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里子山名字考——其名字是「巙巙」還是「巎巎」？

康里巎巎《草書張旭筆法卷》（局部） 紙本 35.8×329.6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康里子山名字考

作者：張金梁

內容提要：

康里子山是元代朝廷重臣和少數民族漢學名流和書法家，其名字是「巙巙」還是「巎巎」，今人模糊不清，中華書局校點本《二十五史·元史》特將原來的「巙巙」改為「巎巎」，並注名讀音「撓」，學術界多從之。通過對《元史》纂修者考察、俗體字問題研究及蒙古名字譯音對照，可以斷定子山之名應為「巙巙」，讀音為kuikui。

關鍵詞： 巙巙 巎巎 俗體字 蒙古名

康里巎巎《草書張旭筆法卷》（局部） 紙本 35.8×329.6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康里子山（1295-1345）是元代頗有影響的人物，他既是朝廷重臣，也是罕見的少數民族漢學名流和書法家。但康里子山的名字是「巙巙」（kuikui）還是「巎巎」（nao nao），後世模糊不清，在當代具有權威性的中華書局校點出版的《二十五史·元史》中，特將原來的「巙巙」改為「巎巎」，並注名讀音「撓」，學術界多從之，似乎成為定論。其正確與否，大有討論的必要。

跋趙孟頫《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行書 30.2×161.3cm 至正四年（1344）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一、《元史》之思考

在明初所修的《元史》（後簡稱《元史》）中，有《巙巙傳》曰：「巙巙，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祖，從征有功。巙巙幼肄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升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巙巙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忠。」 [1]由此可知，子山出身元朝貴胄之家，長成後仕途較為暢順，官高職重，頗受朝廷重用。其愛好漢學博覽群書，善真、行、草書，為元代大家。在《元史》中，所有子山之名皆書為「巙巙」。

《元史》修於明洪武二年，總裁官是宋濂、王禕，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華人。《明史》謂其：「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游柳貫、黃溍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2]宋濂在元代生活了五十餘年，因博學有史才曾薦為翰林編修辭而不就，後受知於朱元璋，成為明初朝廷文官之首。由於宋氏學問博深，特善治史，故人們尊稱其為「太史公」。宋濂生於元朝中期，比康里子山小十五歲，子山去世時宋氏三十五歲。《元史》載：「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 [3]不知宋氏與其有無交往。但子山在去世前一年「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成為宋濂家鄉的最高行政官，宋濂對於這位名動朝野的封疆大吏的名字及讀音不會不知。雖然《元史》的纂修疏漏較多，但對於列傳中熟悉的著名人物名字，應該不會寫錯。

另外，參預修《元史》的王禕、胡翰、陶凱、曾魯、汪可寬、趙汸、陳基、高啟等，《明史》中多有傳，皆為由元入明的中老年學者。子山去世後二十三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所以子山在世時，這些《元史》的纂修者，大都是成年文人，所以對子山名字應該非常清楚。再者，《元實錄》保留完整，為修《元史》提供了極大方便。《明史·危素傳》載：明軍破元都，危素（1303-1372）欲投井死，「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元實錄》得無失。」[4]因危素曾為元翰林承旨之高官，「上訪以元興亡事甚悉。同時被征之士有胡翰……等凡十六人，皆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5]危素「（元）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6]而「至正元年，……是歲康里巙巙以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7]正為危素的上官。且危素對於子山非常崇敬，拜在子山門下學習書法，到子山至正四年拜江浙平章政事，在一起約四年左右。解縉《書學傳授》謂「子山在南台時，臨川危素、饒介之得其傳授」[8]便指此時。危素比子山小八載，子山去世時他也四十三歲，他對上司、老師之名不會不清楚。危素入明後，在翰林院任職，其與宋濂私交頗深，濂之子宋璲為危素的書法弟子。[9]由此可知，因子山是元末重臣及書法大家，其眾多的下屬官吏及書法門人活躍於明初，文人墨客對其名諱都非常清楚，宋濂及《元史》纂修者，決不會搞錯。

康里巎巎《致彥中尺牘》紙本 30.8×55.6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二、俗體字問題

