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賤夫妻如何不哀？傅斯年最後一筆稿費：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奇扒民國奇情第44期）
傅斯年在民國時期的文人中，是出了名的不畏權勢、敢講真話。中國近代史上的文人中，敢為學生運動，當面頂撞蔣介石並罵他是「新軍閥」者，唯傅斯年一人，而已。
如果你認為傅斯年的不畏強權僅此而已，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在1938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期間，他曾公開彈劾並轟走了兩位參政院長，這兩人非別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為了趕走宋子文，傅斯年還寫下了一篇震驚朝野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這樣的傅斯年，其文人風骨，足以讓天下人大呼暢快。
然而，這樣的傅斯年註定不會受到官家的青睞。而歷來，文人的風骨一旦太硬實，註定要經受狂風暴雨的摧殘！
傅斯年生於1896年，祖籍山東，傅家是書香門第，其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但傅斯年出生時，其家族已經沒落，加之9歲這年，傅斯年父親就撒手人寰了，所以，傅斯年的童年一直在貧寒中度過。
但貧寒之中的傅斯年，卻一直勤於治學，20歲這年，他就升入了北大。幾年後，他考取了官費留學生，前往歐洲留學。
這期間，傅斯年雖學業有所成，但卻深為感情所苦。
當時的中國，時興包辦婚姻，傅家也為他包辦了一樁姻緣。這樁舊式婚姻紅線的另一頭，是聊城縣鄉紳丁理臣之女丁蘸萃。
這丁蘸萃長得並不醜，而且還略通文墨。但相比留學歐洲的傅斯年，其思想和生活方式還是與之相去甚遠。加上兩人長期分居，傅斯年對這個原配妻子的不滿與日俱增。
「胡適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語，說『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
傅斯年曾借用胡適的這句話，表達自己對封建舊婚姻的不滿。
相比民國的傅斯年、胡適、魯迅等，不難發現，古時父母為兒子找媳婦，從來不是參照兒子的標準，而是不約而同地參照自己的標準。這個結果勢必是：找來找去，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並不是為子娶婦，而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
相比之下，今天的父母，也依舊有這種誤區。孰不知，這樣找來的兒媳婦、女婿，結局多半要以悲劇告終。
1934年，留學歸來的傅斯年下定決心了解舊婚姻，不久後，傅斯年忍痛拿出一筆數目不小的分手費，當做「青春補償費」交給原配丁蘸萃，這段維持了20多年的舊婚姻才畫上了句點。
此時的傅斯年之所以敢下如此大的決心，乃是因為，他已經心有所屬，這個女子，是一個與原配截然不同的新式女子。
這位新式女子，名叫俞大彩，是傅斯年同學俞大維的妹妹。俞大彩是江寧才女、美女，上海滬江大學外語系畢業。這各女子的出現，猶如一顆火種，直接將傅斯年這座老房子悄無聲息地點燃了。
老房子著火，多半是不燒成灰燼不罷休。傅斯年，被這把火燒得，那叫一個徹底，直燒到腦子短了路。
胡適曾在日記中記載傅斯年談戀愛時的情景時說：孟真（傅斯年）在戀愛中已近兩月，終日發瘋，有一天來信引陶詩『君當恕醉人』，誤寫作『罪人』。我作打油詩調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錯。這樣醉糊塗，不曾看見過」。
從胡適日記中的「發瘋」二字，和傅斯年所犯的堪稱笑話級的筆誤可看出，傅斯年在這場戀愛里，腦子已然不好使了。只是，他當時到底怎麼瘋的，胡適並沒有多說。想來，能讓胡適用到「瘋」字，自是瘋到了一定程度。
眼看著同學瘋了，這周圍人尤其是同學朋友，若還不幫腔，那顯然也太不近人情了。
1934年8月5日，重獲自由身的傅斯年，在同學俞大維的撮合下，與俞大彩結成連理。這年，傅斯年38歲，俞大彩30歲。
婚後一年，即1935年9月，傅斯年的兒子傅仁軌出生了。此時沉浸在喜悅中的傅斯年，不由分說將老母親接到了北平和自己一同生活。
但令傅斯年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接，妻子俞大彩的婚後生活立馬變得艱難起來。
人說心寬體胖，然而，傅斯年的母親雖肥胖，卻是個暴脾氣。傅斯年這輩子誰也不怕，唯獨怕這個暴脾氣的老母親。這一來與傅斯年的孝順有關，二來也是因為這老太實在過於蠻橫。
此時的傅斯年雖已是學界政界要員，但在傅母眼裡，啥都不是。所以，傅母該發脾氣的時候，是一點兒不含糊。而每次見到老母動怒，傅斯年就會立馬長跪不起，聽任母親斥責。這老太太氣要是沒消，傅斯年絕不敢站起來。
在任何一個家庭里，家庭主男的過分偏袒，一定會造成另一方的委屈。在傅家，傅斯年如此偏袒母親，勢必會委屈妻子俞大彩。
但傅斯年比一般男子好的一點是，他在偏袒母親的同時，也極力呵護妻子。
傅斯年母親肥胖又有高血壓，不宜吃肥肉，可這老太偏就最喜歡吃肥肉。有一次，傅斯年母親因為俞大彩不給她吃豬肉責罵她，傅斯年一看情況不對，立馬就跪下了。跪下後，傅斯年默默聽著母親數落，直到老太罵完了他才起身。
隨後，傅斯年還不忘偷偷跟妻子俞大彩做思想工作說：
「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制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只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么?」
