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閉關自守且雍正起就禁煙，為啥還會爆發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爆發於1840年，道光二十年。直接導火索是民族英雄林則徐、鄧廷楨進行「虎門銷煙」。因為戰敗了，因為西方思想入侵，現在有許多人都說林則徐這個毛病、那個毛病，總而言之，怪中國人魯莽、落後、不文明，才導致了「鴉片戰爭」。這個咱們後文再續。

先談談，鴉片戰爭之前百年，中國就有禁止「鴉片」的命令。1729年，雍正七年就有《興販鴉片及開設煙館之條例》。同時，明清時代皆採用「閉關自守」的國策。按道理說：鴉片貿易規模不大。但為什麼還導致了「鴉片戰爭」？

（1）「閉關自守」在宣傳和實際上是不同的：清初的四海關到乾隆中期的一海關管理對外貿易

「閉關自守」主要是指政治上的，許多人都知道政策與現實是有差距的，正如理論與實踐也有很大差距一樣。正如明朝實行「禁海」政策，但是整個明朝基本上就沒有「禁得住」過。再加上，明朝尚有隆慶開放後的月港等開放地區，清朝更是有諸如廣州、恰克圖等對外邊貿地區。

明清時期的「閉關自守」，在實際操作中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不是不和外部進行聯繫，而是把對外貿易壟斷在中央手中，而不是地方和百姓手中。

罌粟很好看，但卻是毒物

從海上貿易說，清初的開放程度比明朝更高。

但隨著清朝國力的增強、儒家文化中的「自鳴得意」部分越來越強、人口從幾千萬上升的兩億多人其管理難度越來越大，清廷妄圖用更簡單地方式很容易地進行管理。所以，清朝的開放程度到了清朝中期就逐漸降低了。

康熙24年（1865年），清朝有四處海關進行海外貿易管理。

清廷的戶部在廣州（粵海關）、廈門（，閩海關時稱漳州）、寧波、江南（江海關）四處主管海外貿易的機構。但到了乾隆22年（1757年），進行海外貿易管理的海關，只有廣州海關，但請注意廣州海關不是只有一個，廣州海關下轄七大支關、五十多處小關。

因此，不是我們想像中所有海外貿易都在廣州一地。但即使如此，全國的海外貿易都放到廣東，對廣州海關也是一大壓力。

有了壟斷就會有灰色貿易、黑色貿易。

為了減輕政府官員的工作量，清朝在廣州成立「十三行」，「十三行」代理海外貿易征繳稅款，並與海外貿易商聯繫。由此，「十三行」成為官方中介。這樣做，當官的在理論上只需要聽「十三行」的意見決定事務了，這對習慣了「貪腐」「官僚」的封建社會官員很喜歡。

到了乾隆22年，廣州海關管理海外貿易，其他三關也沒有廢除，而是只允許我國商船出入，禁止海外貿易商進入。

廣州十三行

最後，清朝的海關稅徵收稅種和方法，都源承於明朝「隆慶開放」後的政策，沒有什麼大變化。可以說，作為農業社會的政策管理髮展是非常緩慢的，對外界變化的反應速度極為緩慢。

從路上說，跟路上各國的貿易一直存在。例如與沙俄的「恰克圖貿易」。雍正六年（1728年），沙俄與清政府簽訂《恰克圖條約》，我方興建「買賣城」作為恰克圖河北岸的沙俄與我方進行貿易的地點。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我方修建了烏蘭巴托城（時稱庫倫）作為「恰克圖貿易」的中轉站。「恰克圖貿易」自1860年後開始衰落。

諸如與其他中亞國家、南亞國家因為屬於傳統的「互市」範疇，在談到外貿時往往被人忽略而已。其實，無論海上還是陸上，對外貿易一直是存在的。

按道理說，在這種情況下，「鴉片走私」應該容易控制。但還是那句話，理論和實踐往往是不同的，政策如此但政策是由人來執行的，從頂層到底層如果沒人執行政策，政策制定了也白搭。

再加上「鴉片」因為在中國兩千年引入歷史中的有用功能，讓人們更難禁止，也使得問題複雜化了。

（2）鴉片流入主要是鴉片起初作為「藥品」，其後成為奢侈品成為一些人「灰色、黑色收入」的重要來源，從而從雍正朝開始的各種「禁令」成為廢紙一張

鴉片流入中國的歷史很悠久，這裡面作為「藥品」的功能成為鴉片難以被禁的一個主要原因。

雍正

鴉片從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時就被引入中國。明朝成為南洋各國朝貢的貢品之一，那時名稱「烏香」，僅泰國（時稱暹羅）的貢品數量即為皇帝二百斤、皇后一百斤。同時，走私也越來越多，每十斤收稅銀二錢。

那時的鴉片以「藥品」的面目出現。但隨著吸食鴉片的人越來越多，同時，成癮吸食的問題被人重視。因此，雍正七年（1729年）開始實施禁令。其後又因為「白銀外流」使得嘉慶皇帝在1800年下旨「查禁從外洋輸入鴉片」。

其實，嘉慶禁了也白搭。因為其子道光皇帝本身就吸食鴉片，以及許多官員都是將鴉片作為「提神醒腦」的「神葯」來愛護。由此，就形成許多利益鏈條。

道光、穆章阿、琦善等屬於「明禁暗放」，自從道光發布「禁煙令」到「弛禁」，清朝並沒有因為售賣鴉片而殺過一個人。這些人大多表面上為了國家利益去建議「嚴禁鴉片」，然而，暗地中包庇走私商，用以收受錢財。

為此，英美等外國鴉片走私商就說「關於禁煙之語, 不過官樣文章而己, 毫無積極禁止（鴉片）貿易之意, 因政府久以縱容私運為發財之機會」 。

（3）嘉道年間鴉片貿易「黑色鏈條」

英國也深知此點，1836年義律來華後立刻派遣傳教士郭士立負責與清廷官方的交流事宜。

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兩廣總督阮元密奏請求批准對伶仃洋上的五艘鴉片船開火，道光批駁其為「斷不可猛浪從事」。

乾隆

1838年（道光十八年），監察御史狄聽狀告直隸總督琦善做事不利，天津鴉片流行，造成京城、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鴉片橫行。然而，琦善挺能演戲，高規格地「演查禁」，共查獲煙土210斤（兩箱）「全行燒毀」、從西方鴉片船上查獲1440斤（12口袋）。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是用來搪塞皇帝的，例如各地的總督、巡撫也是如此。1826年，就是典型的走私鴉片地方後台，他任兩廣總督期間設立專門「緝私」隊伍，伶仃洋上的所有鴉片商都受粵海關、兩廣總督暗中包庇。

清廷都如此，清廷之下的各地方政府與鴉片走私商之間的勾當就更多了。

例如廣東水師副將韓肇慶指揮水師戰船替鴉片商送鴉片，每萬箱中抽幾百箱給水師報功。兩廣總督李鴻賓每個月只要鴉片商行賄3.6萬兩即可放行。

嘉慶

替鴉片商和官方的中間商就是各種買辦，有「公行」人員、買辦商人和姦商。「公行」其實就是政府的特許經銷商，他們久與官員打交道。深知其中的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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