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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默生家的惡客


很多小夥伴要的大象



愛默生家的惡客 




木心



由於讀書太少,至今尚未見過有人專寫「沮喪」的文章。 




李清照寫了一些,近乎凄涼。她的文字技巧太精緻,即使連用仄聲,還是敲金嘎玉,反而表現不了沉沉奄奄的心態氣氛。宋詞是種美文學,類似義大利的美聲唱法。 




安德烈·紀德寫過一些,那是慵困頹唐,有心靈的生命在蛻變,作蛹期,年輕詩人必經之路上的一站。沒寫長也沒寫深,諒來紀德不存心去寫「沮喪」,用了「沮喪」這個詞,主意卻在別處。 




西班牙作家中有幾個已經是很憂悒。英國作家中有幾個可說是多冥想的。阿左林、司密斯慣於傷感,細嚼寂寞,還不致沮喪。和馬拉美一樣純情。是暮色,不是夜色。 




大概因為人在沮喪中時,拿不起筆,凝不攏神,百無聊賴,都嫌煩,嫌多餘——可見文學作品都是成於「沮喪」還未來到時,或者「沮喪」業已過去時。 



其他如音樂、繪畫……都沒有表現過「沮喪」。試想一個舞蹈家,要舞「沮喪」,獃滯、嚲萎,不欲一舉手一投足,舞蹈家兀自在台角的暗影里。這怎能形成藝術?舞蹈的極限藝術也不是。 




沮喪者不閱讀,不言語,不奏樂。「我本來有了聽覺,現在卻只有耳朵。以前我有了視力,而今卻只有眼睛。」1——那麼,藝術都是「興奮」,不同程度的興奮,甚至該說是某一層次的激動,全是精力的戲劇性。所謂恬漠、蕭閑、渾然忘機、乘化歸盡,仍是各有其內在的興奮激動,不像評論家好事家所樂道的那麼超脫、無為、心如古井、形似槁木。埃及、中國、希臘的古石像,看來安謐和平,那時,每尊都是叮叮噹噹碎屑紛飛,一斧一鑿地造作出來的。所有的藝術,表現了人的「有」。表現人的「無」的藝術是不可知的。 




我不能一一徵詢於世人,然而知道大多數人是可能有過悲哀、愁悶、疲乏、神志渙散這些欲說還休的經驗。那是情感、情緒、生理、病理的事。沮喪非是病理生理情緒情感的事。 




面前有一百男女,同時願意回答我的提問,我便問: 




「誰曾沮喪過?」 



如果一百個回答都是: 




「我曾沮喪過。」 




有的更說: 




「我不只沮喪過一次。」 




更有的說: 



「我正在沮喪中。」 




我能什麼呢,我能逐一問清,逐一解釋,最後那一百男女都會表示: 




「真是的,我經歷的不是沮喪,其實我並沒有沮喪過。」如果那一百個都是誠實的人。 




在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個癱瘓卧床五十多年的女基督徒。她說:我有時不知不覺趨向沮喪。她說:有一次魔鬼在拍賣市場羅列它用過的工具,其中有一件形狀古怪,上貼「非賣品」標識,引得顧客圍觀,有人忍不住動問了。魔鬼答道:其他的工具我可以割愛,唯獨這件不行,它叫「沮喪」,若不借著它,我就無法在人們的靈魂中為所欲為了。 




那女基督徒已九十多歲,她說她戰勝了魔鬼。她是暗室中的王后,基督是主,是王,是新郎,將來迎娶她——一位待嫁的新娘自然是不沮喪的。夫家門第是那樣的有名望,夫婿的人品又是那樣的完美。 




莎士比亞筆下的眾生,只有一個丹麥王子是沮喪者,那是在幕後,在台後。幕前、台前,戲劇要進行,王子忙得很,動作、說白、表情——一個沮喪者是做不到的。 




沮喪的名優,拒演《哈姆雷特》。 




莎士比亞筆下的沮喪者是在劇本之外,戲台之外。曹雪芹的筆觸也不漏掉「沮喪」,在怡紅公子的額上點了一點,然而旋即離題——按湯顯祖、曹雪芹他們的觀點觀念:情心即佛心,道的極致至多成聖,情的極致倒能成佛。下凡歷劫這種自圓之說,無限的美麗,只有東方藝術家才想得周全。所以賈寶玉沮喪了半個夜晚,寫了幾句偈,翌日又若無其事地找姐姐妹妹去了——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曹侯還能試遣愚衷,意思是百無聊賴之中,筆是拿得起的,神是凝得攏的。曹雪芹和莎士比亞兩大天才的晚年,都因失去了最眷愛的人而灰了自己的心。 




