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時代的倭寇有多少是中國人？

原標題：戚繼光時代的倭寇有多少是中國人？

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

最近，央視一套播出了一部電視劇《抗倭英雄戚繼光》，據說口碑甚佳。可惜的是，電視劇迴避了一個最核心的問題。那就是：戚繼光時代的倭寇，究竟是以日本人為主，還是以中國人為主？

明朝《嘉靖實錄》：倭人佔十分之三，「中國叛逆」佔十分之七

這個問題，在明代史料當中，其實是清晰的。官修《明史·日本傳》里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嘉靖實錄》里也說：「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這是嘉靖時代關於「倭寇」的官方說法——倭人佔十分之三，中國人佔十分之七，倭人佔主導地位。

內部奏摺中的說法，略有不同。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曾對皇帝說：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雖稱倭寇，「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①參與剿倭的將領王忬，也向皇帝報告：據他調查，「倭寇」頭領約有百餘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國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等。②另一剿倭名將胡宗憲，根據實際調查，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同樣全部是中國人。③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倭寇」內部，中國人不但在人數上佔了絕對優勢，也同時牢牢把握著領導權。

事實上，「倭寇」這種稱呼，在嘉靖年間已經產生了不小的爭議。身處抗倭第一線的基層將領萬表，就對從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滿，萬表說：海賊大頭目王直、徐碧溪的親屬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遙法外；王直等賊寇四處荼毒生靈，地方官卻每每上報說是「倭寇」進犯，真是自欺欺人。④浙江慈溪知縣薛應旂也說：稱呼海賊為「倭寇」，是中了海賊之計。海賊中雖有倭人，但「主謀響導」者仍是「中國之賊」，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親戚族人不受牽連。⑤

表中倭寇名錄，出自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該書彙集數十種史料與地方志而成，對倭寇資料的整理頗為全面。由表中可知，「倭寇」中的主要頭目，清一色都是中國人，次要頭目中，日本人所佔據的比例也不高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以中國人為主體的「倭寇」，與明代嚴厲的海禁政策有很大關係，其中，1529年停止中日貿易，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節點，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倭患」愈演愈烈。對此，嘉靖朝官員唐樞，有一句很精闢的總結：「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因為有這種背景，「倭寇」的行為就常常顯出一種複雜性。譬如，大頭目王直，在地方政府默許其對日通商時，曾一度積极參与抓捕真倭寇；而當地方政府改變態度後，王直又轉做海賊，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幟。民心也同樣游移不定。萬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對方是海賊，仍然「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地方百姓，對待賊寇，也「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時人記載，漳州一帶的假「倭寇」回鄉，「皆雲做客回，鄰居皆來相賀」。⑥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的說法最誇張：「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撫將帥，所有人都是賊寇。

「歷史真相」與「現實需要」之間，往往存在著很大的裂痕

簡言之，戚繼光時代，所抗擊的「倭寇」：1、大部分是中國人；2、有倭人摻雜其中，但不掌握領導權；3、明代史料清晰記錄了「倭患」真相，明朝官方仍長期沿用「倭寇」這個說法，與海禁政策有很大關係。一方面，官方不願承認動亂的源頭是海禁；另一方面，把動亂歸因為「倭寇」，又適足以強化海禁的合理性。

這種「歷史真相」與「現實需要」之間的裂痕，在明代滅亡之後，曾一度消失。至近代，因中日兩國關係的變化，裂痕又再次出現。在30年代的日本學術界，大致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按照「皇國史觀」，將「倭寇」描述成日本人輝煌的海外發展史，而無視16世紀的日本政府也站在「倭寇」的對立面；另一種，則基於「中日親善」的需要，有意識地強調中國人在「倭寇」中佔有主導地位。⑦

反倒是中方的一些學者，在30-50年代，並未因現實中遭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而曲解歷史。如杜鳴治30年代的研究認為：因賦稅繁重，海禁嚴厲，嘉靖年間，「奸民冒倭人旗幟，群起為寇」，「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賈，沿海居民皆與倭通。」范文瀾在40年代的著作中也說：「中國奸人卻佔大多數」，「嘉靖時代的倭寇，明朝應負激成禍亂的主要責任。」50年代，又有史學家尚鉞、吳晗等人，認為嘉靖年間的「倭寇」，其實是一場內亂，乃是「東南沿海工商業實力人物」和「明王朝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把這次戰爭看作是單純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視了中國商人的主導地位是不合事實的。」⑧遺憾的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上述研究成果，很快就被遺忘了。

自80年代至今，「倭寇」問題仍在不時牽動著中國的對日民族情緒。2005年，曾有網民赴安徽歙縣，砸毀了明代「倭寇」頭目王直新修的墓碑，理由是：王直乃勾結倭寇的「漢奸」、「民族敗類」。由中日兩國政府主導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中，兩國學者在「倭寇」問題上的表述，也存在微妙的差異。日方報告的說法是：「倭寇對中國社會來說並不是一種外部存在。……無論其首領，還是其成員，多數是中國人；地方有勢力者（鄉紳階層）與倭寇勾結，插手走私貿易。……1567年海禁解除，消除了倭寇出現的根本原因。」⑨而中方報告，則迴避了對「倭寇」內部成員、權力構成的描述，僅簡單稱之為由日本人和中國沿海商人、海盜聯合組成的「海商武裝集團」。⑩

在「倭寇」走私活動中繁盛起來的明代雙嶼港，大量葡萄牙人定居於此。得益於葡萄牙人，嘉靖年間的很多「倭寇」裝備上了來自歐洲的槍炮，對官軍造成了很大壓力。有澳門學者研究認為，正是為了分化葡萄牙人和「倭寇」的關係，明朝才決定在澳門開埠，允許葡萄牙人居住。在切斷「倭寇」的武器來源的同時，官方也有了獲得葡萄牙先進武器的固定渠道。

注釋

①屠中律奏摺原文：「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載《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二。②王忬，《倭夷容留叛逆糾結入寇疏》，載《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二。③這十四股「倭寇」頭目的名字是：金子老、李光頭、許棟、王直、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顯、鄭宗興、何亞人、徐銓、方武、徐海、陳東、葉麻、洪澤珍，嚴山老、許西池、張璉、肖雪峰、謝老。並指出：「凡十四蹤，皆昭灼人耳目，故詳列之。其餘或入寇而姓名不傳，或有名賊酋而未嘗專主兵柄，與夫事迹之未詳者不敢濫錄也。」見《籌海圖編》卷八《寇蹤分合始末圖譜》。④萬表《海寇議》之原文：「近此賊屠城掠邑，殺官戕吏，一至於此。而見今肆散劫掠，不於餘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往來塗毒生靈，無有虛日。而猶混言倭寇，不實上聞，果何待耶！既曰倭奴，酋長為誰，是誰欺乎！」。萬表寫作《海寇議》的前後始末，可參見：山崎岳，《王直、萬表、俞大猷——明代嘉靖倭寇時期的官、盜關係》，收錄於《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第一冊。⑤薛應旂之原文：「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盪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蓋實我中國之賊，為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為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收錄於《薛方山集》。⑥王文錄，《策樞》卷4，《截寇原》。⑦吳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顧》，收錄於《明代研究通訊》（二）。⑧沈登苗，《一段不該遺忘的現當代學術史——中國大陸學者獨立提出了倭寇「新論」》，《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3月。⑨村井章介，《15 世紀から 16 世紀の東アジア國際秩序と日中関係》，收錄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古代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P274。⑩王新生，《15、16世紀的東亞國際秩序與中日關係》，收錄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古代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P76-77。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