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歲的女生弦子，在 10月25 日前的 91 天

弦子斜靠在第 5 車廂第一排靠走廊的座位上，有些疲倦。她有雙大眼睛，短髮。身高 1 米 63，不到 90 斤，在身前那隻碩大黑色行李箱的映襯下顯得有些瘦小。

從北京到武漢的高鐵大概要開 5 個半小時，抵達時間將近晚上 11 點。弦子帶了本影視理論書，但沒有看，把它壓在了自己的雙肩包下。大部分時候她都握著手機，在微博和微信間切換。上車後，她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如何保護自己不受性騷擾傷害」的心得，轉發量很快過千。一位路透社記者在微信上詢問她，能否把視頻採訪安排在 CNN 之前。弦子表示肯定後，對方用有些生硬的中文表達了感謝：「棒極了！」

這是 10 月 2 日。弦子打算回武漢休息幾天。一周前的 9 月 25 日，她接到北京海淀法院電話，得知自己和將其性騷擾經歷自述轉發到微博上的麥燒（本名徐超）已被朱軍起訴。同日，她以「朱軍性騷擾侵犯其人格權」為由，向北京海淀法院遞交訴狀，進行了反訴。

那天下午交完訴狀近 3 點，弦子在微博賬號「弦子與她的朋友們」上發了張自拍——她站在一棵樹下，臉上有笑容。這張照片及其配文如今仍然置頂：「還是有點生氣，這裡是弦子，大家好，開始準備戰鬥吧」。有 1.4 萬次轉發、6000 多條評論、5.6 萬個贊。

1、事件

就像很多報道已敘述過的那樣，弦子與朱軍的交集發生於四年前的 6 月 10 日，《藝術人生》欄目實習期間。那時弦子還在中國戲曲學院導演系讀大三。事發後，她在電影史任課老師陳詩婷的支持下報了案，抽血、提取指紋、做筆錄、收集證人證詞。陳詩婷陪同報案時還特意帶上了一位律師。對於四年後再次關注到事件的媒體和公眾而言，律師和警方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

弦子的傾訴欲已經在那時用完了。再次觸發這種慾望的是今年 7 月 26 日，朋友圈裡一位從事媒體工作的「姐姐」對性侵經歷的自述。「姐姐」，弦子習慣用這種方式稱呼她所信賴的年長女性朋友，雖然這並不代表她和對方有怎樣的親密聯繫。

她花了三個多小時寫完自述，把它發到朋友圈時已是凌晨 5 點 17 分。一位她與麥燒的共同好友留言詢問是否可以轉發，弦子回了句「可以」，就睡了過去。這天她本來約了早上 9 點半的順風車，打算和男朋友以及借宿的好友去古北水鎮玩。熬夜讓她睡過了頭，隨後的情景再回憶起來還有些好笑：她懊悔地哭，男朋友和好友在一旁忙著安慰。直到終於再叫了輛車上路，她才發現自己的自述在微博上被四處轉發，又迅速被屏蔽或刪除。轉發的有媒體人羅昌平等不少大 V。弦子並不認識他們，四處詢問後得知是麥燒最先發到微博上的，就關了手機安心去玩了。

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想像。2017 年 4 月以來，與「metoo」相關的事件和公共討論已有一連串：《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自殺、北京電影學院阿廖沙性侵事件、北航長江學者陳曉武被舉報性侵、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自殺、甘肅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褻跳樓、公益人雷闖和鄧飛被舉報性侵。

與此前這些事件相比，弦子對朱軍的性騷擾舉報有其特殊性：她是少數幾個事發後立刻報案且警方予以立案的當事人；朱軍的公眾人物身份；以及 8 月 15 日，朱軍的代理律師事務所「北京星權」將本事件中的新浪微博原發者（麥燒、弦子）和轉發用戶起訴至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這意味著關於女性權利、司法公正、言論自由等一系列問題的討論，將第一次通過法律程序正式展開。

8 月 16 日，新浪微博主動向弦子提供了一個新的會員賬號，並且在她未提出要求的情況下不斷為她續費，至今已運營 71 天，有 11 萬粉絲。一波媒體通過那位」姐姐「和麥燒找到弦子，希望她能詳細描述當年的經過。9 月 25 日起訴朱軍、在微博上主動露臉後，這樣的採訪需求又一次湧來。

