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都東京：一千年前的東方華爾街

文史 10-26

原標題：宋都東京：一千年前的東方華爾街

吳按：這是在網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因為提到我2015年出版的一本書《宋：現代的拂曉時辰》，所以覺得還是轉載一下吧。標題是我所改。

隨著對宋代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對宋都東京文化元素的重新認識，大文化中的經濟元素也越來越引起學界和研究者的關注，發生在上個千年宋都東京開封府的諸多經濟新事物都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新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不少近代經濟事物的由來都要進行歷史性的修改，像世界最早的銀行不是出現在過去所說的歐洲的義大利威尼斯，而是出現在早其500多年的宋都東京。

宋都東京開封府，是上個千年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也是人類近代城市的第一輪朝陽，開創了我國歷史上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結束了我國古代史上長久的坊市分離和宵禁制度，沿河設市，臨街開店，夜市興起，城市商業從歷史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開封作為北宋的都城，天下富商巨賈雲集，商業、手工業各類行當應有盡有。據歷史文獻記載，當時東京城內大的工商業戶有6400餘家，小商小販不下萬家。

繁榮發達的手工業、商業、服務業，促使與其相適應的金融業由民間到官方迅猛發展，許多新形式、新業務在宋都東京紛紛問世。解庫、會子、抵當所等這些民營的、國營的銀行機構組成了一個過去所沒有的金融服務體系。

解庫：宋都東京的銀行營業廳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長卷的末端（如上圖），畫有一屋一棚，房檐下的橫杆上高掛著一個大大的「解」字招牌，此處位於鬧市區的一個十字路口把口處，屋非店鋪商家，棚下長板凳上坐著七八位諮詢者，正聽中間一位長者講解著什麼。

這就是北宋初期在國都東京城內出現的民間典當與放貸機構。銀行一詞最早起源於拉丁文，說的是「長板凳」的意思，在公元1580年威尼斯出現的所謂世界上最早的銀行之前，經營金融的業務者大都是坐在長板凳上，這和500多年前東京城內的金融經營者何其相似乃爾。

有人認為《清明上河圖》解庫旁邊畫面上坐著的長者是在說書，此為謬誤也。宋史專家、著名的「清圖」研究學者周寶珠教授在《〈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一書中對此有精準的判斷，他認為「按照東京的有關記載，說書藝人自有瓦子勾欄，是否在街頭這種場合說書，那應進一步提出論證，何況從畫面上看亦未必為說書，因為坐著的老者連說書用的簡單道具也沒有。

另外，從僅有數人的座位上來看，棚是這個店的一個附屬建築，那位棚下坐著的老者很可能就是解庫的主人」，而那些長板凳上的圍坐者則是前來諮詢典當、放貸業務的客戶。

北宋開放的經濟政策很快在國都東京形成了數百家富庶大戶，他們有錢之後，絕不會讓資金在家存放，經營解庫也稱質庫，成為首選，在相關的史料中，東京的質庫都是這些人經營的。他們經營的質庫並非完全是我們今人所認識的典當業，而是一種銀行的雛形。當時東京城內放貸的方式就是開設名為解庫或質庫的當鋪。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銀行的抵押貸款，客戶以抵押物獲得貸款，到期後加付利息還清貸款贖回抵押。

而某些寺院或富人開辦的解庫也接納客人的善款，以充實自己的貸款資本，或給予一定的利息。既辦收息的貸款，也辦付息的存款，這當然已具有銀行的核心業務內容。宋都東京的解庫工作人員十分有趣，還如同今日的銀行櫃員一樣需著統一的服裝，方可從業入市，《東京夢華錄》卷之五《民俗》一節中記載東京「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

會子：宋都東京的首發紙幣

我國的四大發明之首即為造紙術，從東漢元興元年（105年）的蔡倫造紙到北宋真宗景德年間四川民間出現世界歷史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這是人類文明史上間隔近千年的兩個科技經濟的文化高峰。這兩大發明是華夏民族長期的經驗積累和智慧的結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兩大奇蹟。華夏民族的歷史進入北宋之後，以宋都東京為代表的商業空前繁榮和進入近代商業發展的標誌性進程紛紛顯現出來。