對子山之名提出異議是清人，乾隆四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聚集了齊召南、杭世駿等文人學士對選定的前朝藍本進行整理，並將考證附於各史每卷之末。《元史》校勘者之一官候補直隸州知州王祖庚，他在《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後附言云：「《巙巙傳》，臣（王）祖庚按：《字典》云：巎音撓，俗作夔者誤。」[10]所謂《字典》當指《康熙字典》，然其中明確指出：「巙，渠龜切」；「巎，奴刀切」，沒有王氏所按內容，方知王氏將《正字通》錯為《字典》，而所按之意亦模糊不清。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卷三十四亦附有校勘曰：「巎巎，據至順四年巎巎手書《顏真卿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見《三希堂石渠寶笈法貼》）題款改，《類編》云：『《正字通》云：巎音撓，俗作巙者誤。」[11]不難看出，其是在王祖庚之說的基礎上考證而成的，由此便直接將《元史》中所有「巙巙」之名改為「巎巎」，並註明讀音「撓」。由於中華書局點校本具有至高的權威性，因此學術界、教育界凡涉及到康里子山之名時，都書為「巎巎」而讀音為「撓」了。

閱讀子山手書不難發現，不僅《顏真卿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落款為「巎巎」，諸如《謫龍說》、《跋趙孟頫〈常清靜經〉帖》、《奉記帖》、《竹溫台碑》、《宣聖廟碑》、《達摩大師碑》等款書皆如此，這正是後人誤解子山名字的原因所在。試想子山為元朝晚期名揚四海的人物，而宋濂等《元史》纂修者都有機會看到子山眾多作品及款名，為什麼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其原因就是他們知道子山款名的本字是什麼，應該怎樣讀法，所以沒有被其自書名字所迷惑，在修《元史》時，為了避免造成混亂，用了其名子的正體本字。而後世點校者，發現子山墨跡書名與史書所記不同，沒加深入考證便認為《元史》修撰者用了錯字而加以改正，恰好誤解了《元史》修撰者的一片苦心。豈不知子山手書「巎巎」卻是「巙巙」的訛變俗寫，並非真是「巎巎」。

關於「巎」、「巙」二字，《說文》不收，《集韻》云：「巙，渠龜切，音逵，人名。」《玉篇》云：「巎，奴刀切，同峱。」《說文》：「峱，峱山也，在齊地，從山狃音。」從古字書中可知，「巙」字宜用於人名，而「巎」字同「峱」，特指峱山，是齊地的古山名。實際上「巙」、「巎」為形聲字，其義與「夔」、「夒」有密切關係。《說文》：「夔，魖也，如龍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古有「舜臣名夔，典樂之官」[12]，故後人名亦多用之。歷史上曾有起名不能用神物之說，所以人們將夔字加上山旁進行改造，暗存其義更增氣勢，專用之於人名，雖然書寫繁瑣，但世人皆識。《說文》：「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從頁，已止夂其手足。」段玉裁注曰：「《詩·小雅》作猱。毛曰：猱，猨屬；《樂記》作獶，隸之變；鄭曰：獶，彌猴也。」[13]由此可知峱（巎）山之名，應與有此類猴子有關。而「巎」字只是古峱山之別寫，非常生僻，很少使用，況且內涵不雅，子山及其父親皆為滿腹經綸的學者，決不會用此等字為名。

那麼為什麼子山書款多將「巙巙」寫成「巎巎」呢？其中原因便是字體俗寫與正寫的問題。清人顧南源《隸辨》「夒」條云：「碑訛夒為夔，……《集韻》夒與猱同。此碑（《劉寬碑》）與下二碑（《上尊號》、《繁陽令楊君碑陰》），夒字皆人之名，必無以貪獸為名者，故知其訛為夔耳。《玉篇》夔俗作 ，亦即夒字也。……夒夔莫辨，相仍積習，有所自來。」[14]特別是《上尊號》為魏朝廷所立，碑中有「太僕臣夒」者，則為太僕何夔，《魏書》有傳，這說明漢魏時便有將「夔」寫為「夒」的現象。近人秦公《碑別字新編》中，「夔」下收別體字十三個，其中四個為夒，證明顧氏所說不虛。而這種現象的出現，可能與「夒」字使用極少近於死亡文字，而「夔」字使用頻率較高，為省簡筆畫而成。「巎」、「巙」為形聲字，子山將名子「巙巙」書為「巎巎」，是承襲了歷史上漢字訛變俗寫所致。元朝廷重視蒙文而對漢字的書寫規範性關注較少，子山是書法家，在對自己名子用字書寫上更加自由隨便，其為了顯示自己的學問淵博，對自己的名字追求奇異用字書寫是可以理解的。

