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的日本病症

1980 年代，日本雖揮別了高歌猛進的 GDP 高速增長年代，但失落的三十年尚未來臨，「日本第一」的神話尚未破滅，整個社會還是一副繁華富足花團錦簇的模樣，整體社會氛圍也大體是祥和平安。不過，在這樣的外表下，涌動著怎麼樣令人不安的湍流，並不太為百姓所知，而知覺和辨別能力往往先人一步的日本藝術家群體已經開始隱隱感覺到一些不安的氛圍和不祥的預兆，這其中日本攝影藝術家藤原新野可謂佼佼者之一。

藤原新野在其《東京漂流》一書中，準確地把握到當時日本社會時尚背後折射的扭曲及其根源，並通過對幾起看似個案的兇殺案的解析，指出日本社會過於功利主義和物質至上主義所埋下的病灶所在，真可謂目光如炬刀刀見血。對於剛剛經歷過發展狂潮社會日漸籠罩在一團戾氣當中的讀者來說，如今讀來感覺格外令人警醒並扎心。

在 1970 年代週遊世界的藤原新野回到日本後，迅速從日本社會當時風靡的時尚消遣卡拉 OK、漫才和職業摔角中看出日本所謂的「密室」文化。所謂密室，就是一群人在不自覺的狀態下扎堆醞釀共同幻想的大眾文化形態。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分析，則像是具有宣洩功能的設施。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密室或設施，不同時代的密室相互隔離，又在彼此厭棄的狀態下共存。

藤原新野發現這兩種國外絕對找不到的、可以稱為日本國粹的密室文化，有一個特別的關聯：卡拉 OK 的顧客多半是昭和個位數一代生人，而去看漫才表演的絕大多數觀眾正好是愛唱卡拉 OK 那一代人的子女，就是人們所說的父愛缺失年代中的父輩與子女。而巧合的是，八十年代初日本幾宗著名的刑事案件，也主要源自於昭和個位數一代與他們子女的爭執之中，比如一個高尚住宅區里一個叫一柳的家庭里兒子將父母殺死的慘劇。

在藤原新野看來，一柳家毀滅的過程，不過是全日本無數空洞家庭的一個縮影：被日本企業理論支配而失去自我的父親；封閉的住宅構造與小區環境；在生產擴大理論下大張旗鼓的英才式教育與考試地獄裡壓抑著長大的孩子。這個慘案象徵著昭和個位數一代的父親與他們的孩子組成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毀滅，這種毀滅在日本處處可見，它的促成因素與諸多日本家庭有太多共同之處，只不過不經常以那麼極端的方式呈現，而一柳家不幸有幾個環節用力過猛而失控了，於是導致命案的發生。

藤原新野斷定八十年代的家庭毀滅向大範圍擴散的時間點，與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之間，「家宅」這一神器出現的時機不謀而合。也就是說，當戰後日本人終於獲得他們一貫追求的最後的神器時，勢必遇上天堂與地獄的逆轉。

在藤原新野看來，在日本人建在高價地皮上的高檔家宅建成的那一刻，一戶人家便失去了過去調節家庭秩序最重要的坐標軸。這個坐標軸也可以稱為家庭的目標，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聯繫家人關係、制約人們行為、弘揚生活美德的目標是：倍增所得、擴大生產和消費、獲得高檔時尚電器等神器，最後在像田園調布這樣的高檔社區蓋一棟自己的家宅。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不管是個體還是集體，人們往往在一場耗費精力的祭典結束後，呈現出空虛無力。而不知為何，得到目標後的空虛感又比屢屢失敗之後來得更強、更難擺脫。這種祭典不一定是精神性的，更多時候是非精神性的。

這種情感體驗，對於思考家宅建成前後由喜劇變成悲劇這一過程具有指導意義。八十年代的日本家庭突然被丟進一片精神荒原，為求生存，人們必須重新摸索如何維繫家族關係。過去的人們靠著包括精神層面的飽滿豐富等許多要素維持一個家族的底蘊。然而八十年代的家庭看不到這些，家庭失去了價值根基，被懸吊在空中。在過去，父親曾經被視為家庭價值觀的坐標，然而現代日本家庭中的父親們將人性都寄托在物質上，抹滅了自我，甚至連良心與辨別善惡的基準都全部捨棄，一生總在為自己對物質的饑渴編織借口。

他們顯然不能拯救家庭瀕臨崩潰的危機，創造出治癒家庭頑疾的家規。長久以來，偏狹的社會環境早已將為人處事的坐標拋棄、荒廢、風化，遺忘的一乾二淨。所謂的家族精神，看似一片真空。而被深深植入八十年代家庭真空之中的，正慢慢顯出猙獰的原形：家庭中的孤立感以及溝通的斷絕，甚至彼此的仇恨與敵視。

與家庭內部的荒原化相對應的是由於缺乏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導致的社會的原子化，而此一階段各種無目的和無特定對象的殺人和縱火事件也開始出現，這在某種程度上埋下了日後真理教在地鐵投放沙林毒氣的伏筆。

也是在這一階段，各種密室便大行其道：為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各代人準備的密室，就是因應各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製造出的身心凈化裝置。

卡拉 OK 密室滿足了商業社會嚴格管理下的一代人想當主角的心愿。也可以說在管理社會的壓抑下，它使得感情逐漸封閉的人們在無情追求利潤後，能讓心靈中燃燒的小小野性得到一時解脫。這代人翻過了人生的高峰，時代也翻過了名為經濟高速的高峰。在覺醒與贖罪的季節里，他們透過一首首豪情的歌曲、力竭地唱著蘊含人生悲喜的歌詞，企圖在一首歌的時間裡回歸真實的自我。

漫才（歡笑）密室則以笑倒觀眾為目的，透過拆解社會不合理構造得到的快感，以及實話背後顯現的真實人性讓觀眾產生共鳴，得到精神凈化的效果。而職業摔角（憤怒）密室則通過正反派的分組，讓一代觀眾將情緒投射在復仇的英雄主角上，意圖以密室中的娛樂凈化管理社會下被禁錮的真心。

與這些密室的流行相映成趣或相輔相成的則是「正能量」的大流行：表明堅持和平憲法立場的《日本國憲法》熱賣成為現實，反核運動急遽大眾化，義工活動在市井間擴散，文化講座在全國蔓延。在藤原新野看來，這只不過是失去價值判斷基準的人們開始試圖以最便捷的方法挑選適合自己的心靈坐標，也即以最快、最簡單的辦法定義什麼是絕對的善，什麼是絕對的惡。

而這種善惡分明的單一思維，也正好提供了治療另一種啃噬八十年代家庭病症——家庭中的孤立感以及溝通的斷絕——的最有效方法：不管是父母還是子女，為了尋回失去的家族歸屬感，必須有共通的解決方式。

在荒謬的八十年代，孤立的每個人、每代人、每對父母與子女都只能在彼此價值觀的最大交集內溝通，超過這個範圍，便完全無法交流了。於是，一家人便在白色木製餐桌上放一張非洲飢餓兒童的照片，在這任誰看了都覺得悲慘的照片中傾注感情，從新的幻想中確認彼此價值觀的共性。

作為亞洲地區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先行者，同時也是現代化和現代性弊端的承受者，日本社會的經驗教訓顯然值得後來者深思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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