我所說的「沮喪」,也不是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晚年的「灰了的心」。 




也許舊俄羅斯有「沮喪者」,例如列夫·托爾斯泰——他從小就有這種凡事追根的病,據自供:躺在沙發上,嚼巧克力,讀英國小說,便能治好他的沮喪(在年輕時)。或者,清早走到野地里,看草尖上映著朝陽閃爍的露珠,也能治好他的沮喪(在年邁時)。他坦率,他無畏,他有許許多多話就是緘口不說,沒有寫出來的日記比寫出來的日記要多得多。這便是我所知的列夫·托爾斯泰。在偉大的人的面前,我們都好像是受騙者。 




也許舊俄羅斯還是有一個沮喪者,詩人萊蒙托夫,或雲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巧林。在舞會中,在驛站上,立著走著,腰桿英挺,儼然貴胄架勢,一到無人的角落坐下,駝了背,垂了頭——這是「多餘的人」中不失為優雅正直的一個,俊傑厭世,括弧里的英雄。 




常識上的頹廢消沉,無不有緣有故,且是極為實在的緣故所致:事業上的失敗,情感上的挫落,信仰上的疑惑,身體的疾病或衰朽,人際關係的受委屈遭排斥……當實在的緣故能解決,有望解決,頹廢消沉便成為過去。甚至像那個被黜多年、龍鍾蹣跚的教皇,忽聞克日複位的喜報傳來,一躍而起,棄杖健步如飛。 




沮喪則不然,沮喪無方而來,無理可喻,極難溯及其根源——我不能思考推理,只能胡亂猜測:悉達多在重新就食之前可能沮喪過。耶穌獨自彷徨曠野的四十晝夜中可能沮喪過。最後的客西馬尼園中,情況緊迫,有一瞬間一瞬間的沮喪,那是憂愁得要死,憂愁得叫出聲來的一夜,沮喪急轉為惶恐,他不能坍倒,只能站起,連沮喪也來不及了。 




那麼,以利亞悶悶不樂坐在羅騰樹下凝視指甲發獃,大衛是不是憂悒,憂悒到一片黑,摩西也竟陷於自憐,自憐是自愛,弗洛伊德和弗羅姆認為愛和自愛是互不相容的,一方多了些,另一方就少了些——萬世共仰的摩西會是這樣的人?作成三千句金科玉條,一千零五首絕妙詩歌的所羅門,臨了卻說:「都是虛空,都是捕風……」日光、月光、燈光,任何光下都無新事。 




古先知們大抵如此,中世和現代的先知就反而不明其性相了。中世和現代的先知更強項?剛愎自用?抑是較為麻木?(有麻木的先知的嗎?)是否變得善於掩飾,像哥德那樣,偉大到適可而止?大家都想知道拿破崙究竟對哥德說了什麼悄悄話,哥德始終不肯透露。而拿破崙從埃及法老墓中出來時,神色大變,問他,他也一言不發。這類黠智,令人悵惘,近代的文明偏是由此類黠智交錯構成的。 




「沮喪」並非無方而來無理可喻,它是位於無數度「知人之明」之後的一度「自知之明」。 




這樣的「自知之明」已是一把劍,在「知人之明」之上反覆磨出鋒刃的劍。連劍柄也磨出了鋒刃。這通體銳利的東西難於執著,卻分明在你手中。 




有著獨特的性格、獨特的思想、獨特的行為的人,一旦「沮喪」,就意味著他看清了這性格這思想這行為究竟處於哪一個交錯點上,即是:他毫不假借地直接與歷史和世界的經緯度相對,進而他不能不置身於宇宙的整個時間空間的觀念里……他失重、他失值,不論他是偽金幣真金幣,際此一概無用。他失去了那所謂真善美的憑藉,他便形銷骨立——此緣此故非比宗教哲學之尋常;未知生焉知死,未知死焉知生,兩句話都沒有說明什麼。藝術又是宿命地表現不了人生,因此也慰勉不了人生,所以從來不見有先知們的「沮喪」的記錄。 




人生的真實是藝術所接受不了的,因此我們到了某種時刻,也接受不了藝術。藝術是浮面的,是枉然的興奮,徒勞的激動。 




所謂偉大的性格、偉大的思想、偉大的行為,世界只承認其業績。旅遊者看到的是高高低低的紀念碑,偉大而無紀念碑的人也許更多,因為他們不像哥德、蒙田那樣肯屈尊,肯隨俗。也不像紀德、薩特那樣地樂於比持久,爭不朽——荒謬,如果按加繆的說法,荒謬只是起點,不會是終點,也不連同其過程,那還說什麼呢。 




愛默生、蒙田,即使是不幸的蘇格拉底,他們的懷疑主義總還是月明星稀、言笑晏晏,哪裡會像我這樣風雨交加、張皇失態呢。 




幸而最簡單最笨重的邏輯還有用處,好像我是活在石器時代木器時代,玩玩這種石制邏輯木製邏輯,過了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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