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周年：「一國兩制」，老一輩領導人的深謀遠慮

文｜羅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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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戰略構想，最開始就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在制定和平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決策的過程中，於1978年開始逐漸提出，並形成後來簡稱「一國兩制」表述的。

1978年，鄧小平首先提出，中央在解決台灣問題時，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取而代之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的「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這看上去只是簡單的提法改變，實際上卻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根據當時國際大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

從20世紀50年代到1978年以前，中央對台戰略一直強調要「解放台灣」。這是由於從二戰結束後到50年代末，原本團結一致對抗法西斯的同盟國迅速分化，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展開了激烈的對抗。在冷戰的時代大背景下，中國被迫捲入其中，時刻處於戰爭的威脅之下，不得不將「隨時準備打仗」「準備早打、大打、準備打核戰爭」作為自己有關世界局勢的戰略判斷。

事實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還在中國周邊的越南挑起熱戰，並且支持台灣當局叫囂 「反攻大陸」。面對當時的嚴峻局面，中央不得不考慮台灣成為美帝國主義向我發動侵略戰爭的「橋頭堡」和「不沉的航空母艦」的可能性，因此在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上，較多考慮是「解放台灣」。不過，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 1972年中美關係破冰，國際和國內的情況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鄧小平正是以自己傑出的政治和外交智慧，覺察到了這種變化，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決策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1978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友人江藤淳時提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我們正視這個現實。」一個月後，鄧小平在與緬甸總統吳奈溫會談時講道：「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跟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回歸。」198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此時，「一國兩制」已經呼之欲出了。

1982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在講話中明確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不過，此時這個戰略構想還尚未被國際所知曉。這年9月，鄧小平和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問題會談，他向撒切爾夫人闡述中國和平統一方針，將其總結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還告訴撒切爾夫人，收回香港主權問題，也可以用「一國兩制」的方案解決。至此，「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已經被世人所知曉。1984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時，詳細闡述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具體內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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