2、媒體

媒體採訪令弦子感到疲憊，儘管她一再強調這是必要的。她並不認為自己是公眾人物，雖然她選擇了主動站在聚光燈下。

出於對權力機構的懷疑，媒體成為她更信賴的一種力量。一位《財新》記者給她介紹了現在的代理律師王飛。另一些報道幫助理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引導了公共討論，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朱軍名譽權糾紛案的證據。「我接受採訪也有自己的目的，希望給檢察院或法院一些壓力，給這個案子一點關注。比如前陣子丰台區搶孩子的事如果不是媒體關注，他們可能也不會去仔細調查，最後給個說法。」

麥燒會為弦子把關媒體。她目前在英國環保公益組織綠色和平（Green Peace）負責傳播工作，此前先後在《財經》和《財新》有 5 年記者從業經歷。但即便經她謹慎篩選，兩人接受的採訪數量和時長仍然驚人。

9 月 28 日是弦子起訴朱軍、微博露臉後較為疲憊的一天。這天上午她和《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在朝陽大悅城喝喜茶，聊了 4 個多小時。結束後，她們又一起去了位於三里屯的《財新》辦公室。在《財新》的活動包括近三個小時的視頻採訪，以及一個多小時的照片拍攝，結束時已經晚上六七點。這之後因為不想獨自吃飯，弦子又參加了男朋友的一個飯局，「回家時累得快哭了，腦子很累，很想睡覺，以為自己要撲街了。」她半開玩笑地說。

一些媒體只關心讀者會感興趣的那些細節，比如「朱軍摸你哪裡了」。還有一些把關注點放在了她與派出所等公權機構的接觸上，「就一直問強權壓迫我啊什麼的，想讓我把矛盾說得特激烈」。面對不斷重複的問題，弦子一度有過錄音的想法，以避免每次再重新組織語言。

大部分問詢都是帶著善意的。採訪者以女性居多，偶有男性；弦子還留意到性別之分帶來的細微差別：女記者更關注情緒上的反應，而男記者則更關注事實本身。7 月 30 日去公安局做完筆錄後不久，《人物》雜誌到弦子家採訪和拍攝。那是她時隔 4 年第一次聊起朱軍案再哭出來。「那個記者姐姐也一起哭。可能因為剛做完筆錄沒幾天，面對值得信賴的女性，聊到為什麼要堅持做這個事，卸下了心防。」

麥燒的代理律師徐凱記得，他第一次見到弦子時，也是同一個話題使她哭了出來：「我記得她說，『我就想知道，在這個國家，如果一個男的在未經一個女孩子同意的情況下摸她，他會不會承擔法律後果。如果不會，我也要法律來告訴我這件事。』」

圖片來自《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第一季

人們出於關心和善意所說的話，有時會讓弦子為還沒發生的事感到害怕，或者頭暈。去古北水鎮那天，師姐打來電話，說不要一個人出門，小心被黑社會打了。有接觸過的媒體不斷指出，「你要明確做這個事的目標」。有朋友讓她注意提防爆料人麥燒。有大學同學建議她拒絕接受外媒採訪，「避免被境外勢力利用」。為了求證這件事，她特地去諮詢了中國婦女研究會理事馮媛，得知「接受有公信力的外媒採訪沒事」時才稍微安下心來。還有經常跟媒體打交道的朋友說，「你得小心一點，有時你對他們說你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會寫成『她聽到這個問題默不作聲』什麼的，弄得特煽情。」

弦子不喜歡提防人，但又討厭那種辜負大家好意的感覺。她強調自己大條、腦子懶得轉彎、很少懷疑人。周圍這些聲音在推動她學習如何應對事件影響的同時，也讓她感到折磨。

一次比較激烈的矛盾發生在 9 月 27 日她與一位路透社記者的溝通上。她拒絕了對方的拍攝需求，隨後發現這位記者在朋友圈轉發了自己8 月 18 日的一條微博，評論是「既然站出來了，就應該有迎接狂風暴雨的勇氣。」

弦子將這種帶有強制性的採訪申請視為情感綁架。「你經常跟媒體打交道，就要慢慢學習懂得拒絕。保護自己的感受很難，但這是你必須做到的一個事情，必須表達自己的不滿，讓她意識到，不能每當有採訪對象沒有配合你的採訪，你就說別人不夠勇敢。」