乾隆武英殿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對於「巙巙」、「巎巎」的問題，都涉及到了《正字通》。此書是明末清初所流行的字書。《四庫全書總目》對其作者有所考證：「舊本題明張自烈撰，或題國朝廖文英撰，或題自烈、文英同撰，考鈕琇《觚賸·粵觚》下篇，載此書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購得之，因掩為己有，敘其始末甚詳。然其前列十二字母，則自烈之時所末有，殆文英續加也。裘君宏《妙貫堂余談》又稱文英歿後，其子售板於連帥劉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為自烈書，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諸本互異，蓋以此也。」[15]《續文獻通考》載：「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生。」[16]其博物洽聞，頗善著述，明亡入清後，「累征不就，晚卜居廬山，年七十七卒。無嗣，南康太守廖文英重其品，葬於白鹿洞山之鄭家沖，書其碑曰：『清故處士張芑山墓』。」[17]廖文英，字百子，連州人，明崇禎末曾官南康府推官，入清後又於「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18]。由此可知，張、廖交往頗深厚，《正通字》之易主問題不難推知。《正字通》面世後頗為流行，「其視梅膺祚《字彙》考據稍博，然徵引繁蕪，頗多舛駁，又喜排斥許慎《說文》，尤不免穿鑿附會，非善本也。」[19]乾隆武英殿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以此為依據來斷定子山名字，所出現的問題不在《正字通》本身，而在對其理解的偏面。《正字通》所謂「巎音撓，俗作巙者誤」的記載，了解到「巎」代「巙」現象的存在。而「俗作」的時間，應是距作者相近的元、明時期，在此時期的典籍中，罕見其他關於「巎」「巙」二字使用之處。因此可以斷定，元、明時期以「巎」代「巙」俗寫的出現，與子山之名廣為流傳有關係。而明人對於《元史》中子山之名的用字從來沒有提出異議，說明他們知道其中奧秘所在，這從反面證明了「巎巎」是「巙巙」俗寫的事實。

草書詩書卷之《李白古風詩卷》 紙本 35.0×63.8cm

三、蒙古字之音譯

蒙古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民族，入主中原為了統治需要，不得不接觸漢文化。但在朝廷乃至全國，大力推廣蒙古習俗及文字，規定聖旨等朝廷大制皆以蒙古字書寫，「諸內外百司五品以上進上表章，並以蒙古字書，毋敢不敬，仍以漢字書其副。……諸內外百司應出給劄付，有額設譯史者，並以蒙古字書寫。」[20]連官印也多以蒙古文鑄造。並令各路廣設蒙古文教授，要求漢人習蒙古文。而在蒙古、色目等少數民族中，對漢文化的學習非常淺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云：「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畫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21]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執筆書寫，可見其漢字水平之低下。蒙古、色目人，起名皆用蒙文，我們現在所看到他們的漢字名，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蒙古、色目等貴胄們以便與漢人交往，將自己或家人的蒙文名字借用音近的固定漢字代之，形成漢字名字；二是後人根據元人的蒙古文資料音譯而來，若被譯者原先有自定漢字名，而譯者不知，則可能出現音近字異的情況，如同兩個人一樣。另外，後世整理元人典籍時，認為以前所譯字音不準，便確定標準重新翻譯，這樣便會出現一個人而有幾種漢字名的情況。近人陳垣著《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云：「始余讀葉刻本《元秘史》，開卷即見騰汲思名字的水，不峏罕名字的山，與連筠本之作騰吉思、不兒罕者，譯音用字不同也。」[22]說明對於蒙古文書籍譯音用字有差異，是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如乾隆四十九年刻印《四庫全書》，重新對遼金元史的譯字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修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云：

考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地物從中國，邑人從主

人是也。釋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元托克托修宋、遼、

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考其編輯成書，已當元末。是時如

台哈布哈號為文士，今所傳納新（案，納新原本誤作乃賢，今改正）

《金台集》，首有所題篆字，亦自稱為泰不華，居然訛異，蓋舊俗已

漓。並色目諸人亦不甚通其國語，宜諸史之訛謬百出矣。迨及明初

宋濂等編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亦掛漏尚難殫數，前代譯語

更非所諳，三史所附國語解，顛舛支離如出一轍，固其宜也。我皇

上聖明天縱，邁古涵今，洞悉諸國之文，灼見舊編之誤，特令館臣

詳加廛定，並一一親加指示，務得其真。」[23]

