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傳》與新舊《五代史》的命運

原標題：《馮道傳》與新舊《五代史》的命運

五代時期的馮道，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不倒翁，在上世紀中期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里，馮道是無恥文人的典型。到了上世紀末，一些史家據馮道任官時的為人處事，並設身處地考慮到他當時的政治社會處境，才著文為馮道翻案，並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歐陽修，對其封建衛道士行徑張以撻伐。其實，歷史上為馮道翻案者大有人在，比如明朝的李贄。如果上溯到直接承續五代的宋世，對馮道的評價則基本上是正面的。成書於宋初、由時任宰相的薛居正領銜編撰的五代史(俗稱《舊五代史》)里的馮道，就幾乎是一道德的完人、大臣的表率。關於馮道「無廉恥」的評價，來源於歐陽修撰寫的《五代史記》(後人稱《新五代史》)。但歐史是私家著作，是在其奉命修撰《新唐書》之餘在家中私自撰寫的，與當時身為官書的薛居正撰《五代史》的正統地位相比是無法抗衡的。

歐史不僅批評了馮道，而且其立論標準和作史體例都嚴重傷及宋初皇帝大臣的立身行事，與官方立場完全相左。以上情況的嚴重性，歐陽修本人應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其生前，歐對此書不敢以此書示人;及其死後，官家將其收藏於內府，以防其擴散，只是被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鑒》時所參考。在《資治通鑒》中，司馬光記取了歐史《馮道傳》關於「禮義廉恥」的一段文字，但未提《五代史記》的書名。其後，司馬光駁斥了范質對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的溢美之詞，斥其「大節已虧」，「乃奸臣之尤」。但《資治通鑒》亦系御覽之書，在當時也影響有限。所以終宋之世，歐陽修之《五代史記》不得見天日。直到南宋亡後，歐史才得以與世人見面，並很快風行起來，同時由於被宋王朝定為偽學的程朱理學也在宋滅亡後得以大行其道，理學的勃興為歐史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致到後來，歐陽修的《五代史記》完全取代了薛史的正統地位，被人們稱為《新五代史》，而薛史從此少有人提及，甚至落到「若存若亡」的境地。所以今天人們為馮道翻案，其實是翻歐陽修的案。而對於馮道來說，到此已是一波三折。當然，今天的翻案者筆下的馮道，並未回復薛史當年所褒揚的高度。站在今人的立場，探索薛、歐二人對同樣的史實、同樣的人物不同評價的原因，並揭開今人的一些遮蔽和誤區，應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件。

「五代」及五代政權轉換的特色

由王仙芝、黃巢發動的農民大暴動徹底摧垮了唐王朝，並隨之而形成了一個以分裂與混亂為特徵、歷時半個多世紀(907～960)、社會極度動亂、人民極度痛苦的「五代十國」時期。其間，在黃河流域一帶相繼建立的五個軍政權，以其極端的野蠻和暴力統治人民。從曾為黃巢部將的朱溫憑藉武力和陰謀建立後梁政權開始，陸續登上皇帝寶座的五朝八姓十三人，大都是文化程度極低的武人，其中半數以上屬西北游牧民族後裔，他們對漢文化知之甚少有的甚至持敵視態度。這與南北朝時期同樣出身胡人的劉淵、石勤能讀《毛詩》、《左傳》、《漢書》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此，五代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破壞程度與黑暗也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五胡亂華」。

此外，當時北方契丹的一再入侵併長期左右這些小朝廷的政局，還有一些像劉宋光這樣的在一段時間內割據一方自稱皇帝的「僭偽」的存在，使當時中國北方人民身上的負擔益發沉重。這些奪得政權的軍事強人，個人驍勇善戰，好殺成性，除滿足自己的原始慾望之外根本不懂什麼治國之道;而作為其爪牙的官僚，為保其自身的祿位，也投其所好，「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以上兩種合力，形成半個世紀「夷夏相蹂，兵連亂結」的局面。這就是歐陽修所說的「生民之命急於倒懸」的情景。當時，固有的社會秩序及文明遭到大破壞，傳統禮法、倫常被摧毀，社會解體，導致了普遍的文化荒蕪和社會風俗的野蠻化和流氓化。當時出現的皇帝以「義兒」為嗣、皇帝老子結「十階父」流氓團伙的現象，都表明傳統的以安定的農耕文明為根基的宗法制受到了嚴重挑戰。