但她並不介意當面與媒體就案件本身展開爭論。在一次採訪中，她和一位男性記者就「是不是因為你聲音太嗲讓男性產生慾念」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十一前夕，她花來回 180 元打車費從東四環趕到海淀區，接受「局面」王志安的採訪。在這場長達 4 個小時的對話中，王志安帶入了朱軍的視角提問。他想不通朱軍為什麼會這麼做；他在央視工作過，那裡沒有什麼私密場所，多是公共空間；他猜測有沒有一種可能，當時朱軍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性騷擾。

採訪結束後，「局面」的工作人員向弦子道歉，認為這種提問方式有些冒犯。弦子倒不這麼覺得，只要提問的出發點是善意的，她願意尊重每個媒體自己的立場，「朱軍不可能剖析自己，所以我們去剖析朱軍也挺有意義的」。兩人最後得出共識：這是一個被權力慣壞的人。

「大部分男性做這個事，包括章文、鄧飛也是這樣，他們不覺得這個事是傷害。這可能出於他們對自己個人魅力以及可以開出的條件的自信。他們也確信自己不會受到懲罰。就和我們小時候會用開水澆螞蟻、踩死蟲子一樣。」

但兩人也仍然存在分歧。王志安認為，在中國的社會結構里，利益交換這件事是正常的，這也包括性交易。弦子則覺得，即便如此，這也是有問題的。

「男性獲得這些權力和資源的速度高於女性，原本就有性別優勢以及社會和職場一些約定俗成的偏見。這時你再去剝奪女性的身體，對女性不公平，對其他人也不公平。人的身體是不該用物價去畫等號的。」

3、來自微博的求助

十一期間，弦子陪父母去了陳凱歌拍《妖貓傳》的唐城旅遊。很難說，這段時間她是否就能充分享受安寧。10 月 7 日，我們約在弦子武漢家附近的王家灣摩爾城見面。3 個小時的談話被數次打斷，有時是其它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來詢問她的意見，有時是媒體發來採訪邀請。

8 月 16 日開通「弦子與她的朋友們」的微博賬號後，弦子每天會收到 30 多條關於性騷擾的傾訴。至今，還有 1000 多條私信沒來得及回復。這些私信中，有來聊天傾訴的，也有無端咒罵的：說她想火，說她丑。甚至還有個大學在校生，想讓弦子幫他償還購買奢侈品欠下的 5 萬欠款。

「罵我的都回了，還有一堆鼓勵我的還沒有回。」弦子吐了下舌頭。她從一起追星的小夥伴那裡習得了飛快的打字速度，現在這種速度有了意外的用武之地。

一些人會給她貼上女權主義的標籤。弦子並不排斥這個，但她覺得沒有必要「把大家都分成社會上一個個群體，讓它呈現一種過於分散的狀態」。「你不可能說沒有言論自由的時候女性權益得到保護，女性權益沒有得到保護的時候說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的時候談言論自由。本質上它們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就是公民權利，就是自由。你不可能把這些事都分開，然後說我就做我這攤事。這個社會的各個環節都是相互影響的，每個環節的意義都大於某個群體。」

開設微博時，弦子對這個賬號的主要設想是記錄。儘管已經想到會有人來傾訴，但性騷擾事件的普遍性還是超出了她的預期，且以熟人作案居多：老師、醫生、表哥、鄰居。這些傾述中充斥著可怕的細節，一些傾訴者的說話方式暴躁且混亂。

太湖迷笛音樂節性侵事件當事人羅絲，以及光明日報記者周洪雙性侵事件當事人靈靈虎兒（以下簡稱「虎兒」），是弦子在頻繁微博交流後最終決定互加微信好友、予以力所能及幫助的兩個人。

對於「幫助」這個詞，弦子表現得很謹慎：「其實很難幫他們實際解決問題，只能做到陪伴，或者把我的律師介紹給她們。我之所以會與羅絲和虎兒建立聯繫，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痛苦很執著。很多女孩遇到這個事以後，他們想的是傾訴一下然後就算了。我雖然建議她們尋求法律手段保護自己，但也不會鼓動這件事，因為我沒法陪著她們走到最後。我會對他們說，『這個世界會變好的』，安慰一下。」