在修定中的，《元史》的改動尤大，對其中眾多的元人用語、物名、地名、人名進行了一系列的重譯。從讀音上看，可能更加接近於原蒙古語言。但對於漢人已習慣了的詞語再加變動，有不知所措之感。特別是人名，使人更覺不適應。不少蒙古、色目人如泰不華、康里子山深諳漢學，他們選用的漢字名，不只是簡單音譯，與漢人之名一樣重視漢字涵義，並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此二人都是漢學者和書法家，有不少漢名落款的詩文、書作、碑刻傳世，若重新翻譯他們的蒙文名而否定原先的自選漢名，除不尊重古人的意志外，也使後人對歷史文獻的閱讀增加難度，這是學術界一般不用四庫本《元史》所譯人名的原因所在。

康里子山蒙古文名字為 ，在四庫本《元史》中被譯為「庫庫」，《元史語解·人名》卷二十一對此還加以說明：「 （讀音）烏枯烏枯。庫庫：青色也。卷一百三十九作巙巙。」[24]其首先承認了《元史》中子山之名為「巙巙」，又認為用「庫庫」音譯更為貼切而改之。在此我們有幸看到了子山之名的蒙文寫法和讀音，「烏枯烏枯」的聯讀音和「巙巙」讀音非常接近，而與「巎巎」（nao nao）毫無關係，這為子山之名本字應為「巙巙」提供了鐵證。

在此應該說明的是，在《元史》中有與子山蒙文名字相同者，《元史語解·人名》卷十一載：「 （讀音）烏枯烏枯。庫庫：青色也。卷四作闊闊，卷三十四作夔夔，並改。」[25]按，《元史》卷四載：「[中統二年（1261）]闊闊為中書左丞」，時間在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前二十年；而《元史》卷三十四云：「[至順元年（1330）正月]庚辰，升群玉署為群玉內司，……禮部尚書巙巙兼監群玉司事。」[26]對照可知，《元史語解》將「巙巙」誤書為「夔夔」，應是音同所致。四庫全書本《元史》將「闊闊」與「巙巙」皆改為「庫庫」後，造成了很大混亂，《元史語解》自身也不能免，如卷十一「庫庫」條將《元史》卷四之「闊闊」與卷三十四之「夔夔（巙巙）」混為一人，後者距前者相距近七十年，顯然非闊闊之事。而《元史·巙巙傳》有子山順帝時「拜禮部尚書，監群玉內司」的記載，顯然此處的「巙巙」是子山無疑。

以上考證，可以斷定康里子山的名字應為「巙巙」，為避免繼續以訛傳訛，希望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在《元史》再版時改正為好。

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傳》 作於至順二年（1331） 紙本 27.8X281cm

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傳》局部

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傳》局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

[1]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398頁。

[2]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頁。

[3]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頁。

[4]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7頁。

[5] [清]夏燮：《明通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頁。

[6]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7頁。

[7]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頁。

[8] [明]解縉：《春雨雜述》，《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頁。

[9] [明]解縉《書學源流詳說》：「子山在南台時臨川危太朴（素）、饒介之得其授傳，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見解縉《文毅集》卷十五，四庫全書本。

[10]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頁。

[11] 《元史》，中華書局校點本1983年版，第771頁。

[12] 《康熙字典》，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264頁。

[13] [清]段玉裁：《說文解文·注》，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223頁。

[14] [清]顧南原：《隸辨》，中國書店1982年版，第52、53頁。按，中國書店在影印出版時，封面名為《隸書字典》，而扉頁標明《隸辨》，特此說明。

[15]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三，四庫全書本。

[16]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七，四庫全書本。

[17] 《江西通志》卷七十二，四庫全書本。

[18]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三《正字通》條，四庫全書本。

[19]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四十三，四庫全書本。

[20]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頁。

[21]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7頁。

[22] 陳垣：《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中華民國廿三年二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第3頁。

[23]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四庫全書本。

[24] 欽定《元史語解·人名》卷二十一，四庫全書本。

[25] 欽定《元史語解·人名》卷十一，四庫全書本。

[26] 《元史》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頁。

（發表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年第四期）

作者簡介：張金梁先生是山東高密人，歷史學博士。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委員、吉林文聯委員、吉林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吉林民盟書畫院院長、長春儒瀾軒書畫院院長、長春博士聯合會副理事長、吉林省文化專家智庫成員：現為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書法專業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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