另外，五代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這不僅在於其政權輪替與皇位繼承都是通過戰爭和軍人政變的形式來完成的，而且由於其歷時短，變動頻繁，因而更為急促而劇烈，從而也更為殘酷而血腥。但在這頻繁的權力轉換中，作為皇帝的輔佐，特別是那些宰相大臣，都能不因皇位的更替而毫髮受損，隨著新王朝的建立，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新朝的新貴，一般還會加官晉爵，有的甚至把持政柄。因此，換一個主子升一次官成為五代時的一道特殊風景，這與此前和此後中國歷史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例形成巨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在於當時的統治者多為武夫，他們靠暴力奪取皇位，但他們卻必須靠文官來治理國家。因為他們知道一個政權必須有一套賴以運行的機制，必須有人幫忙起草文告、規章，能保證有較穩定的財政來源，至於編製戶口、徵收捐稅等一幹事務，都必須仰賴文官去做。由於唐末及五代的長期戰亂，文人士族死亡逃匿殆盡，文化人成為稀缺物，而懂得執法行政、朝廷故事的人就更不多了，因此，留用前朝人員成為當時合乎時宜且簡便易行的辦法。

另一方面，自唐代藩鎮跋扈且部屬擁戴某一將領奪主帥權形成慣例以來，導致一些文官武將時刻都在注意隨時可能出現的新主子，並提早與之通聲息，以為自己將來謀出路，所以一旦奪權成功，一批人也就跟著榮登高位。這種雙方需要的重合，積久而形成了五代時優遇前朝大臣的慣例。五代的陳規直接影響到後來的宋王朝，所以宋太祖黃袍加身，其對待後周的同僚也依然是依例而行。在當時，正是儒學極度衰微、忠君之說已失去其前提和條件的時代，如馮道這樣的文臣，雖然也是讀儒經起家，但由於經歷了長時間非正常權力更迭，使得其所忠的對象變得模糊不清，於是只能認同或者不得已順從了新的政治秩序和遊戲規則，因而「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歐史《馮道傳》語)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宋興以後，儒學復興，像歐陽修這樣以弘揚儒學為己任，以孔子春秋大義為準繩的史家，對五代時的社會政治格局必然會深惡而痛絕之，更不能容忍這種局面在將來重演。所以他要對五代君臣的種種行為痛加貶斥。但宋脫胎於五代這一歷史母體，兩者之間有著難以斬斷的聯繫，這種既要批判五代而又必須維護本朝的兩難處境，使得歐陽修只能利用「春秋筆法」以微言大義來表達自己的歷史愛憎。而正是上述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兩部五代史不同的歷史命運。

關於馮道與薛修《五代史》

薛居正奉旨修五代史，目的在於總結歷史，並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依據。宋的開國正是按照五代模式而行的，因此，對五代時的政權轉換，也就是對其喪君亡國只能是直書其事，而絕不能有任何是非曲直的價值判斷。對五代人物，也記其功業而不論其忠奸。在薛史的著錄中，五代的輪替是正常的朝代更替，朝臣的留用更屬於正常的職務升遷。這樣的治史之法當然是不能為歐陽修所贊同的。他希望通過他的微言和曲筆，將儒家的道義、是非賦之於歷史，使後人有所規避，有所效法。歐陽修對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的發難是以馮道為突破口的，了解馮道，則可弄清新舊兩部《五代史》不同的價值取向。

馮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人，生於唐僖宗時期(約882)。他生於亂世，家世貧寒，但刻苦讀書，親務農耕，人品學問頗受當時讚譽。《舊五代史·馮道傳》載:「道純厚，始學善屬文，不恥惡衣惡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歐史對其人也作如下書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草庵，卧一束而已。所得俸祿，與仆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歐史傳中還記載這樣的事，諸將掠得美女，送給馮道，馮道不敢拒絕，只能假意接受，同時卻將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戰事平息後，再訪察她們的親人，將她們送回去。馮道居父喪時，住在老家景城，時逢饑荒，他「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自己則「退耕於野」。他發現因鄉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而當田主人知道實情而向他致謝時，他卻不以為這樣做是自己有德於人，因而不接受對方的謝意。