圖片來自《伯德小姐》

10 月 7 日這天，採訪不到 20 分鐘，弦子低頭看了眼微信，說道：「羅絲想和我聊兩句。」

周翊是迷笛音樂節的副總、羅絲所在志願者小組的帶隊者。這起性侵事件的傳播過程與弦子類似：羅絲在朋友圈發表了自述，之後由一位微博名為「我是落生」的爆料人轉發到了微博上。與麥燒不同的是，當「我是落生」收到「涉嫌誹謗罪」的律師函，這位爆料人迅速刪除了支持羅絲的微博，並且向周翊致歉。

人們會想當然地把當事人和爆料人劃歸統一陣營，認為他們之間的信任足夠堅韌，聯繫也足夠緊密。但事實上，這種關係有其微妙之處。過去 91 天，弦子和麥燒只見過幾面，大多是因為媒體提出一起採訪的要求。用她們的話說，比起朋友，他們更像是「並肩作戰的關係，對同一件事有共識，並且有相似的價值觀」。

羅絲後來患上了抑鬱症。麥燒在微博上與「我是落生」翻了臉，而弦子及其男友則陪從杭州趕到北京報案的羅絲跑派出所。9 月 22 日到 24 日正是中秋節，羅絲住在了他們的家裡。

弦子形容這段經歷「很魔幻」。三人去的酒仙橋派出所緊靠弦子曾經租住過的泰華冰河苑小區，這原本是她在北京很喜歡的地方：它靠近 798 藝術區，有兩個幼兒園，小朋友們跑來跑去，看上去很有生氣。但去刑警分隊那天晚上，值班警察表現得態度惡劣，隔著玻璃大吼羅絲，覺得她純粹是在找事。再去酒仙橋，這裡給人的感覺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偶爾，幫助他人也會讓弦子產生負擔感。羅絲住進書房的那三天，她感到自己完全無法工作。羅絲一直籠罩在性侵事件的情緒中，即便弦子和她聊到自己喜歡的偶像，羅絲也會把話題扯回自己身上，「24 小時都籠罩在那種情緒裡面」。

我們談話間，羅絲給弦子發來微信消息，詢問 10 月 25 日朱軍名譽權糾紛案證據交換日那天可否到北京來，對她表示支持，順便見一見弦子的律師王飛。弦子拒絕了——她覺得自己那天肯定很緊張，不想見人，也無法分心去照顧他人。

這種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也是過去 3 個多月中慢慢習得的。「你必須把這個事說清楚。我不止要幫助一個人，很多人在微博上找我。我很怕我因為一個人就所有人都不理了。你必須要保護自己的那個狀態，不然你可能會很快放棄這個事。我老說要保護自己的心，其實這個也是，不要做那種會打擊你積極性的事情。「

虎兒則已經決定放棄起訴。她目前在復旦大學讀博士，家庭條件一般，也在性侵事件後患上了抑鬱症。在社交媒體舉報光明日報記者周洪雙侵犯她的經過後，復旦大學向她提出了兩個方案：休學回家，或者，讓母親來陪讀，但學校不提供床鋪。考慮經濟因素後，虎兒決定讓母親回老家。為了讓母親安心，她必須盡量平復自己的情緒，而漫長而磨人的法律訴訟只會加重抑鬱。

弦子尊重她的決定。她和虎兒只約好了一件事：無論如何，每天晚上睡前互道晚安。

4、派出所

與頻繁接觸到的女性記者相反，在公權機構那一端，弦子接觸的以男性居多。「我現在覺得對我造成最大傷害的是派出所的事，而不是朱軍的事。你發現他們解決不了很多事情。」

任何一點社會不公的狀況都會影響弦子的情緒。近兩年的經歷讓她感到，「你生活的穩定並不是建立在有人保護你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你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這個運氣的成分上。我有時候會覺得。這個社會就是這樣運行的，如果這個事情沒有得到解決，那其它人的事情可能也得不到解決。」

實際上，去年閱讀林奕含所著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時，她第一時間並沒想到朱軍事件。3 月武漢理工大學陶崇園自殺事件發生後，她總會把這兩人聯想在一起。「被性侵的男孩，大家老覺得他們只要沒死，長大之後就會擺脫這個的。但一個人死了之後，你沒有資格再說事情會好轉。」