當時社會上使用的金屬貨幣因攜帶不便、幣值低微，已經明顯不適應商業發展對貨幣的要求，非常需要一種易於製作、攜帶方便、適宜流通的貨幣，紙幣交子首先在北宋的四川問世。

民間首創的北宋交子，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就是一種設計美妙的紙幣樣本：其大小雖為現代紙幣的數倍，但尺寸已達方便攜帶，屬豎排形，其幣面有三部分內容——第一是上部，為十枚制錢通寶圖分兩排組成的紙幣連續圖案，是紙幣交子的標誌；第二是中部，是紙幣流通範圍、面值等文字說明「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營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古代一百錢為佰，也寫為陌；第三是下部，是醒目而又精緻的幣圖，既有裝飾性的標誌作用，也有一定的防偽功能。

吳按：上面所說的交子，當指這張圖。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這張圖並不是宋代交子。

在四川交子的推動下，宋都東京也出現一種名為「會子」的紙幣，會子若干年後在南宋成為標準的官辦發行的紙幣。四川交子的使用雖然極大方便了貨幣的流通，但其民間產生的背景對持幣的使用者、對市場、對官方都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信用問題，這當然是關係社會安定的大問題。北宋的文官政權清醒認識到了這一點，在宋仁宗初年便設立了官辦的交子處，並開始設立準備金制度。

學界對會子的由來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周寶珠教授在《宋代東京研究》一書《錢幣、便錢和會子》一節中有十分明確的闡述，他在引用相關證明史料後指出「這一記載證明了北宋會子的存在，東京是它最初的行用地點」，「它不始於南宋，很可能是南宋紙幣會子的前身，或者說南宋會子自北宋以來有一個較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從低級到高級，從民辦到官辦，最後形成南宋通行的紙幣」。

宋都東京首發的會子見證了宋代這一較為成熟紙幣的產生，也是北宋時期近代商業大發展、大繁榮的標誌，和宋都東京出現世界最早銀行業的體現。

抵當所：宋都東京的國家銀行

抵當所，是抵當免行所的簡稱。北宋時期中央行政機構的九寺之一太府寺有一個二級單位——抵當免行所，它創立於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前後，它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以官錢放債，收取利息。這樣一個已具備近代國家商業銀行基本存貸特徵的官辦金融機構被我國新一代的宋史專家學者視為宋朝近代化的一個具體標誌。

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史學界出現了一個重新認識宋朝的學術新氣象。這股新風所體現的不僅僅是一個對宋朝的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學術問題，還是一個在世界發展史中，12世紀之前的華夏文明如何引領人類社會進入近代化，要實事求是，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大問題。

令人欣喜的是，這股學術新風、新潮的主力軍雖然人數有限，但年富力強、學風清新。他們推出的大批專著表明，一是功底紮實，態度嚴謹，觀點明確；二是文風清新，筆法活潑，審美時尚；三是既有很強的學術性，又有很強的可讀性。

出版有《重新發現宋朝》《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等著作的吳鉤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傑出的代表。他在《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書中對宋朝進入近代化社會發展的特徵有全方位且非常具體的闡述，關於抵當所是國營的存貸款機構，也是歷史上第一家國有銀行的結論就是具體的一例。本文的以下文字主要依據的便是吳鉤先生的相關闡述。當然，他的闡述領域包括北宋和南宋，涵蓋更為寬廣，而本文特指的僅是宋都東京。

北宋時期，京師及各地都設有抵當所，東京的抵當所當然具有央行的性質。經朝廷允許，在京的許多政府機關都將一時用不著的朝廷撥款和收繳的公款存入東京太府寺下屬的抵當所，既生息又安全。抵當所開創性開辦的有息存款業務是我們後人判斷其已具有銀行性質的核心指標，它所提供的有息存款服務在中國金融史和世界金融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北宋前期除向工商行戶收取商稅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還要向他們攤派，王安石變法後，將攤派的物料人工改為計錢，稱為免行錢。抵當所受命免行錢的收取管理，故其也掛過抵當免行所的牌子，還參與國家賑災發放無息貸款的工作，把宋都東京的抵當所稱為國家銀行不能說沒有道理。

從解庫，宋都東京的銀行營業廳；到會子，宋都東京首發的紙幣；再到抵當所，宋都東京的國家銀行，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宋都開封在中國金融史和世界金融史上近代化進程中的開先河之功。

最後，

我們還要發一個彩蛋

下周六（10月27日）下午

我在深圳有一個講座

講講宋代發達的金融業

內容可不是這篇推文

歡迎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