有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的堅定原則性，而且以不損害滿洲貴族的既得利益為前提。也就是說，任何改革都不能無視滿洲貴族作為統治群體的既成事實，不能傷害滿洲貴族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不管這些權利是如何得來的。
矛盾的焦點已相當明顯。現在的問題是衝突的雙方如何盡最大可能地淡化種族、族群意識，求同存異，建立共識，推進改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維新派無意就此作出絲毫讓步，他們以為拉住光緒皇帝這面大旗就可能全面抵抗住滿洲貴族的反擊。 於是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請求光緒帝罷斥守舊大臣，並鼓勵光緒帝仿效趙武靈王等故事促使滿人漢化，以期消除滿漢之間的種族印記。
維新派的設想未嘗沒有一定的道理，加入光緒皇帝具有歷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數族群領袖那樣的權威、地位、權力，問題或許比較容易解決。然而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光緒帝在滿人內部畢竟沒有足夠的權威，他的命運實際上操縱在滿洲貴族之手，因 此當他採納維新派的建議，著手罷斥守舊官僚，和對滿人進行一定的改革時，反對的力量便首先來自滿洲貴族內部。
據記載，「太后自歸政後，避居頤和園。一日，上詣園朝謁，太后責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宗神其謂我何？」上泣諫，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人笑也。」母子二人的談話不歡而散。很顯然, 光緒帝的基本思路並沒有背離滿洲人的利益, 但在慈禧太后看來 , 客觀效果則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說罷斥守舊大臣尚不足以激起滿洲貴族的全面抵抗的話，那麼，康有為等人斷髮、易服、改元，以及裁綠營、放旗兵、君民合治、滿漢不分的建議，則無疑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滿洲貴族。它的直接後果不僅是要剝奪滿人的特權，而且事實上是要 為滿人的歷史劃個句號。
康有為說：「皇上身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聽其便，則舉國尚武之風，躍躍欲振，更新之氣， 光徹大新。」如此這般，固然痛快，然滿人的的最後印記也就永久消失了。這不僅將激起整個滿洲人的恐慌、反對，而且實際上超過了慈禧太后對改革的最大承受力。
慈禧太后曾明確對光緒帝說過：「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髮不剪，我便不管。」既然光緒帝、康有為超出了這個極限，要剪辮髮，燒神主，那麼，慈禧太后便有足夠的理由帶領滿族貴族反撲。而且這也是慈禧太后對滿洲人所承擔的守護責任。如果站在滿洲人的立場上，並不難理解這個道路。果如此，百日維新不失敗，可能嗎？
民族主義誤區
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導致了滿漢之間的衝突。於是以漢人士大夫為中堅的維新運動終於被滿洲貴族勢力所扼殺。不過，這畢竟尚屬於內部事務方面，還不足以充分說明維新派是怎樣陷入民族主義誤區。而維新派對外國列強的矛盾心態及其政策取向則更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的真正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說，戊戌維新是中國人民族意識的大覺醒，是中國人基於傳統的愛國主義情懷在面臨滅頂之災來臨之際的本能反映，因而具有極其強烈的雪恥意味。康有為說：「皇太后、皇上知舊法之害，即知變法之利，……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究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變法富強的目的不僅在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是為了報仇雪恨，恢復往昔中華帝國的中心地位。
雪恥意識對一個失敗的民族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全體中國人都能樹立這種意識「忍大辱，安大苦，發大願，合大群，革大弊，興大利，雪大恥，報大仇，定大難，造大業，成大同」，那麼，中國終有強大之日，終能坦然面對外部世界。然而，如果將這種意識，誇大到一種不適當的地位，則勢必產生與主觀願望相異乃至相反的效果，形成極其自卑的民族心理狀態，既無法尋求對手的長處，也無法正 視自身問題之所在，於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民族主義誤區。
我們看到，在甲午戰爭之後思想界實際上陷入極度的懷疑主義，他們不僅懷疑清政府的動機、能力，以及洋務新政基本國策的有效性。而且，開始從根本上懷疑中國千百年來的文化傳統及精神遺產的現實價值。
康有為說：「伏念國朝法度，因沿明制 ，數百年矣。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竊以為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治天下 。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 。言率由而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為而諸夷交爭，必至四分五裂。??竊為皇上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從根本上懷疑中國精神遺產、典章制度的有效性，主張全盤更新，一切推倒重新開始。