兩年前，弦子曾為抓住一度受到媒體關注的戀童癖視頻販賣者報過警。她覺得報網警沒什麼用：舉報那些販賣視頻的賬號，他們還可以再註冊新號繼續這個生意。弦子以買視頻為由加了一個人的 QQ，拿著 QQ 號和買來的視頻證據去家附近的朝陽區派出所報了警。警察態度有禮，但沒有立案，也沒有給回執。

朱軍事件中接觸到的警察們讓弦子感受到一種割裂的狀態，也令她想到自己在政府部門供職的父母。報案做筆錄那天，海淀區羊坊店派出所的一位警察對她的老師陳詩婷說：「你們別覺得我們警察都不辦事，你們應該把這個事堅持下去。」接到報警後，派出所沒有第一時間通知央視高層，而是派了三四輛警車跟著弦子直接去央視保衛科調取了監控錄像。

但到了第二天，負責案件的人被全部更換，弦子、她的老師和律師沒有再得到新的反饋。

今年 7 月 30 日，弦子和律師又去了羊坊店派出所，希望其提供當年的筆錄、提取的物品以及監控視頻。她遇到了當年那位警察。她引述後者的話說：「你怎麼長變樣了，4 年了，長成大姑娘了。」對方表示，第二天會聯繫，但至今沒有回復。

「我會覺得警察個人是作為的，但他們都很怕承擔那個責任。他們也處於一個很呆板、很刻板的權力運營模式中，處於一個不近人情的社會結構里。」

5、一個 25 歲的普通女孩

「弦子與她的朋友們」賬號下有一行用來說明用戶身份的小字。弦子沒有填「朱軍性騷擾案當事人」，而是自己的職業：「編劇」。

「其實我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資料要看。我們寫歷史劇得看歷史資料，寫小說改編的 IP，要看小說。採訪完之後腦子也挺累的，回家就得刷刷豆瓣鵝組（註：原為「八卦來了」小組，後更名）放鬆一下。」

準備官司期間，她正在寫一個「歌功頌德式的歷史劇」。以 25 歲的年齡來說，弦子的編劇生涯才剛剛開始。畢業後，她去華策影視做了一段時間策劃，隨後又到現在的公司擔任編劇，剛滿一年半。目前她參與撰寫的劇本還沒有一部上映：很多劇本都被審查弄沒了。「我們寫過一個德妃傳，就是康熙的一個妃子，當時已經寫過很多集了，突然流傳說上面的人不太喜歡宮斗戲，所有公司都停了。但是現在《延禧攻略》又上了，很多公司好像又開始想做。你就不知道那些公司在想什麼，項目很容易黃。」

人們很多時候忘記了她的編劇身份。7 月 26 日發布那條自述時，她特意屏蔽了與自己共事的部分編劇。「我們寫劇本都是跟著編劇老師的，我不想他們因為這個事同情我，對我有一些優待，原諒我在專業上的問題。比如說我這個劇本沒寫好，我不希望他們說『弦子最近在打官司，所以劇本沒寫好』。」弦子事後解釋。

隨著事件不斷演進，一起工作的編劇們也知道了她的另一個身份，但不會過多詢問。這是北京吸引弦子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知道人與人的邊界在哪裡。當然，她也得屏蔽一些不知分寸的來訪者。有初中同學或是出於鼓勵，或是出於好奇來找她聊案情，「一天給我發 80 條信息說，能聊聊嗎。我說不能，我不想談這個。」

她認為自己已經學會很快抽離事件和官司帶來的情緒。只要打開豆瓣鵝組刷一刷，就能忘掉。但到晚上，這些她試圖抽離的東西又會出現在夢中。10 月 7 日採訪前兩天晚上，她先後夢到虎兒自殺、自己在打官司。

一度，弦子想停用「弦子與她的朋友們」這個賬號。「因為那個受害者的標籤打得太明顯了。其實網友是支持我的，但微博就真的變成了一個受害者的自白。你不能讓受害者變成你所有的身份，沒有人想作為一個受害者去活著。」她發現，只要在這個賬號發布與案件無關的內容，就會掉粉。10 月 6 日，她轉發評論了新京報題為《北京警方通報「丰台搶子」事件，老人及朋友認錯兒媳搶錯人》的報道，掉了 100 個粉絲。

