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這裡曾上演了一場中國版的 「敦刻爾克」大撤退

看歷史看世界

為搶運戰時物資於寒風凜冽，民生公司職員和當地縴夫在長江岸邊匍匐前行

編

者按

1940年5月末，英國利用一周時間，從法國的敦刻爾克港口成功撤出30餘萬英法聯軍，敦刻爾克因此名垂史冊。比這更早一些時候，在中國的川江航線上，也曾上演過一場無論是規模還是意義都不亞於敦刻爾克的大撤退。

這場大撤退，發生在長江中游的宜昌城，前後歷時40天。如果說敦刻爾克大撤退為盟國保存了反攻所需的關鍵人員，那麼宜昌大撤退則為中國保存了民族工業發展的命脈。

此文為《看歷史》10月刊原創內容，版權歸看歷史所有。

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台。

搶運，其實早就開始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就作出判斷，沿海是守不住的，所以決定實施「以空間換時間」戰略，要求東部沿海地區的機關、學校、工礦企業等向西部遷移。

遷移所依靠的交通工具，無非是水、陸、空三類。其中，飛機本身資源有限，火車、汽車大多被政府或部隊所佔，速度最慢的水路成為學校、企業等大多數單位的內遷主要通道。當時，全國成規模的工廠，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上海工廠內遷的命運，直接關係國家經濟實力能否保存。1937年8月1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開會，決定成立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命令上海各工廠立即內遷。

不過，政府光下令內遷，卻沒有提供經費和交通工具。在戰事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各工廠只能自己想辦法，先把機器設備拆下來，然後借蘇州河水道起運。第一批內遷船隊於8月27日出發，主要包括順昌機器廠、合作五金廠、上海機器廠和新民機器廠等廠的機件，裝滿20多隻木船，同行的還有技術工人160餘人。這些木船每隻都用樹枝或稻草作了些偽裝，每船相隔百米左右，以人力划行，到了蘇州後，再將木船連起來，用輪船拖著赴鎮江，在鎮江轉裝上輪船，沿長江送至武漢或四川。

盧溝橋事變

之所以選用木船搶運，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一方面，淞滬會戰前夕，國民政府為阻擋和延緩日軍艦艇利用長江進攻內陸，徵用了不少輪船、鹽船，連同部分老舊軍艦沉入江中，在江陰、馬當等多地形成阻塞線。此舉雖屬無奈，但客觀上令當時本就不富足的長江航運船隻更加捉襟見肘。另一方面，由於江陰阻塞已成，噸位較大的輪船已無法行駛，所以上海工廠內遷只能先用吃水較淺的木船過渡一下。

在浩浩蕩蕩的西遷大軍中，出力最大的，當屬川人盧作孚創立的民生公司。民生公司之所以能有如此充足的運力，在於盧作孚本人的前瞻性做法。當時的國民政府面對日軍進攻方寸大亂，在沉船阻敵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到後撤工具的問題。船都沉江了，日後川江航運怎麼辦，經營船舶航運業務的盧作孚自然不同意國民政府此舉。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向國民政府力陳利弊，最終保住了民生公司的主力船隻。也正因此，在不久之後的宜昌大搶運中，民生公司的數十艘輪船成為絕對主力。

民生公司輪船搶運撤退物資

武漢失守，形勢嚴峻起來

內遷的第一站是武漢。

大多數人，包括國民政府，對當時能抵抗到哪一步並不清楚。有些廠家以為到了武漢基本就安全了，於是開始定址建廠，著手恢復生產。

然而，戰事發展超出預料。南京淪陷不久，國民政府發布遷都重慶的宣言。這不僅意味著武漢已非安全之地，更給國人傳遞了這樣一個信號：抗戰將是長期而艱苦的。軍事上，國軍著手準備武漢會戰；工業上，企業被要求繼續內遷入川。

由武漢入川，宜昌是必經之地。長江航道，自宜昌至四川，水流湍急，灘險林立，航行極為困難，很多時候都需要縴夫助力。巫峽兩岸峭壁，縴夫無法立足，船隻只能滿帆藉助風力上行。在這樣的水文條件下，大型船隻根本無法上駛。1938年12月，江安、江順兩艘噸位在4000噸以上的江輪奉命入川，到達三峽段時，用直徑3寸的鋼絲纜繩互相牽引，開足馬力，企圖沖灘。但一連拉斷了3根纜繩都沒成功，前船還差點與後船相撞。這樣，上游與下游運力就顯得不對等，運力較強的輪船到宜昌就無法再繼續上行，大量由武漢運來的物資只能在宜昌換乘噸位較小的輪船或木船，再轉運入川。