為了進一步安撫妻子情緒，傅斯年還補充說：
「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
新婚後的這段日子，兩人雖過得並不富裕，卻還勉強算安樂。但這樣的日子，也隨著抗戰的爆發戛然而止了。隨後，等待兩人的一直是愁苦辛酸。
抗戰初期，出於安全考慮，傅斯年不得不讓妻兒前去投奔娘家。
在這期間，俞大彩一人帶著孩子過著艱難的生活。對此，傅斯年一直愧疚不已。他還專門畫了一幅兒子行程圖，來記錄俞大彩和兒子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
傅斯年此舉，也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妻子為自己所受的苦。
人世間的事往往如此，越不想這般，命運越是這般安排。
由於虛胖，加上過度操勞，傅斯年病倒了。病來如山倒，傅斯年病後的日子，家裡的開銷全靠往日的積蓄撐著。這般坐吃山空，很快，夫妻生活陷入了困境中。
大戶出身，且從未受過經濟之苦的俞大彩，在這段時間真正難受到了「困苦」的滋味！在回憶與與傅斯年在重慶郊區山中養病的情形時說：
「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群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
但即便家裡已經沒米下鍋了，俞大彩也是偷偷瞞著傅斯年到處籌錢，生怕影響他養病。
某日，傅斯年友人前來探病，已無米下鍋的俞大彩急壞了，她只得四處借錢，最後好容易借來100元，才總算備了酒菜招待友人。
而這一切，傅斯年都並不知情。後來，當病中的傅斯年得知真相時，他長嘆一聲，拉著妻子的手，強撐著笑臉說：
「等我病癒，要拚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讓你再覥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
傅斯年此後，確實再未讓妻子借過錢，但也僅此而已。後來，傅斯年痊癒後，兩人的生活雖不似這般艱辛，卻也同樣捉襟見肘。
可貴的是，夫妻兩始終相濡以沫，俞大彩對於這種生活，也從未有過絲毫怨言。
人說「貧賤夫妻百事哀」，然而，世人只知這句，卻不知後一句：夫妻恩愛萬事興。這話，恰是相對於前句而言，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只要兩人相愛，萬事又有何難！
傅斯年雖一直不間斷地生病，但在任何時候，他都不忘與妻子相互加油打氣。當傅斯年的兒子作文因優異而被刊登時，夫妻兩激動地抱在了一起。平日里，生活中只要有值得高興的事，他們兩總是互相分享著，細細咀嚼著，彷彿他們生命里，除了幸福快樂再無其他。
相比很多能為一件小事悲傷很久，卻很少因一件大喜事開心很久的常人，傅斯年與俞大彩的境界，讓人欽佩。而世人如也能如法炮製，放大幸福，縮小悲傷，豈不時時幸福快樂。
這也是兩人雖一直身處貧寒，卻一直未「百事哀」的根本所在。
1949年，傅斯年飛赴台灣，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灣大學校長。這期間一直帶病堅持工作的傅斯年，平日里為填補家用，常會趕稿到深夜。
俞大彩在回憶傅斯年去世前的生活時說：
「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擁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
俞大彩見狀，只好不再催他，只坐他對面，縫補著他的破襪。
傅斯年接著補充說：
「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平日里，傅斯年總捨不得為自己置辦衣物，他的衣服總是縫了又縫，補了又補。好容易他動了心思為自己想一次，俞大彩心裡雖不忍，卻很欣慰。於是，她便任由丈夫在燈下操勞。
卻不想，俞大彩的這個小不忍，竟成了她一生的恨事。
1950年12月20日，由於操勞過度，傅斯年剛走下講台就昏倒了。送到醫院後，雖竭力搶救，傅斯年也終未挺過難關。傅斯年因操勞過度並發腦溢血死亡後，俞大彩肝腸寸斷。她怎麼也想不到，與她相伴才16年的丈夫，竟就這樣離開了自己。
傅斯年死後，俞大彩才知道他最後一筆稿費里的秘密。
董作賓把傅斯年最後一筆稿費送到俞大彩手裡時說：
「先生跟我講了，自從你嫁了他，沒過上舒心的日子，這篇文章的稿費，是要留給你貼補家用的。做棉褲之說，只是先生的託詞。」
直到這一刻，俞大彩才知道，他夜夜挑燈，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她！
只是，這個真相，傅斯年不敢說，因為一旦說了，俞大彩就會制止他。實際上，俞大彩從未向傅斯年哭過窮，對於他們的窮苦生活，她從未表現出過不滿。但傅斯年卻時時為此內疚著，也是這種內疚逼迫他日此操勞。
人世間的真愛大抵如此，我從不說苦，你卻總把我的苦裝在心上。
死前，他給妻子留下的遺言是：
「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
難能可貴的是，傅斯年雖如此迫切地想讓妻子過好的生活，卻從未因此利用職權做過任何「謀財」的勾當。
同樣可貴在於：傅斯年與俞大彩，雖一直飽受貧寒之苦，但感情卻從未因窘境而生裂縫。相反，兩人在困苦中始終包容、理解，用愛譜寫了傳奇！如此夫妻，比金屋銀屋裡「同床異夢」的夫妻，豈不強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