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死後還被同行嫌棄的學者，到底幹了啥？

對於那些兢兢業業、為科學奉獻一生的學者來說，他們去世後通常會有學界同行為其撰寫一篇強調逝者貢獻和優秀品質的訃告。然而有些「成果頗豐」的分類學家卻在死後的訃告中遭到了同行們毫不留情的指責和嫌棄。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分類學者「相愛相殺」呢？

來源 Nautilus

撰文 Ansel Payne

編譯 戚譯引

圖片來源：Pixabay

康斯坦汀·拉芬內斯克（Constantine Rafinesque）去世才幾個月，阿薩·格雷（Asa Gray）便坐下來，為《美國科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撰寫他的訃告。那是 1841 年，格雷很快要加入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AAS）和哈佛大學教職工團隊，即將成為他那一代最受尊敬的植物學家。為了表達對他的敬意，沙漠灌木中有一個屬剛剛被命名為Grayia。

相比之下，拉芬內斯克卻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這個出生於土耳其的雜家於前一年的秋天死於癌症，同僚形容他是個「徹底的瘋子」。他留下了對動物學和地質學雜亂無章的描述、一本美國土著古墳目錄、一篇 5400 行的史詩（含腳註），以及最重要的，一系列對北美洲植物連篇累牘的描述。

康斯坦汀·拉芬內斯克（Constantine Rafinesque，1783-1840）| 圖片來源：Wikipedia

正是最後這項吸引了格雷的注意力。在拉芬內斯克的植物學研究中，有超過 6000 個新種的描述，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個人試圖描述的植物數量——事實上，超過了古往今來的記錄。這本該是一項驚人的成就——如果拉芬內斯克是個正經植物學家的話。

「我們的任務，」格雷提筆寫道，「儘管在我們看來是必要的，但是總的來說不太愉快……」

儘管這位教授希望對拉芬內斯克的生平作出「完全公正」的描述，他仍然感到「與此同時，也有責任反對他後來的所有植物學研究工作，和早期的一項工作……我們認為，對於這些新的屬和種，只有一種可能的意見：它們必須被看作虛構的， 不值得半點關注。」

到最後，格雷寫道，拉芬內斯克的「建立新屬和新種的熱情，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完全的偏執。這就是我們所能得出的最為仁慈的推測。」拉芬內斯克 「荒謬的」植物學遺產，格雷寫道，不過是一堆「有趣的胡說八道」。

拉芬內斯克一生中製造了數千篇相關研究領域前所未見的糟糕論文。那些論文充斥著錯誤和疏忽，簡直是粗製濫造的標準示範。他的描述非常模糊，讀者甚至無法將它們和真實的植物聯繫在一起，而且他看走眼的才能堪稱傳奇：他提出的許多「新種」其實是學界已經很熟悉的雜草。

在分類學的歷史長河中，格雷的文章並不算最惡毒的訃告，甚至還不算最糟糕的。

「對他的人生我沒什麼好說的」

「比他的科學界聲望來得晚了二十多年，在對昆蟲學造成了難以想像的巨大傷害之後，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離開了我們。」

沃克的訃告出現在 1874 年 11 月的《昆蟲學家月刊》（ Entomologist』s Monthly Magazine）上，沒有署名。文章毫不客氣地指出：對於他提出的數萬個新種里的絕大多數，「所有清醒的昆蟲學家都會對它們嗤之以鼻」。不止一次，訃告作者將沃克的工作稱為「邪惡的」。

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1809-1874）| 圖片來源：Wikipedia

沃克的職業生涯其實有個好開局。他最早的工作是關於小蜂的一項研究，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被認為「標誌了該研究領域的一個時代」。儘管繼承了一筆可觀的財富，他仍然渴望在英國的主要學術團體中謀得一個永久職位。當他與這樣的職位失之交臂時，沃克，「在一個不幸的時刻」，選中了一大堆聘書中的第一個，到大英博物館對昆蟲進行分類。（編者註：當時大英博物館包含考古文物收藏和博物學收藏，到 1963 年才將博物學收藏劃分出去，成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

這就是麻煩的開始。沃克搬出了一抽屜一抽屜的昆蟲收藏，把描述幾千個新種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這些物種遍布了昆蟲中所有主要的目。這項任務實在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或者說超出了任何一個人的能力範圍。「結果，」訃告作者寫道，「與預想一致。這項工作完成得很機械，『新的屬和種』被以最規整的方式建立起來……」這個謙虛的英國人結合了拉芬內斯克式的勤勉和無能，一手對全世界的昆蟲分類造成了破壞。

