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時期的袁世凱：凱末爾踢翻了他的龍椅？
原標題：一戰時期的袁世凱：凱末爾踢翻了他的龍椅？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當我們尚且把中美貿易戰當作飯後談資時，一百年前的先輩正經由外國報紙獲知巴黎和會交涉失敗，山東繼續由日本接管。風雨飄搖，內憂外患正是當時中國的寫照。歷史教科書也告訴我們，北洋時期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袁世凱賣國求榮，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屈辱條約以求稱帝野心；巴黎和會更是近代外交史上標誌性的慘痛記憶。
然而，近年來的史學研究發現，這些耳熟能詳的故事未必符合史實，袁世凱未必是勾結日本的賣國賊，表面上勾心鬥角、懦弱無能的北洋政府也有據理力爭、捍衛國家權益的外交實踐。
10月25日，台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啟華做客北京大學「社科文獻大講堂」，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侯中軍、羅敏一起探討了一戰時期的中國外交。
洪憲帝製為什麼與一戰息息相關？為什麼日本把「二十一條」看作是外交失敗？巴黎和會上的中國代表是如何制定政策的？專註北洋史的唐啟華教授採用」多國檔案對照研究法」，通過比照中、英、日三國外交檔案，重建史實，對這些歷史問題一一給出了自己的看法。新京報記者根據座談錄音，整理出了當晚的主要講座內容。
唐啟華，台灣著名歷史學者，目前為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國外交史、中英外交史，現致力於北洋外交研究。目前在大陸已出版著作《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及《洪憲帝制外交》。
袁世凱與「二十一條」：日本外交的「世紀之敗」？
在中文語境下，袁世凱幾乎天然就是「竊國大盜」、「賣國賊」、陰險狡詐、權欲妄縱的代名詞。尤其是為了復辟帝制，袁世凱不惜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出賣國權，換取日本的支持。唐啟華教授發現，英國和日本的研究與傳統的說法有很大的出入。為什麼英國人非常推崇袁世凱呢？
袁世凱在1912年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後沒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在歐洲打響了。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與夫人在薩拉熱窩出席會議之後，被塞爾維亞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暗殺。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提出了一個月的「最後通牒」。塞爾維亞無法接受全部條件，於是一個月後奧匈帝國宣戰。本來只有歐洲戰場的戰爭，沒有多久就把戰火延燒到了東亞。日本借口英日同盟的關係，9月2日宣戰德國，出兵山東進攻青島，攻打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膠州灣。
當時大總統袁世凱向英日兩國要求，一起出兵攻打膠州，遭到了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拒絕。等到11月日本攻佔膠州以後，袁世凱要求日本撤軍。日本不但不撤，反而要求繼承德國在膠州的權益。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把國內所有對華的要求集中成五號共二十一條，在1915年1月18日提送給袁世凱，這也就是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要求。
「二十一條」在過去常常被看作是袁世凱賣國求榮的罪證。然而，多國的外交檔案證實，以外交總長陸征祥為主談代表的袁世凱政府在交涉過程中沒有輕易答應日方的條件，反而在每一條條約上都是寸步不讓、據理力爭的態度。袁世凱一方面使用拖延戰術爭取國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日本元老院與外務省的矛盾進行遊說，雙方經過了三個多月的談判，直到四月底依舊沒有結果。最後日本只能用「最後通牒」的方式逼迫中國接受了部分條約。
最終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只有原先的「十二條」：原本第五號的七條沒有簽訂，第四號全部刪除，第三號中的兩條刪除一條，第一、二號中的十一條最後簽訂的條文也加進了限制條件。英國的檔案認為袁世凱在「二十一條」的表現中壓倒了日本，日本也自認受到了袁世凱的頑抗，得不償失。當時主持二十一條交涉的日本外務省大臣加藤高明事後稱這次交涉是日本的「世紀之敗」。
「二十一條」談判時的中日代表。左一為曹汝霖，左二為陸征祥。右二為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奈良岡聰智在2015年「二十一條」 一百周年之際，寫了一本《何為「二十一條」：一戰與中日對立的原點》，出版半年以後就得到日本學術大賞，廣受好評。該書認為，「二十一條」交涉之前，中日關係相對友好，日本在國際上也得到很多支持。「二十一條」之後，世界各國猜忌日本，中日陷入了長達30年持久的激烈衝突。
《対華二十一ヵ條要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奈良岡聰智
日本獲得了表面的勝利並在之後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而袁世凱政府寸土必爭，為談判中明顯處於下風的中國避免了更可怖的後果。如果說在「二十一條」交涉中，中國沒有與日本達成私下交易，那麼為什麼條約剛一簽訂，袁世凱就立馬稱帝了呢？