馮道於天祐(約907～917)中被劉宋光署為幽州掾，後又成為後唐庄宗的翰林學士，明宗時任端明殿學士、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宰相)，以後升至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石敬瑭建立後晉，馮道任首相。劉知遠建立漢，道任太師。到後周時，馮道為尚書令。他還擔任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宰相。馮道在五代中四代居相位，在中國歷史上罕有其例。但是，馮道又絕非那種只是依附權力、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輩，在三十餘年的從政生涯中，他盡量地為百姓做一些好事。他的名譽操守、辦事能力，為當時所看重，也為那些武夫出身的皇帝裝點了門面，更為他們省去了許多煩心事。

馮道深悉民情，勤於辦事，且「長於篇詠，秉筆而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他世事洞明，對不少事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一次他對唐明宗說，自己「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道，憂馬有所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為馬所顛仆，幾至於損」。這一段話，就是成語「不跌于山而跌於垤」的出處。他以切身經驗告誡明宗要居安思危。一次明宗問他:「天下雖熟(農業豐收)，百姓得濟(渡過難關)否?」馮道回答:「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這個困擾中國幾千年的「馮氏定律」，往往被歷來的聖君賢相所忽視。他曾向明宗引述聶夷中的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描述農民苦境的詩由此得以流傳下來。唐明宗是五代少有的賢明之君，馮道若一直處於這樣的明主之下，他也許會成為歷史上的名相、賢相。然而，馮道所處的是亂世，他必須隨著走馬燈似的政權輪替，在一個又一個兇惡殘暴的皇帝身邊周旋。他首先得考慮的是如何全身保命。對當時的皇帝們來說，馮道及其同僚只是些識字的辦事員。而就馮道自己而言，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努力成為那種野蠻暴政的減震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放小民一條活路。他深深懂得皇權的至高無上和皇帝的無法無天。在回答契丹皇帝的問話「天下百姓如何可救」時，馮道回答:「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據說，此一回答，使耶律德光放棄了將黃河一帶變為牧場的計劃。

在中國，王朝的真正權力是軍權，因此，馮道雖身居相位，但決不染指軍務。一次，晉太祖石敬瑭問以兵事，道答:「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守歷代陳規，不敢有一毫失也。在明宗朝，亦曾問以戎事，也是以斯言答之。」這是明確告訴皇帝，兵權是你們獨掌的，我只是謹守陳規，盡自己辦事員的本分。而且，馮道還能自輕自賤，盡量在皇帝面前貶損自己。一次，耶律德光語含譏諷地問他:「爾是何等老子?」馮道回答:「無才無德，痴頑老子。」由於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為避禍，也為保祿位，他從不對皇帝的不當作為有所諍諫(史稱其「前事九君，未嘗諍諫」)。這些都是他能事歷朝而不倒的原因。