隨著沃克發表的可疑名字越來越多，涉及的分類範疇越來越廣，來自昆蟲學界的反對也越發強烈。隨著大多數主要的目被他染指，他曾經「在昆蟲學界的名望已經受到了極大損害」。當他 65 歲去世的時候，昆蟲學界在深切懷念他的同時，也全體長出了一口氣。訃告作者補充道：「我們真誠地希望將來不再需要撰寫這樣的訃告，也希望這種事情不要發生在昆蟲學界的後來人身上。」

沃克的漫畫形象，由英國博物學家 Arthur Butler 創作（1890年）。| 圖片來源：WIkipedia

沃克不會是分類學界恥辱柱上的最後一位。相比之下，克勞德·莫利（Claude Morley）於 1913 年撰寫的訃告才叫不留情面。逝者是彼得·卡梅倫（Peter Cameron），一個來自蘇格蘭的分類學愛好者，熱愛中美洲的昆蟲。

「彼得·卡梅倫去世了，正如大多數價值半個便士的報紙在 12 月 4 日所報道的那樣。對他的人生，我們能說些什麼？沒什麼好說的，因為那和我們毫不相干。對他的工作，我們又該說些什麼？太多了，因為他為我們和後人留下了最為豐富和混亂的研究，超過了過去多年中任何個人的成果。」

在卡梅倫去世五十年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分類學家理查德·伯哈特（Richard Bohart）重申，卡梅倫的工作「粗心大意，描述粗糙，地理位置數據通常模糊或缺失；他的遺傳學論文充滿了獨特的錯誤和矛盾，而且沒有插圖」。伯哈特完成了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梳理了卡梅倫對北美洲小蜂的研究，發現卡梅倫提出的上百個命名幾乎全部是無效的。

左圖為拉芬內斯克的研究，右圖為和卡梅倫的研究，他們兩人都令同行頭疼不已。| 圖片來源：左圖來自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flickr，右圖來自 wikipedia

分類學的自由與混亂

分類學家對生物進行命名和分類的方式將所有人織進了一張相互聯繫的大網，一直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當一名像拉芬內斯克那樣的攪局者進入了這張網，局勢就會變得非常緊張。關於命名和分類的爭論可以在論文中綿延數十年，這既讓分類學領域充滿活力，也成了它固有的軟肋。

首先，識別物種就是一個難點。儘管各種版本的教科書中的定義看起來都足夠明確，但是在大自然中識別明確的物種分界可能相當令人頭疼。兩個群體之間的微妙差異究竟是有意義的，還是僅僅是背景雜訊？分類學家能依靠的只有數量有限的標本或少量的遺傳證據，他們往往要憑藉直覺和經驗來作出判定。

其次，種的定義不過是暫時的，它有可能被最新證據推翻，例如更多的標本、新的遺傳學數據或更範圍更大的地理調查。任何一個分類學家都可以根據最新證據和自己的判斷改變任何一個物種的分類。事實上，這讓分類學能夠朝著健康而自然的方向發展，並且最終能讓分類和演化史達成一致。

現代分類學的祖師爺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由他改進和推廣的雙名法已成為現代分類學界的通用標準。| 圖片來源：Wikipedia

自由和穩定之間的衝突早就存在於兩個官方規定中：《國際動物命名法規》（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簡稱ICZN）和《國際藻類、真菌和植物命名法規》（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簡稱ICN）。這些文件由分類學家們定期更新，對如何對物種到更高的層級進行分類作出了明確、合法的規定。

這兩部法規和分類學的整體穩定的核心，就是優先原則（Principle of Priority），即對一類動物的第一個有效的科學命名將成為它的正式名稱。例如，假設林奈在 1758 年命名了一個物種，並且這個物種在今天仍然被認為是一個種（沒有被劃分或合併），那麼林奈的命名就能得到保留。

優先原則構成了分類學的主心骨，如果沒有它，分類學將淪為一座巴別塔，分裂為一大批相互競爭、互不相容的系統。但優先權引發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分類學家需要持續梳理古老的文獻，才能確定各個物種的恰當的名稱。另一個結果就是，改動分類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影響。

這就是問題所在。為了平衡穩定與自由，條約通常在命名質量的問題上保持緘默：任何命名的提議，無論它有多麼異想天開、多麼站不住腳，只要它按照條約的規定進行發表，就能算數。ICN 規定物種描述必須被發表在印刷品上，並進入圖書館，能夠被植物學家閱讀；而 ICZN 最近放鬆了要求，物種描述可以發表在能被公眾接觸到的印刷品上，或基於網路的數字出版項目。兩個規定都不要求經過同行評審：只要你能把論文印出來並分發出去，你就能隨心所欲地描述任何東西。

