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科學家記憶深處的歷史

作者：杜羽

黃培雲、劉東生、吳文俊、丁石孫、袁隆平……這些科學家是20世紀中國科技發展的參與者、見證者，人們對他們的名字耳熟能詳，但對他們的學術人生卻所知甚少；「兩彈一星」、青蒿素、胰島素、電子對撞機……這些重大工程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但許多歷史細節只是留存在科技工作者的記憶之中，鮮為人知。

「百年中國，『科學』與『國運』緊密關聯。百年中國的科學，有太多太多的行進軌跡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帶著這種使命感，2006年，科學史家、中國科學院原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樊洪業主編的「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正式啟動。12年後的2018年，收錄了54種、300餘位科技工作者自述的「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完成。那些無法在學術論文、科技檔案中記錄，深深埋藏在科學家心靈深處的記憶，無論是靈感頓悟，還是失敗挫折，都一一呈現在世人面前。正印證了樊洪業常說的那句話：歷史因細節而生動，往事因親歷而鮮活。

1981年瘧疾化療科學工作組第四次會議（2排左4為屠呦呦） 資料圖片

往事因親歷而鮮活

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曾長期擔任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秘書，也是幾部《錢三強傳》的作者，對於與錢三強、與中國核物理髮展有關的史料非常關注。讀了叢書中的《楊承宗口述自傳》，一個重大的歷史細節被證實了，葛能全的心裡終於踏實了。

不少文獻都記載了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1951年，放射化學專家楊承宗從法國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回國前，居里夫人的女婿、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托楊承宗帶話給毛澤東主席：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不過，這些文獻的敘述並不一致。約里奧·居里什麼場合講的，為什麼要講？只有當事人楊承宗才能講清楚。《楊承宗口述自傳》原原本本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不僅證實了該事件的存在，而且給出了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

楊承宗回憶，約里奧·居里還對他說：「原子彈也不是那麼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錢呀、你呀、錢的夫人呀、汪呀！」錢是指錢三強，錢的夫人是何澤慧，汪指的是後來成為中科院聲學所第一任所長的汪德昭。對於約里奧·居里此話的背景，楊承宗也進行了分析，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期間，「美國的核訛詐政策，引起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約里奧·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

對於叢書中的《袁隆平口述自傳》，葛能全同樣印象深刻。在他看來，曾經有一段時間，科技界對袁隆平有一個錯誤印象——袁隆平是一位實際貢獻很大、但沒有多少學術思想的育種專家，而《袁隆平口述自傳》為袁隆平正名了。

早在1966年，袁隆平就在中科院主辦的高水平學術期刊《科學通報》上發表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了通過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復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來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設想與思路，首次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病態之謎。

「五·一勞動節之前，我收到了30多塊錢稿費。不久又收到了科學出版社計劃財務科的通知，我才知道這篇論文還刊登在了英文版的《科學通報》上。我很高興，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稿費。」與袁隆平的這些口述同時出現在書中的，還有這篇論文的手稿、稿費通知單等原始檔案的照片。葛能全認為，這篇論文是能夠體現袁隆平學術思想的重要文獻，通過這部口述史終於得以挖掘。

近代科學進入中國，不過150多年的歷史。經歷了19世紀末的起步，20世紀的一百年，駛入正軌的中國科學事業，伴隨著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巨大變革，走過了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不凡之路，叢書就是中國科學家對這百年中國科學發展史的回憶，其重要價值自不待言。

以搶救史料為急務

叢書最年輕的口述人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建設親歷記》的講述者、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原主任柳懷祖。生於1940年的他，今年也已經78歲了。那些親身經歷過20世紀科學事業發展且作出過重要貢獻的科學家，大都已是高齡，不少人早已離世。

曾主持編寫中國科學院院史的樊洪業對此感觸頗深，發出了「『搶救』二字，痛至深也，感至及也」的感慨。在2006年8月的叢書首批選題作者會上，他就提出了「以搶救史料為急務」的使命。

面對搶救親歷記憶類史料的緊迫形勢，樊洪業認為，不僅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雖然應該強調訪問者提升專業水平、掌握史學規範，以加強與口述者的對話能力，但面對訪問者的專業水平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現實情況，對訪談中和受訪者之間的互動水平就不能要求過高。只有放手去做，在干中學，才能逐步完善。能夠把亟須搶救的搶救出來，就是有價值的。

雖然要以搶救史料為急務，對一些口述史無法用「最高標準」去要求，但編委會對書稿的質量把關還是堪稱嚴格，數次出現因為挖掘深度不夠、內容空洞等問題而更換訪問者的情況。袁隆平口述史的第一位訪談者，就是因為將口述史寫成了宣傳資料，最終被退稿。後來，樊洪業多次趕赴長沙，親自培訓、指導新的訪談者開展工作，《袁隆平口述自傳》因此推遲了兩年才得以出版。原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的訪談錄，被寫成了一本傳主革命事迹彙編，偏離了叢書要求，也只能退稿。然而，還沒來得及另起爐灶，錢信忠於2009年以98歲高齡辭世，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

對於口述史的史料價值，樊洪業有著清醒的認識：每個人都會受到學識、修養、經驗、環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來在記憶力方面的變化，這些會影響到對史實憶述的客觀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價值。在他看來，書籍、報刊、檔案、日記、信函、照片等史料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參與口述史工作的受訪者和訪問者，即便是能百分之百做到「實事求是」，也不能保證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

在叢書前的《主編的話》中，樊洪業寫道：「史學研究自有其學術規範，不僅要用各種史料相互參證，而且面對每種史料都要經歷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本叢書捧給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20世紀中國科學史的史料，囿限於斯，珍貴亦於斯。」

生於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的老科學家，兩院院士，重大科技工程的決策者、組織者、參與者……300多位口述者，就有300多個人生故事。他們的記憶或許會有偏差，口述的記錄或許並不全面，但將這些口述者的故事置於歷史的長河之中，與圖書、報刊、檔案、日記等史料相互參照，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波瀾壯闊的畫卷必然會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口述史文化搶救、史料搶救的意義就得以突顯。

《光明日報》（ 2018年10月24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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