馮道卒於後周顯德元年(954)，此時離宋太祖陳橋兵變僅六年時間，享年七十三歲，當時人稱其與孔子同壽，死後追封瀛王，可謂備極哀榮。薛史評價其「有古人之風，其宇量深得大臣之體」。如就馮道私德而言，薛史的評價應是基本合適的。但如考慮到馮道所處的「五代」這個特殊的歷史環境，考慮到他在歷史政變中的態度和作用，以上評價必然會給人留下太多的疑惑。因此，薛史的評價只是代表了宋王朝的某種政治目的。馮道與趙匡胤以及宋的開國諸大臣，均曾是後周同僚，對於當時習以為常的政權更替方式，他們的立身行事是完全相同的。趙匡胤不必論。如被《宋史》列為文臣第一人的范質，就與馮道有著相似的經歷。范質為後唐長興四年進士，後為翰林學士。在後唐任中書舍人。入周，任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樞密院事。以上諸職，均是宰相的不同稱謂或加銜。按官位品級，他是趙匡胤的上級。周世宗柴榮臨死時，范是顧命大臣。按照常規，他的職責就是如諸葛亮那樣扶保幼主。可是當趙匡胤黃袍加身之時，他立即率王溥等大臣謁見。初時，他對趙匡胤兵變奪權之舉還略表猶疑，而當對方稍事威逼(軍校舉刃示威)，他立即降階受命。就是這個范質，改變了宰相在王朝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據《宋史》本傳，以前「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而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而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憚帝(趙匡胤)英睿，每事輒扎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從此，宰相坐議之禮就廢止了。其他宋之開國功臣，如王溥、魏文甫，以及撰修《舊五代史》的薛居正，都是五代舊臣，與馮道同屬一類人物。甚至那個號稱「大事不糊塗」的呂端，也是歷仕晉、漢、周、宋四朝。再如文彥博，由於文氏本姓敬，因避晉高祖石敬瑭的諱而改姓文，其父、祖為晉臣確定無疑。宋初，朝中顯要職務完全被與馮道有著相同經歷的五代遺臣及其子孫把持著，只是到了後來，才有一些出身寒素者靠科舉登上高位。這一大批五代遺留下來的權貴左右社會的輿論導向，決定不同人物的是非功過和道德評價。同時，趙宋王朝靠兵變起家，為了保住江山，趙匡胤必須尋求各種政治力量的支持而決不能使人懷疑其政權取得的合法性。所以，他一方面削奪武將的兵權，採取贖買政策，給他們以富貴，以此來杜絕可能的兵變發生。同時，與文官集團結成同盟，以得到他們的政治支持。而對五代人物的品評，特別是對後周諸臣的評價，更與宋初高層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為避免人們在宋政權的合法性上產生懷疑，因而也不容許對五代的政權交替作過多地渲染。總之，宋政權不容許後人將五代的歷史寫得一團漆黑，必須淡化曾經有過的陰謀、暴力和血腥，更不容許有人在陳橋兵變問題上橫生枝節，以影響趙匡胤本人及其從龍諸臣的聖德令名。所以搶佔輿論制高點，先發制人，鑄成定論，就是薛居正修《五代史》的政治使命。開寶七年(973)，即距宋開國僅十三年，一部由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薛居正主持監修的《五代史》即告完成。前代之史如此之快的出籠，這在歷史上是僅見的，它充分顯示了宋統治者難以告人的深心。由於其修史的目的正在於混淆、遮蔽以往的歷史，所以歐陽修指斥薛史「繁猥失實」是有其根據的。

歐陽修的再評價

由薛居正監修的史書有《舊唐書》和《舊五代史》。關於薛史的繁猥失實，後來朝野不少人嘖有煩言，要求重修的呼聲甚高。《五代史》事連本朝，當政者不願由此引發爭議。而唐史則年代久遠，與本朝無涉，於是決定重修，以正視聽。至和元年(1054)，即薛修《唐書》及《五代史》成書八十年後，朝廷詔歐陽修修《新唐書》。嘉祐五年(1060年)，歐陽修上《新唐書》二百五十卷。由於修《新唐書》，他得以見到大量的歷史資料，為其修《新五代史》準備了條件。

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不僅僅局限於釐清史實，而是重新確立修史體例，比如將類似馮道一類身事數朝的人物從各朝人物列傳中剔出，另立「雜傳」，以表明這些人的諸姓雜臣身份。同時還因人定位，設了「義兒」、「伶官」諸傳。他對人物評價，以是否合於孔孟之道為立論的標準，並於文中直接發論，以示對人物的褒貶。關於歐史所表達的微言大義，歐陽修之子歐陽發曾作如下陳述:

作本記，用「春秋」筆法，雖司馬遷、班固不如也……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亂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