《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
作者：唐啟華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年9月
袁世凱為什麼選擇了復辟？
在袁世凱看來，「二十一條」交涉之後，正是復辟帝制的天賜良機。
在「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中，袁世凱籠絡了不少人心，尤其得到北洋軍人的全力支持，所以在「二十一條」交涉以後很多北洋軍人開始慫恿他黃袍加身。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指出，君主立憲的道路在上世紀初的中國一直有著不小的呼聲。時任學務副大臣的楊度與嚴復、劉師培等人自發成立籌安會，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的復辟做準備。他的《君憲救國論》一出，就被袁世凱稱為「至理名言」。
除去國內的支持，袁世凱更把目光放到了國際舞台，一戰的爆發給他提供了實現權力野心的契機。「二十一條」交涉時期，歐洲戰場如火如荼。德國和奧匈帝國在西線和東線都佔據了上風，在南線跟塞爾維亞僵持。同盟國和協約國都在尋找突破口，拉攏他國參戰，其中包括東亞的中國。此時提出恢復帝制，西方列強無暇顧及，更不敢輕易得罪。
袁世凱唯一擔心的是日本的態度。「二十一條」的談判剛剛挫了日本的銳氣，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又在9月好幾次發言，向駐日公使陸宗輿表示不會幹預中國內政，對袁世凱表達善意。於是在10月6日，袁世凱下令各省開始國體投票。
袁世凱題字簽名照
讓袁世凱沒想到的是，10月日本內閣改組，新任的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主張干涉洪憲帝制,至少要交換條件。10月28日，日本協同英國、法國對袁世凱進行了第一次勸告。
與傳統觀點相反，袁世凱非但沒有迎合日本換取稱帝，反而因為稱帝成為了日本的「眼中釘」。日本反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二十一條」交涉里看到袁世凱在外交上「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認定袁世凱是日本稱霸東亞、推動大陸政策最主要的障礙，於是希望利用袁世凱稱帝的弱點，全力把袁世凱扳倒，給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奠定良好的基礎。
當時各省已經開始國體投票，騎虎難下的袁世凱展開了反制的行動。提出反制意見的是袁世凱的親信，稅務督辦梁士詒。他建議袁世凱參加歐戰，對德宣戰，爭取英國、法國和俄國的支持來壓制日本。1915年9月6日，梁士詒和英國駐華公使達成協議，中國正式參戰。袁世凱心裡打的如意算盤是參戰取勝，帝製成功，中國成為世界大國，能和日本平起平坐。日本也看破了這點，極力阻礙中國參戰，不讓袁世凱稱帝。
袁世凱留下了一張手紙，表明了他對當時局勢的判斷：
「西引入戰團，東不允，東勸緩，西不助。聯恐德先承認，絕其所望，不敢遲認。西先認，東自不能獨異。」
西方各國意圖把中國引入戰場，唯獨東方（日本）不同意。日本勸中國暫緩稱帝的主張也沒有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協約國擔心德奧先於自己一步承認洪憲帝制，必然不敢怠慢中國。只要西方列強率先承認帝制，日本也就沒法表達異議了。
英國的力量當時在世界上是超級強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都大力支持。所以袁世凱認為，以英、法、俄，美，甚至加上德、奧的支持，日本並不足為患。可見當時袁世凱對自己的稱帝仍然自信滿滿。
凱末爾踢翻了袁世凱的龍椅？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歐洲戰場的局勢左右了袁世凱的復辟成敗。
1915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加入了德奧聯盟，局勢對於協約國來說非常不利。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時任英國海軍大臣，他大膽地提議海軍艦隊出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攻佔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布爾，逼迫土耳其人退出戰爭，這就是著名的加里波利戰役。
一戰時期的溫斯頓·丘吉爾，1915年策劃發動加里波利之戰
英軍艦隊在通過達達尼爾海峽之時，遇到了德國和土耳其海軍布下的水雷陣。英國艦隊損失慘重，只好採用陸軍強行登陸。從1919年2月到11月，20多萬英軍和澳新聯軍登陸加里波利半島，與同盟軍展開激烈的交火，這是諾曼底登陸之前最大規模的登陸戰。登陸軍隊遭到了奧斯曼帝國的頑抗，當時率軍阻擊的是後來的「土耳其之父」凱末爾。這段時間正是洪憲帝制外交的關鍵時期。
1915年11月23日，在戰事連番不利，士兵損傷慘重之下，英國下令按階段撤退，加里波利戰役以協約國的失敗告終。這次失利讓英國不得不對日本妥協，以丘吉爾為首支持中國的右翼只得放棄中國。12月6日，英國承認日本在東亞居主導地位。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革命家、改革家、作家，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加里波利之戰中兩次率軍阻擊協約國的登陸，贏得了「伊斯坦布爾救星」的美譽。
在各省國體投票已經完成，洪憲帝制正推動到高潮之時，袁世凱失去了最重要的國際盟友，從此面臨著內憂外患、腹背受敵的局面。事實上護國軍的反對力量並不強大，而且所有國內的反袁勢力背後都有日本支持，包括護國軍起義、廣西的獨立、廣東的獨立，等等。1916年2月底，袁世凱不得不撤銷帝制，全力鎮壓護國軍的時候，護國軍已經幾乎被擊敗，而日本內閣卻在3月7日通過支持護國軍全力倒袁。