人們很容易將弦子的形象臉譜化成一個「戰鬥者」，從而忘了她日常的一面。有網友留言詢問她露臉那張照片的口紅色號，她會興緻勃勃地回復，這是 YSL 唇釉 12 號色疊加 Tom Ford 黑管 16 號色，並把這當作眾多煩擾中的一樁趣事截屏到朋友圈。去法院提交起訴狀那天弦子沒化妝，百度詢問可否來拍視頻時，她沒有拒絕，但請求剪輯視頻的男孩把不好看的鏡頭都截掉。

她也「嗑」 CP 和偶像：嗑過王力宏和李雲迪，嗑過楊洋，現在沉迷的對象是《偶像練習生》里的朱正廷。這原來是她的愛好，如今也成為幫助她從事件情緒中抽離出來的一種重要方式：該幹嘛幹嘛，該追星追星。在追星的微信群中，弦子享受到一種自由而愉悅的歸屬感：大家都知道這位是朱軍案的當事人，但這沒什麼要緊的。要緊的是嗑 CP，罵對家偶像，罵得狠毒而暢快，「墳頭蹦迪」。有時也捎帶著吐槽各自的工作和老闆。

朱正廷柔美的形象給了弦子安全感，「像一個溫柔的姐姐」。她意識到自己對男性的審美標準已經發生變化。小時候，是《金剛狼》里的休·傑克曼讓她第一次意識到男性荷爾蒙的吸引力。但現在，她對男子氣概沒什麼要求，更喜歡沒有攻擊力的男性。「我對虎撲那些男性會比較排斥，不覺得你說髒話、大大咧咧、很容易在外面和人發生衝突是有吸引力的。我寧願和一個男生逛街買衣服，也不想和一個男生吵架。他們沒有意識到一些男性特質是有問題的，只覺得女性特質有問題。「

10 月 9 號，為了與律師開會準備 10 月 25 日證據交換日的資料，弦子提前離開了武漢的家。處理這件事時，她和很多在北京租房的年輕人一樣，遇到了房東在合同期內要求漲房租的情況。周圍的房租已經漲到 6800，房東認為現在 6000 元的房租實在太低，寧願付違約金也不願再以這樣的價格出租。想到同時處理官司、工作和找房子搬家的麻煩，弦子和男友只好妥協。

證據交換日前的準備工作不算順利。10 月 12 日，微博上開設了一個新的話題：「弦子麥燒的開庭日誌」。但就在 2 天前，當年陪伴她去報案、現在美國的一位朋友表示拒絕出庭，也拒絕與法院視頻通話。這位朋友還告知了一個隱藏 4 年的秘密：當年她也去做了筆錄，並且說了一個讓弦子「可能在法庭上面對莫須有的羞辱」的細節。同時，媒體相關報道又出現了部分被屏蔽的狀況：比如英國《金融時報》對弦子和麥燒的專訪《他所擁有的權力，不過是權力的影子而已》。愛奇藝則錯誤地將「證據交換日」報道成了「開庭日」。

10 月 25 日下午 2 點，朱軍名譽權糾紛案在北京市海淀法院二樓外事法庭 2236 室進行非公開證據交換，整個過程長達兩個多小時。弦子、麥燒都在現場，朱軍則並未現身。弦子一方提交了補充證據，朱軍方面重新提交了相應的證據及目錄。法院將根據證據情況考慮是否會讓朱軍出席，正式開庭時間仍然待定，此外可能還會增加一個庭前會議。

媒體來得比兩人想像中多，還有不少網友從外地趕來。證據交換結束後，弦子和麥燒在法院前接受了新浪娛樂、愛奇藝、優酷、鳳凰網、《北京青年報》等媒體的採訪。除了與當日活動相關的問詢，媒體們提出的問題並沒有什麼變化：你們是不是有信心？你們期待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如何平衡這件事對生活和工作的影響？為什麼四年前的事拿到今天來說？

「四年前並不是我不想解決這件事，是我去羊坊店派出所，但沒有得到任何回復。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做到什麼程度算是主動放棄或被動放棄。我當時應該算是被動放棄。」

這些狀況都是弦子要學習適應和處理的新日常。需要平靜情緒時，她會拿出喜歡的宋畫看一看。最喜歡的一幅描繪的是四人路過一顆樹，其中一人落單回頭賞樹的情景。

她覺得這個人有點不一樣：「這位就是花三十元買了宋畫大全遼博冊掃描版的我。」

題圖來自宋畫大全遼博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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