這種自由既為愛好者們創造了一片空間，也讓無能之輩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優先權原則將所有的分類學家織進了一張複雜的、相互交錯的網，如果一個物種描述僅僅是錯誤的、幾乎不被認可的，或者說不恰當的，這並不意味著它得不到分類學歷史的承認。而在其他領域，比如說物理學吧，那些被寫在餐巾紙上、用沒有機構標誌的信封寄出的「大統一理論」最終的歸宿只能是垃圾桶；然而生物學家，無論他們自己的意見如何，都得應對任何一個被發表的新名字。對於應付（或者說「修訂」）這些被發表的不正確的名字，分類學家雖然談不上樂意，卻也無法忽視它們。

在一片飄蕩著幽靈的領域，總有人要去應付死者。這就是分類學家們熱衷「鞭屍」的原因。以拉芬內斯克為例，儘管格雷認為應該全盤忽略他的工作，後來的分類學家可能會將這種抵制視為對命名法的侵犯。

事實上，由於拉芬內斯克的工作包羅萬象，而且他提出的一部分新種實際上是有效的，分類學家不得不一直收拾他留下的亂攤子，直到 20 世紀。哈佛大學的植物學家梅里爾（E.D.Merrill）在 30 到 40 年代對拉芬內斯克的大量工作進行了索引和糾正，他指出：「如果拉芬內斯克從沒寫過或發表過這個領域的任何東西，我們今天不知道能過得多麼舒服。」

相愛相殺何時休？

現代分類學中仍然存在著這樣的「外包」。2006 年，超過 50 名科學家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向烏得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提出抗議，反對德萬南·馬克翰（Dewanand Makhan）的工作。馬克翰是個昆蟲學愛好者，常常將烏得勒支大學列為自己的工作單位。（他當時是大學的植物標本館的合同工，不屬於教職工團隊；目前他在論文中列出的是個人地址。）

「許多年來，」公開信中寫道，「馬克翰博士已經對分類學和動物命名學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威脅，發表了大量的新屬和新種，範圍涉及昆蟲、蜘蛛和腹足類。這些論文質量低劣，在學術上毫無建樹。」一群研究螞蟻的學者還要更加直白，他們寫道，馬克翰於 2007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是「螞蟻分類學歷史上最不靠譜的論文之一」。

馬克翰的物種描述短得出名。他的論文沒有清晰的科學圖表，而大多配上模糊失焦的照片。最讓同行感到惱火的是，馬克翰的許多「新種」一眼就能看出是已經被描述的昆蟲，至少他們能看出來。儘管許多文章和博客指出了這個「馬克翰問題」，新的論文仍被不斷發表，它們大多出現在澳大利亞的一個不經過同行評審的小期刊上。（直到 2015 年，馬克翰還描述了一種水甲蟲，稱之為Desmopachria barackobamai，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命名。）

隨著數字出版的到來，專家和愛好者之間的分界線正在消融，科學界為新的聲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機會。很不幸，這些機會的產生也伴隨著代價，大量湧現的信息正在挑戰科學家和愛好者們的甄別能力。

儘管眼下學界中的討論有望修訂相關規定，對哪些出版物能夠改變物種分類進行更嚴格的控制，許多分類學家很清楚怎樣的行為會損害愛好者的貢獻。還有那麼多物種有待發現，而生物多樣性又面臨著威脅，他們知道這個領域需要儘可能多的幫助。

分類學試圖平衡它的崇高理想和那些不守規矩的參與者之間的矛盾，這為我們認識整個科學領域上了一課。儘管我們常常認為，科學就是通過尋找答案、通過小心細緻的檢驗，將犯錯的可能最小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科學的本質是人性的，這點不可避免。在矛盾中間的某個點上，才會發生真正的進步。

我是在閱讀彼得·卡梅倫的另一篇訃告時意識到這點的。這篇訃告來自卡梅倫家鄉的一份報紙，《格拉斯哥先驅報》（Glasgow Herald）：

「全世界的科學家對彼得·卡梅倫先生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卡梅倫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昆蟲學家，也是土生土長的格拉斯哥人。……一名醫生表示，卡梅倫先生對自己疏於照顧；屍檢表明他的死因是酗酒……近來他的處境不太好，英國皇家協會中的某個團體為此進行了籌款，將款項多次發放給他，以滿足他的生活需要。」

2014 年，巴拿馬大學和西班牙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一群昆蟲學家描述了一個癭蜂新種，它被發現於巴拿馬的巴魯火山（Volcán Barú）上的橡樹中。這種癭蜂體長不到三毫米，有兩對紋理精巧的翅膀；與在美國的親戚相比，它的觸角多出一截，喉部的形狀也略有不同。

它的名字就叫卡梅倫癭蜂（Callirhytis camer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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