歐陽修所指的亂君，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昏君、暴君，而是行篡竊攘奪的五代皇帝。就此點而言，宋太祖與他所說的「亂君」在行事上是完全一樣的。對於歐陽修的書，如果有人要說他是影射本朝，他將是百口莫辯的。如果真是這樣，將給他帶來不測之禍。不過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網最寬的朝代，而歐又是秘密寫作，從不敢以示人，沒有擴散造成不良後果，所以沒有給他生前和身後帶來不利影響。然而即使如此，恐懼心理仍是存在的。之所以要採用「春秋」筆法，要潛在寫作，其原因正在於此。不過，他對亂君的指責用語盡量隱晦，而對那些累朝而仕的文官，特別是馮道，卻是鋒芒直指，毫不留情。由此可見作者的基本目的，正在於重建以儒家禮義倫常為依據的道德體系，以矯正自五代以來形成的以崇尚勢利為特徵的頹敗的社會風氣。為此，他必須找一個其聲名、爵位均有赫赫影響的大人作批判之的，而馮道正是合適的人選。馮道不僅有顯赫的官位，而且被世人目之為謙謙君子，且又於宋立國前謝世，根據「春秋責備賢者」的古訓，用這樣的人做靶子，當然是最合適不過了。歐陽修寫馮道，目的在於正君臣名分，以激勵忠道臣節，從長遠看是有利於宋王朝的千秋基業的，所以趙宋官家也不能公開責難他，但鑒於其所著與國史公然抵觸，所以只能以沉默而將其封殺了。

歐陽修評馮道，重點指出其歷仕四朝九君，「視喪君亡國未嘗以屑意」，結論是「無廉恥」。文章開篇，即引《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將馮之行為提到亡國的高度，使馮道「無恥」的禍患由道德上升到政治層面。對於其他內容，如「方高祖(石敬瑭)疾病，抱其子置於馮道懷中而托之」這等託孤的大事，以及其後劉知遠稱帝，道為太師，這其中的叛賣，及政治交易，凡五代時一般人習以為常的，均一筆帶過。因為以上種種，均以「無廉恥」三字概括無餘了。為了反證馮之無廉恥，歐陽修於《馮道傳》中講述了一李姓女子在搬運其丈夫屍骸回原籍時，住在洛陽一旅店裡，因無錢交店租而被旅店主人拉住手，為抗議店主的侮辱(男女授受不親)，該女引刀斷臂。李氏女的故事正是以婦人之節來反證馮道的全無臣節，說明道之無廉恥已到極點了。在宋代，人們似乎不大言忠而大講「節」，特別喜歡拿婦人說事，如二程夫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與歐陽修所表達的如出一轍。但細考歷史，發現宋代並不是對「婦德」特別看重的時代，宋代娛樂業發達，勾欄瓦肆遍布，整個社會瀰漫著濃厚的商業氣息和淫靡之風，而婦女改嫁也被視為常事，其中還有不少出身名門的婦女。因此，宋儒反覆強調守節者，不一定專指婦女，而是指那些失節的讀書人。

馮道晚年，作了一篇《長樂老自敘》，文章歷述自己事唐、晉、漢、周四朝及契丹所得到的階、勛、官爵。他自稱「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他評定自己的操守是「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還說自己做人的宗旨是「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上三不欺為素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文章結尾說自己「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得之情，溢於言表。馮道的自我誇耀，是一種經大難而獲善果的自我慶幸。而且，不僅他的自我評定過了頭，同時他忘記了，自己所經歷的這一場大亂，正是一場牽動千百萬人命運的人間浩劫，對於長期身居高位的馮道來說，對此是負有重大歷史責任的。而考察他一生經歷，其所謂「三不欺」之說更是欺人之談。

關於馮道的《長樂老自敘》，薛史全文收錄，以作為對其一生的基本評定。歐陽修則引《管子》「禮義廉恥」之論，斥之為「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偷生者」，將其列為他無廉恥的重要依據。歐陽修的再評價，從道德人格上對馮道作了徹底否定。不過，歐陽修對馮道的否定僅限於道德層面，即儒家所堅持的忠君之道。至於馮道在任官時的惠民之舉，以及他待人接物的嘉言善行，並不加以否定。但是，儒家是道德至上主義，從儒者看來，道德的否定就是全部的否定。所以當後來歐史流行之後，馮道就成為歷史上無恥小人的典型了。