這段時間的內遷物資雖然數量不大，但也並非毫無成果，從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底，自漢口轉運入川的兵工器材3.8萬噸，公物6900噸，遷廠器材7900噸，一般物資3700餘噸，學校圖書、儀器1800噸。

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失守。隨後日軍逆流而上，進犯岳陽，同時沿平漢鐵路北進，直撲襄陽。如此一來，宜昌就處在了日軍的星月形包圍之中。此刻的宜昌長江碼頭，物資器材積壓成堆，從下游運來的80多家企業包括機械製造、化學、電機電器、食品、造船、印刷、紡織等各種器材設備，加上兵工器材總計在12萬噸以上。這一數字，還不包括近10萬難民。可以說，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了宜昌，一旦無法及時入川，後果實難預料。

圖為發刊之日的《新華日報》

所有能動的輪船，除了招商局的6艘「江」字型大小輪和三北輪船公司的一艘江海運輸輪外，只有民生公司的輪船可用。更大的問題是，招商局和三北的7艘輪船，只有2艘能勉強航至四川。面對如此現實，國民政府交通部曾聯繫英、法等外國輪船幫著搶運，一來此時歐戰尚未爆發，用外國船隻日軍不大敢轟炸，可以避免損失；二來可以增加運力，加快搶運進程。但這些外國輪船公司以航道難、局勢險、時間緊等借口抬高物價，超過正常運價的三倍。無奈之下，交通部只好自力更生了。問題是，以當時單艘輪船運力200-600噸計算，完成這批人員與物資的搶運，需要約一年時間。

另一個同樣迫切的問題是，此時離川江的枯水期只有40多天。一旦進入枯水期，搶運就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第三個問題是，組織難度極大。當時的宜昌港無人指揮，頭頂還不時有日軍飛機盤旋和轟炸，人們爭先恐後地擠在碼頭上搶著登船。負責組織搶運的盧作孚後來回憶他剛到宜昌港的情形時說：「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復相互責罵。」這種慌亂和無序，給搶運的組織帶來極大的難度，成為制約搶運工作最大的不確定性問題。

蔣介石武漢視察作戰部隊

盧作孚出手，創造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如果從淞滬會戰時內遷起算，第一波內遷用了約4個月，起點主要為上海、南京，終點為武漢；第二波用了近10個月，起點主要是武漢，終點為四川，宜昌為中轉站。到了第三波，留給宜昌的撤退時間僅剩下40天。

如果說，前兩次還相對充裕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最後的這次搶運更加緊迫，也更加關鍵。

1939年9月24日，盧作孚在漢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試航典禮上發表演講

一片慌亂之中，已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兼任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的盧作孚飛抵宜昌，經過調查和計算，他告訴大家不必驚慌，只要密切配合，完全可以在40天內完成任務。

首先，他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各輪船駕駛員以及宜昌港口的管理人員開會，商定出一個詳細的搶運計劃，強調一切行動聽指揮。次日，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宜昌船舶運輸指揮部，召集所有需要託運的單位，傳達了這一計劃。其中，要求所有單位將物資按輕重緩解分為最重要、次重要、較重要三個順序，優先起運最重要物資，各單位按秩序裝船，聽從統一指揮，不得爭先恐後。

其次，實行分段航運。鑒於川江航線灘多流急，採取白天航行、夜間裝卸的辦法，用足每一分每一秒。從宜昌到重慶，上行至少需要4天，下行至少2天，費時太長，為此採取了縮短航程的辦法，即對各類船隻及裝運的物資器材，實行長短距離不等的分段運輸。比如，對最重要和最不容易裝卸的機器設備，由宜昌直達重慶，中間不作停留；對次重要和較重要的，只運到萬縣、奉節、巫山、巴東等沿江港口，待以後轉運，還有的只運到三峽就卸下，這樣就保證每天早上有多少船出去，下午就會有多少空船回來，大大提高了現有運力。