袁世凱的皇帝夢最後還是在日本堅定不移地阻撓下破滅了，洪憲帝制可謂「功敗垂成」。袁世凱對於局勢的判斷並非無可取之處，只因世界局勢的變動太大，影響太廣，遠遠超出了袁世凱能把控的範圍。「凱末爾踢翻了袁世凱的龍椅」雖是一句戲言，卻不難看出一戰竟與中國外交甚至內政息息相關。歐洲戰場對處於東亞的中國局勢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蝴蝶效應。
《洪憲帝制外交》
作者：唐啟華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8月
唐啟華教授認為，袁世凱始終堅持中國之自主與體面，不肯對日遷就，殆為其失敗主因。他的外交手段十分辛辣，深為日本所忌恨。世傳袁世凱死前撰有自挽曰：「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參照歷史之後的走向，袁氏認為自己之失敗「為日本去一大敵」，絕非虛語。
中國在巴黎和會真的失敗了嗎？
袁世凱的去世使日本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北京政府不得不選擇親日。等到一戰快要結束之時，戰後和談又成了中國外交的主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寄希望於巴黎和會，實現「修約」甚至廢除不平等條約。此時的外交政策又逐漸轉向了「聯美製日」，當時的關鍵人物是大總統徐世昌和外交總長陸征祥。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當選大總統，從1918年11月11日一戰停火，到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召開之間的兩個月里，中國需要迅速組成代表團並制定外交政策。此時的北京政府分為主張親日的「段派」（段祺瑞）和主張親美的「徐派」（徐世昌）。總統雖然是親美派，實際掌權的卻是親日的段祺瑞。
當時北京政府和日本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協議，包括「二十一條」之後的《中日民四條約》，段祺瑞執政時期的《山東問題換文》，基本同意讓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因此，中國代表團在出發巴黎之時，北京政府並不准備提出山東問題。
北京政府的政策是親日聯美，齊頭並進。沒想到11月下旬，外交總長陸征祥準備出訪巴黎時，美國給中國放出強烈訊號，必須兩者擇其一，要麼親日，要麼親美，不能親日又聯美。這給北京政府出了難題。陸征祥這樣一位看上去懦弱寡斷的書生，在歷史當頭做出了重大的決斷。
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時任外交總長的陸征祥
歐亞長途旅行在當時特別艱難，陸征祥前往巴黎的海上航線先要取道日本，穿過太平洋抵達美國，再繞到巴黎。在這次漫長的旅途中，陸征祥逐步地改變了北京政府原先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陸征祥原先要求覲見日本天皇、首相和外務大臣，商討中日在巴黎和會上如何合作。但陸征祥抵達日本時即稱生病，取消了和日本政府的一切活動，開始疏遠日本。最後勉強和日本外相會談了兩個小時。日本記者當時報道，陸征祥答應在巴黎和會上與日本合作，不提山東問題。因此等到後來中國提出山東問題時，日本方面認為中國背信，連篇累牘地譴責陸征祥，以至於陸征祥「神隱」於有日方代表出席的會議。
另一方面，陸征祥在抵達美國後，與美國關係日益密切，美國政府提供了最熱情的款待，安排了最豪華的旅館。派 「喬治·華盛頓」號總統坐艦護送陸征祥前往巴黎。美國甚至幫助中國調和派系鬥爭，組成了南北合作的代表團：北京政府的陸征祥，廣州政府的王正廷，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和駐比公使魏宸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政策就在代表團啟程之後的一個多月里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由「親日聯美」變成了「聯美製日「。
由於美國的支持，巴黎和會上的中國一度在山東問題上佔到上風。後來國際局勢變化，義大利退會，日本又以種族平等和不加入國聯為要挾，威爾遜總統最後做出了妥協。雖然如此，美國並沒有全盤背棄中國。協商的結果是日本口頭承諾在山東只保留經濟權益，政治權益等將來歸還中國。中國代表團成員深知，簽約可能對中國更有利，但考慮到國內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最終沒有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作者：唐啟華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7月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表現常常由於山東問題未予解決而被看作是屈辱。唐啟華教授認為，山東問題的解決是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的連貫過程，沒有之前的口頭承諾未必會有華盛頓會議的勝利。此外，巴黎和會還取得了其他的成果，比如簽訂對奧條約；會後從德國處爭取到大筆戰爭賠款；成為國聯創始國等。巴黎和會實際上是卓有成效的，至少不是失敗的。
一戰前後，北洋政府的外交並沒有過去理解中的那麼不堪，無論是當時的主政者袁世凱，抑或是執行官陸征祥，以及走在外事交涉第一線的顧維鈞、王正廷們，都在據理力爭、捍衛國權上面有著亮眼的表現。
多國檔案的對照分析，把外交史與世界史相聯繫，我們可能會對歷史有更整全的理解。這並非是對前人研究的翻案，而是試圖打破政黨宣傳、民族主義的遮蔽，與過往研究構建良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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