兩部五代史的歷史命運

陳寅恪先生在《贈蔣秉南序》中說:「歐陽永叔學韓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純正。」寅恪先生以上說法，可視為長期以來人們關於《新五代史》和馮道的定論。從長時段看，歐史的作用確如寅恪先生所言，但在宋世，歐陽修的著作卻並未取得這種立竿見影的作用。因為終宋之世，《新五代史》並未刊布並與世人見面。當時的傳世之史仍是由薛居正監修的《五代史》。

歐陽修於嘉祐五年(1060)完成《新唐書》的修撰，可以假定，他至遲於此時開始了《五代史記》的寫作。熙寧五年(1072)歐陽修病歿，而在這十二年間，書稿並未示人。歐陽修之子歐陽發撰其父《事迹》:「嘉祐中，令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以後，「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也仍然以同樣的理由予以回絕。這說明，歐陽修於家中修史的事外間是知道的，朝廷也多次要求取以備正史，但均以未完成而推辭了。直到歐陽修歿後，「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令歐陽某家上所撰五代史」(《神宗實錄》)，此時書稿才得以進呈御覽。而何時刊刻，則史無明文，此時離北宋亡僅半個多世紀了。徽宗朝，移葬歐陽修墓，蘇轍作《神道碑》，文中提到《五代史》七十四卷，但也沒說刊刻的事。而此時離北宋亡僅二十多年了。南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歐陽修同鄉廬陵人胡柯撰《歐陽修年譜》，載《新唐書》成書年月、卷數，而於《五代史》則隻字不提，似乎根本不知道歐陽修有此著作。以上情況，只能表明歐著《五代史》進御之後，一直留存禁中，外間無法得見，甚至連胡柯這樣專門研究歐陽修的學者也不知道實情。前述蘇轍作碑文，因歐蘇兩家關係密切，蘇氏是知情人，所以才有詳細記載。因此可以斷定，《新五代史》在宋代是未曾刊行的。學者孫人龍在《新五代史考證》中說「修歿，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學刊行」的話是不準確的。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在宋世不能刊行，是當時形勢所決定的。歐史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它畢竟觸犯了宋朝的國諱。薛居正的《五代史》撰述，是符合宋王朝的最高利益的。舊史對馮道的讚譽，可視為對包括薛居正在內的所有五代及宋開國功臣的集體讚譽。五代是一個喪失了儒家忠君倫理社會基礎的時代，而如果將五代君臣的行為如實表述，將五代史寫成一部亂臣賊子史，則是對宋王朝的合法性的公然挑戰。宋王朝不刊行歐史，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歐氏家族的保護。歐陽修有幸生在宋世，否則他將是一場文字獄的犧牲品。

《新五代史》的走紅是在宋亡之後。元之後，理學大興，《新五代史》得以見天日。以後，《舊五代史》被棄而不用，落到「若亡若存」的地步(同時還有《舊唐書》)。在明朝，人們常說的「十七史」、「廿一史」，均是不包括《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明朝人李贄對歐史《馮道傳》中關於馮道的評價不滿，但由於他見不到薛史，因而也無法了解歐陽修如此評價的原因。直到清朝，由於滿人皇帝們對中華文化典籍的特別關注，才由當時在四庫館任職的邵晉涵將散落在《永樂大典》中有關《舊五代史》的內容抄錄下來，重新彙輯成書，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新刊刻，《舊五代史》才得以與世人見面。比較兩部《五代史》，雙方觀點的異同也就昭然若揭了。

晚清以後，新思潮興起，反儒成為時尚。人們對歐史《馮道傳》中關於李氏女牽手斷臂的故事所散發出的頑固道學氣深感不滿，因而對歐史多有責難。而有些人則自身經歷了亂世的折磨，因而設身處地對馮道的處境表示同情，於是為馮道翻案的人也多起來。然而，儒家士大夫的人格是以立德立言、成仁取義為指歸的。一個知識分子(士大夫)身處大亂之時(或外敵入侵，或內亂頻仍)，如何實現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人格操守，一個人在功名祿位、身家性命和人民苦難、社會正義之間如何取捨，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嚴肅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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