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可能分成兩個省的省份，經濟非常發達，南北差異實在太大了
如果說一個省之內有巨大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差異，那麼江蘇和安徽兩省必然符合這種情況了。蘇南和蘇北、皖南和皖北之間，無論是方言，還是飲食等文化風俗，差異都非常大，一省之內猶如兩省。
其實，安徽和江蘇兩省的出現完全是政治因素導致，而非地理經濟自然演化之結果。清初，清廷略定江南之後，曾在明代南直隸行政區劃的基礎之上設江南省，轄區包括今日江蘇和安徽兩省。康熙年間，為了拆分地方過大行政區域，才會有蘇皖分省，安徽和江蘇兩省遂有。
晚清咸同時代，太平軍之亂對江蘇和安徽兩省經濟破壞極為嚴重，昔日繁榮富庶之地慘遭兵燹，生靈塗炭、民生凋敝。大亂平定之後，有人建議以長江為界，重新調整行政區劃。四川道監察御史陳廷經鑒於當時江淮形勢，曾向清廷提出以長江為界，將安徽北部與江蘇北部合併為一省，安徽南部與江蘇南部合併為一省。
兩江總督轄區
以長江為界，重新調整蘇皖兩省行政區劃，南歸南，北歸北，這是一種地理主義的取向，但是並不符合清廷行政區劃設定的用意，可以說是未明高層用意。當時擔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對此堅決反對，或許他也擔心會分割江督權力，他的理由是：「古人經畫疆里，具有深意······論形勢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
曾國藩的見解完全出於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的控制考慮，是一種軍事政治視角。當然，曾國藩也意識到南北差別對於管理的影響，但是他將問題解決寄托在疆臣的素質上，「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江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用輕改成憲。」
曾國藩
曾國藩的意見就是清廷的意見，江南、江北分別建省的建議就這樣被擱置了。直到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時期，江北建省的建議再度出現在改革話題之中。1904年，在朝野政商各界均有深厚影響的張謇提出《徐州應建行省議》。
江北建省，本身就是一個始終存在的話題，雖然早已被高層否決，但在民間依然流布甚廣。張謇本人在蘇北的投資也面臨進一步發展的問題，蘇北建省不僅是一部分朝野人士的眾議，也符合張謇資本集團的利益。
張謇
張謇看中的是徐州，他認為徐州完全可以成為新行省的政治中心，徐州「控淮海之襟喉，兼戰守之形便，殖原陸之物產，富士馬之資財，其地為古今主客所必爭者，莫如徐州」。在列強攘奪的背景之下，控扼南北要衝的徐州更是有著無法忽視的戰略地位，徐州地區民風彪悍，潛藏著破壞既有政治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因為徐州建省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
英之兵艦梭織於長江，德之鐵路午貫于山東。謀蔽長江，則勢力必擴而北；謀障山東，則勢力必擴而南。南北之際，徐為中權。平原蕩蕩，廣裹千里。俗儉而僿，民強而無教。犯法、殺人、盜劫、亡命、裊桀之徒，前駢死而後踵起者，大都以徐為稱首。近數十年，復有會匪之勾結，教士之浸權，設不早計，禍發一隅，牽動全局。將欲因時制宜，變散地為要害，莫如建徐州為行省。
漕運總督衙門
時移世易，此時張謇的建議得到了朝廷決策層的贊同。1905年1月27日，清廷發布上諭，裁撤漕運總督，以江寧布政使所屬之江、淮、揚、徐四府和通、海兩直隸州劃歸江淮巡撫管理，仍由兩江總督節制，新設江淮巡撫駐節淮安之清江浦。
江淮巡撫的設立意味著江北建省進入實質一步。但是，朝野內外，反對江北建省的呼聲更大，尤其是江蘇籍官員最為反對。蘇省京官推舉都察院左都御史陸潤庠為首，聯名力爭，請求朝廷收回成命。常州籍京官、翰林院侍讀惲毓鼎還向朝廷上奏了《敬陳蘇淮分省四弊折》，反對江北單獨設立行省。
江淮巡撫
朝廷態度陷入搖擺之中，同年4月21日，清廷又以「蘇淮分立行省，治理不便」為由，裁撤江淮巡撫，江北建省計劃胎死腹中。兩江總督周馥還奏請裁撤淮揚鎮總兵，另設江北提督，節制徐淮。江淮巡撫已撤，江北提督新設，行省雖未建立，但江北的相對獨立性日漸明顯。 新設的江北提督許可權也接近巡撫，「所有江北地方鎮道以下均歸節制」。
辛亥革命之後，江蘇巡撫程德全在駐節地蘇州宣布獨立，就任江蘇都督。但是，江北地區卻並不在蘇督治理範圍之內。有著北方軍人背景的陸軍第十三混成協協統蔣雁行被推舉為江北軍政府都督，楊慕時為民政總長，江北儼然要成為獨立一省。但是，迫於當時的緊張局勢，江北都督府所轄區域僅僅只有清江浦、淮陰、海州一帶，同樣地處江北的揚州、徐州等地則分別被徐寶山、張勳等人控制。
蔣雁行
南北和談成功，民國實現袁世凱主導之下的一統之後，江北獨立建省的事態繼續發酵。更有江北士紳認為「江南北風俗習慣不同，且長江中貫，截然分裂為二，萬不能強使之合……江南人對江北素存輕視之心」，但是，最終由於諸多原因，譬如財政支絀等，最終未能成功。但是，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江北地區與蘇南之間依然像兩個省，其相對獨立性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