第三，增加裝卸設備。早在宜昌搶運前，民生公司就在三斗坪、青灘、巴東等地設立了公司轉運站，增添躉船，並雇請了2000多名運輸工人參加搶運裝卸。此外，在公司所屬的「民本」、「民元」等船上，裝上較大型的起重吊杆，其中「民樂」上還專門設計安裝了能起吊30噸的吊杆，招聘了40名上海籍的起重工人，專門負責重型設備的起吊、裝卸。這些準備工作，在宜昌搶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設電台加強調度。在此之前，只有少數船隻裝備了無線電台。為適應搶運需要，盧作孚要求在所有大型輪船、沿江各港口都裝上無線電台，如此就把船、岸和宜昌指揮中心連接起來，可以隨時了解船舶運輸情況，以保證有序調度。

大撤退時街上擁擠的人群

在盧作孚的指揮下，整個搶運工作如同一台精密儀器在高速運轉。比如，當返航的輪船抵達碼頭時，船艙的蓋子已經揭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到了駁船上。輪船剛拋錨，駁船就被拖到輪船邊開始裝貨。盧作孚後來在回憶這一場景時寫道：「夜幕降臨時，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夜映在江上，構成一幅壯麗動人的夜景。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擔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所有這一切交織在一起，配合成了一隻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人民動員反抗敵人的力量。」見證了這次搶運的著名教育家晏陽初認為「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所不同的是，中國宜昌的這次撤退更加困難，因為指揮這次搶運的是一名從沒有參加過戰爭的實業家，被指揮者完全沒有受過撤退方面的專業訓練，使用的船隻不僅數量有限，而且質量及噸位也良莠不齊，還要時刻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

在搶運裝備物資的同時，同樣沒有丟下當時滯留宜昌的難民和大批從武漢前線轉運下來的傷病員。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致電民生公司，要求妥為照顧。民生公司專門制定了《非常時期客運救濟辦法》，傷兵與設備器材同船，人坐艙面，設備放在艙底；一般民眾則降低票價，把以往的卧鋪全部改成座位，一個床鋪坐5人，並從四川徵用了1000多艘木船，用於轉運人員。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數十所院校師生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撤退入川的。

最終，在宜昌失守前，堆積在宜昌的物資和滯留人員全部運入四川。據長江航運部門統計，從盧溝橋事變到宜昌搶運結束，通過川江航線共搶運入川各類物資50多萬噸，人員超過百萬。這些物資在重慶周圍和西南各地重新建立起工業基地，生產出的軍工產品和民用產品，對支援長期抗戰、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難童離開武漢轉運宜昌

不要忘記那些付出生命的犧牲

就像敦刻爾克大撤退離不開部分英法軍隊的英勇阻擊一樣，宜昌搶運得以順利完成，同樣離不開多方力量的支持和犧牲。

首先要感謝正面戰場的頑強抵抗。當時，張自忠、薛岳等部在宜昌周邊地區與日軍作戰，遲滯了日軍的推進步伐。幸運的是，此時日軍經過前期猛攻，戰線拉長，已經出現後繼乏力的現象，故而在進攻的烈度上明顯減輕，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佔領地區的鞏固上，從而給搶運留下了就較多時間。

民生公司重慶總公司辦公大樓

民生公司的職工也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從全面抗戰爆發一開始，盧作孚就在全公司提出「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民生公司的員工不怕犧牲，忘我工作。宜昌搶運期間，先後有117人犧牲，76人致殘，16艘船被炸沉，損失船駁4152噸。許多船員職工冒著敵機轟炸進行搶運，表現出不亞於前線戰士的勇敢。一次，「民俗」號輪遭遇敵機轟炸，加油工邱寶定在機艙值班，腹部中彈流血不止，但他堅守崗位，最後連同加煤工楊培之、引水員王炳榮、大副李暉漢等人壯烈犧牲。一年後，一千餘名船工集體寫信給國民參政會說：「如果說我們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苟延殘喘，實在不如說是在為爭取抗日的勝利。」話雖不長，但愛國熱忱躍然紙上。

盧作孚卓越的組織指揮才能則是搶運成功的關鍵。搶運前，他對當時川江航運的整體實力進行了精確測算，精確到每天有多少噸物資可以運走、運到什麼地方，每艘船在什麼時候起航和返航等。為此，他每天都要到碼頭、駁船、輪船上實地查看，發現問題立即調整。得益於計劃的精確及快速實施，宜昌城內原本緊張慌亂的氣氛緩和下來，人們在這種有條不紊中看到了信心和希望。抗戰勝利後，盧作孚被授予國家抗戰勝利勳章，公司的其他人員也受到嘉獎。民生公司也藉此在長江航運界樹立了良好口碑，馮玉祥曾到民生公司演講，稱讚其是「愛國的公司」。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