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說宋神宗借王安石變法一舉改變了宋朝的政治體制

為啥說宋神宗借王安石變法一舉改變了宋朝的政治體制

只要提起宋神宗，自然想到王安石變法，而宋神宗這個名字，長期以來卻被王安石變法的巨大光環覆蓋了。以至於他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十分模糊，只能留下「勵精圖治」、「支持改革」、「軟弱退縮」等寥寥數詞。但是，當我們透過王安石變法的光環，仔細去審視這段歷史時就會發現，這次變法的真正主導者，是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而變法本身也絕非只是變法者宣稱的「富國強兵」、「治國理財」等，在光鮮時髦的口號下，是宋神宗要用政治手腕徹底改變宋初創立的，特別是以仁宗朝為典型標準的政治體制。

我們先從仁宗朝的政治體制說起：宋朝立國到神宗變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綱紀」與「召和氣」，依靠制度的設置，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監督，同時精心維護一種和睦融洽的士風和政風。兩者相互配合，呈現出新的政治面貌，即「非有良將以御之」「非有能吏以鉤考」卻能做到「寇攘者輒得」「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的原因。

在這個體制里，皇帝和宰相集團分享最高決策權和行政權，任何一方都無法擺脫另一方單獨做出決斷和推行政策。同時，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過程，受到監察部門的監督和制衡，監察部門可以提出異議，干涉執行過程。這一架構的形成，直接杜絕了皇帝自以為是躬親萬事而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偏頗。中央而下的地方機構，採用分離制設置，同一政區內設置相互平行的機構，形成獨立的行政管道與相互的監督制衡。而多重相互制衡和監督，一改傳統的將不犯錯誤的責任從依賴個人能力轉而變為依靠制度監督。同時，寬和的政風，「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規則，也培養了知識分子階層積极參与政治，各抒己見的昂揚士風。這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體制，被學者稱為「皇帝時代最進步的體制」。

在這個體制下，仁宗皇帝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仁宗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仁宗並非萬事無主張，只聽憑執政大臣處理，是他「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自覺接受各種權力制衡和監督。

顯而易見在這個體制下，皇權受到了很大的束縛，皇帝沒有了萬事決斷的無上權力，也就沒有他們表現其「明」，其「能」的舞台。而宋神宗卻是一位冀望「大有為」，平遼滅夏，恢復「漢唐雄風」的「有志青年」。有一個小故事可以清楚的表現他的心思。他想誅殺一名大臣，被宰相以祖宗法度頂了回來，他又想改為從重懲處，又被大臣頂了回來，他只好當堂感嘆「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而宰執大臣卻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神宗清楚的認識到，要想做「快意事」，必須拋開一切制衡和監督，獲得乾綱獨斷的無上皇權。而要獲得這樣的皇權，等於是要摧毀宋朝建國以來形成的政治架構。

我們不能不驚異於神宗本人出色的權謀手腕。他所有的行動，在開始之初總是響應著當時最具呼聲的「公意」。繼位之初整個士大夫階層中都充斥著改革變法的呼聲時，神宗因勢利導開始了變法。而主導變法的人選，卻選擇的是爭議最大，動作最大的王安石。當爭論還集中在王安石變法的具體措施上時，神宗已經不聲不響的在檯面下對原有體制進行解構。以變法為名義，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下，宋神宗一次次在程序上繞過原來無法繞過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最後，當決策和行政大權集中在神宗自己和王安石手上的時候，再借勢逼王安石罷相，從而順理成章的接收了所有最高決策和行政權力。同時，藉助當時士大夫對官職體系「紊亂」的批評和對漢唐制度的憧憬嚮往，趁熱打鐵策划了「元豐改制」，在恢復唐朝規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義之下，徹底在制度上摧毀了仁宗時代定型的宰相對皇帝最高決策和行政權的分享和制衡，將宰相機構變成君權完全的下屬，從而在制度上將他從王安石手中接過的權力固定化。從此，宋神宗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

罷官的王安石得到元豐改制消息，第一時間發出了驚嘆：「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卻不曾商量」，一聲嘆息過後，他才明白神宗真正的目的和手段。

隨著神宗的親手操作，在「變法」的大旗之下，士大夫階層被撕裂成對立的兩派，有研究者指出：「士大夫階層的分裂，並非變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階層的分裂（原來堅持變法的只有少數幾個人），而是宋神宗通過近二十年的變法，培養了一個變法派官員集團，即新黨官員。新黨集團與新法共存亡，沒有新法就沒有新黨官員的官位。」在扶植起新黨集團的同時，宋神宗對於反對新法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打擊，雖然限於祖宗之法的束縛，宋神宗的打擊尚不算殘酷，但產生的示範效應卻是明顯的：順從皇帝心意的，可以登上高位手握大權；反對皇帝意願的，終將受到打壓，士大夫階層終於被撕裂了。皇權藉助以政見劃分陣營的兩派，擺脫了監督和束縛，反過來通過威逼利誘，最終將之收服為權力附庸。

宋神宗成功了，元豐改制之後，宰相機構已經成為皇權腳下唯唯諾諾的奉行者，只有殘留的自尊還在維持士大夫可憐的底線；台諫不僅對皇權噤口不言，反而變成皇權的權力打手；士大夫階層按照政治立場分派的趨向日漸明顯，而無論哪一派都將求助於皇權的垂青，試圖將對立的另一派打倒。

宋神宗藉助變法，徹底改變了宋朝的政治面貌，他可以不受干擾的按照自己的意願和思路，去實現冀望已久的遠大理想。

但是，意願和現實之間卻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神宗晚年一手指揮的對西夏的大規模進攻，都在他的遙控指揮下慘敗而回。這已經預示了皇權至上的政治體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皇帝決策錯了怎麼辦？將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上，只能加速崩潰的悲劇。

儘管宋神宗執政時間不算短，但畢竟在他還沒做出更大折騰之前就去世了。而反覆的黨爭、皇權的折騰，卻打擊了政權最後的精神，摧折了整個社會的元氣，政權上下有的是只知媚權沒有操守的官員。終於，在宋神宗荒淫昏庸出名的藝術家兒子宋徽宗手中，這套集權體制發揮了最大的效果，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財力、人力、物力的大宋王朝，在新興金朝的打擊下猝然崩潰。這個崩潰來自王朝的內部，而打開滅亡之路的，正是「勵精圖治」意欲「大有作為」的宋神宗。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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