康有為的這些主張在當時並不是個別現象，舉凡憂國憂民的知識階層，或官僚士大夫中稍具良知者無不具有這種思想傾向。不消說，這種傾向是基於一種嚴重的民族 主義情結，是堂堂中華帝國何以敗在東鄰蕞爾小國小國之手的必然困惑，因而具有極其強烈的功利主義意味。
基於這種功利主義思考和民族主義情結，維新派在對外國列強的認識上必然發生偏差。一方面，他們認為列強之所以強大，除去諸多的背景和原因外，最根本的在於 他們的國家體制、政治制度遠比我中華優越，因而他們所鼓吹的變法改革，其真實 目的就是要效法東西方的制度。
康有為說：「嘗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尊隔之故。……咨謀無人，自塞耳目，自障聰明，故有利病而不知，有才賢而不識 ，惟有引體尊高，望若霄漢而已。比之外國君主，尊隔過之。」
我們不必懷疑維新派對中西政治體制認識的合理性，但我們很容易感到，維新派的主張與期望明顯地脫離中國國情，無視中西文化傳統的根本差異，至少是超出了中國社會改革的實際承受力。
另一方面，維新思潮的興起與發展畢竟直接導源於外國列強的欺凌與入侵，它的改革內容雖然取法於外國，實施於內政，但其目標也只是民族自強，報仇雪仇，因而維新派在對外國列強的認識上，既看到他們的長處值得中國效法，主張全面的引進和吸收，同時又時刻提防著外國列強對中國不懷好意，懷疑外國列強對中國的援助 與支持在根本目標上都是為了從內部瓦解中國，演變中國。
鄭觀應說：「凡中外識時務者僉謂，倭當日設興亞會令人羨慕不已，不知特欲懈我中國之防耳。其時倭人處 心積慮，日夜以圖我中國，借口於問罪生番以發兵端。故王廣文《台事竊憤錄》雲倭人之侵台灣, 即滅琉球之漸也。其滅琉球, 即將來據朝鮮，擾中國之漸也。興亞之會言猶在耳，而為朝鮮一役陵侮我上國，侵軼我邊疆，震驚我畿輔。及我遣使議和 猶且據台灣，割遼東，索賠兵償二百兆，反為天下之罪魁禍首。」
興亞會的是是非非不在本文評論之列，但我們於此不難看到維新志士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而在內心深處對列強的懷疑、警惕與防範，不難想像他們內心的困惑與猶豫。
維新派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無法對外國列強建立一種正確的認識，無法以坦然的心態面對外部世界。他們在對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上，雖然時時處處無不以民族的、王朝的、國家的利益為至上原則，但卻每每陷入難堪的境地。
事實上，不論外 國列強對中國的維新事業是持同情、支持，抑或反對的態度，他們的真實心態都不可一概而論，一方面，他們基於自己的價值觀，以為維新、改革可以給中國帶來進步，進步的中國遠比野蠻落後的中國更合乎他們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他們基於他們國家的利益不可能真正支持中國通過改革走向繁榮昌盛之路。
因而，一旦改革事業受到阻礙或扼殺，他們並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而義無反顧地同情、支持中國的改革派。我們看到，在戊戌政變之後，幾個主要的外國政府儘管對落難中的維新人士予以庇護和同情，但這些政府實際上很快轉到維新派的對立面——以慈禧太后為中心的清政府方面去了。
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使維新派看不清外國列強的帝國主義本質，他們對外國列強 既充滿著擔心與提防，又產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依賴感，以為維新運動果能獲得外 國列強的全力支持，便不難取得維新的成功和中國的富強。
於是，在維新思潮醞釀 之初，維新派不但提出要效法日、俄等國的改革模式，而且提出一旦時機成熟，禮聘伊藤博文等外國人士作為中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甚至到 了維新力量即將遭到反對勢力推殘的關鍵時刻，在維新派的心目中似乎依然只有外國列強的保護才能使他們度過難關，寄希望於外國列強的干涉。然而，維新與保守畢竟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外國列強和外國友好人士基於自己的價值原則，可能或適當地表示自己的同情、理解和遺憾，或在不損害國家關係的前提下提供適度的保護 幫助、支持。
但是，這種支持畢竟以不損害國家關係為前提。因此我們看到，雖然維新志士在政變發生之後都儘可能地受到了外國勢力的保護流亡他國，但維新事業卻並沒有因為外國列強的支持而得以進行下去。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永遠只能依靠中國內部的進步力量。任何完全寄希望於外國支持與幫助的想法都難以獲得真正的成功。這或許也是戊戌維新留給後世中國人的重大教訓之一。
這樣說，決不意味著指責維新派在從事國內改革時不該利用國際背景，無視國際潮流的變化。事實上，在國際關係日趨緊密的近現代，國內政治的任何大變動都不可能不受到國際背景的影響和制約。
問題在於，維新派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無法真正辨認國際潮流中的進步與反動，而是基於自己的民族利益在國際舞台上施展中國傳統政治中的縱橫捭闔之術，企圖利用外國列強之間的矛盾通過與英日結盟而 與保守勢力的親俄政策相抗衡，從而力爭中國的權益，進而有助於維新事業的成功。
他們認為，「英真救人之國也。日本也我唇齒，俄、德得志東方，非彼之利者。昔東事之後，彼以國小變法自強已久，欲奮揚威武，以求自立，既得勢，得遼東而不得， 其勢不得不恨俄、德，其來請聯助，乃真情也。英海軍甲地球，又扼蘇伊士河之權利，若英不欲戰，歐西各國不能飛渡。若聯英、日，則東西南三面如環，皆可晏然。 今地球大勢東流, 皆以我為土耳其, 若我與聯, 英人必出。」英、日、中三國聯手, 「通財協力，我以保民，英以保商，無俟密約聯盟，邦交自固。由是更與日本相結， 三國合縱，勢將無敵, 計莫便於此者。」
這種分析雖然有著相當的道理, 但畢竟是基於狹隘的國族、王朝利益的一廂情願，因而在內外政策上都勢必陷入民族主義的誤區。這或許是戊戌維新運動之所以夭折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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