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壇，金庸讓世間多了一個偉大的作家
文/葉克飛
許多年後，我已淡忘了自己到底何時開始讀金庸，但仍可以在自己的書架上找到兩套金庸小說，一套是成年後陸續購得的整版，另一套是年少時在街邊小書店隨意購得的盜版。
在那一個個寒假和暑假裡，兜里頂多只揣著幾十塊錢的我在小城街巷裡溜達。那時街上還有許多小書店，它們會在幾年後陸續倒閉。架上的書有正版也有盜版，盜版武俠小說總假託一些偏遠出版社的名字，每頁起碼有十幾二十個錯字，部分書頁還是毛邊。
情竇初開的少年讀金庸，最在乎的往往是情，而且最喜蕩氣迴腸，所以當年最愛《神鵰俠侶》。叛逆期的性子又最喜跌宕，對那種被誤解被歧視的遭遇總有一種恨不能引向自身的共鳴。比如《笑傲江湖》里令狐沖跟隨華山派眾人前往林平之外祖父家中做客的那一段，種種誤解看得我咬牙切齒。同時又對各種報複式宣洩大感暢快，尤其是《神鵰俠侶》中楊過大鬧全真教，要與小龍女成親的那一段，邊曾讓我看得解氣。還有楊過為郭襄過生日，三份大禮使得全場英豪暗淡無光，也讓我看得興奮無比。年少還免不了豪情萬丈，自以為人生無所不能，《天龍八部》里喬峰等三兄弟在少林寺聚首的段落，便讓我看得熱血沸騰。
資料圖：金庸全集
可是，當我過了看熱鬧的年紀，於二十多歲時重拾金庸，便有了別樣感受。當年最喜歡的那些女子，此時多已不喜。尤其是傳說金庸以夢中情人為原型刻畫的那幾位，越是「冰清玉潔」，反而越讓我不喜。金庸的女性觀也讓我心生隔閡，記得年少時讀一些武俠評論，多半指金庸筆下女性傳神，古龍則習慣將女性物化，「高聳乳房、渾圓大腿和修長小腿」往往比名字更能讓人記住。
可多年以後，我心中最好的武俠小說女性角色，卻是《蕭十一郎》里那個敢愛敢恨的風四娘。反倒是金庸，他的傳統觀念投射於女性時，那種尊重常常似是而非，骨子裡仍是走「賢妻良母」的路子。黃蓉從《射鵰》到《神鵰》的轉變並非孤例，雙兒式的忠心小丫鬟形象固然是許多男人的夢中情人，但多少是大男子主義的意淫，這種欠缺獨立性的女性形象，在金庸作品中十分普遍。
也正因此，成年後的我始終對一種說法十分抗拒，即「梁羽生和金庸開啟了新派武俠」，儘管這一說法已近乎約定俗成。在我看來，梁羽生和金庸在武俠領域僅有質量上的超越，卻無形式上的超越，說他們承繼王度廬的奇情一派，並無大偏差。金庸自己也曾說過：「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於我而言，真正在形式與內涵上超越民國以降舊武俠小說者，應是古龍。
不過，金庸在我心目中仍是一位偉大作家，《笑傲江湖》更是因其隱喻，成為我心目中可列入世界經典之林的小說。也許很多人會對我這句話抱以嘲笑，可老實說，我從不認為《笑傲江湖》對政治的影射弱於《1984》和《動物農場》。
早在民國時代便進入報界的金庸，報人形象並不弱於作家形象。而在我眼中，他賦予武俠小說的最大意義當屬政治性。
1959年，金庸於香港創辦《明報》，此前的1950年，他曾赴北京外交部求職但未果。1985年，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1988年，他與查濟民提出了「政制協調方案」（又稱「雙查方案」）。直至1989年，他才告別政壇。
無論是武俠小說里體現出的家國情懷，還是現實中對政治的熱衷，說金庸有著傳統士大夫情結，應該沒有爭議。他以武俠小說的形式包裝自己的情懷，其實也源於他對傳統小說和現代文學的看法。他曾說過：「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
對於文學而言，這並非壞事。武俠小說乃至通俗小說被污名化的時間已經太久，早年的鴛鴦蝴蝶派不就是這樣蒙冤的嗎？在我看來，當年的左翼文學，並不比茅盾所說的「封建的、小市民的文藝」高明多少，文學性甚至還有不及。
但從政治性而言，這種傳統士大夫情懷則是一把雙刃劍。它讓金庸有著極深的入世之心。海寧查家的「一門七進士，叔侄兩翰林」算是基因，早年赴京謀外交部職位的經歷只是個開端，他念念不忘並被各種傳記作者大書特書的那個被鄧小平接見的日子——1981年7月18日，也是他眼中的一世榮光。
可是，這種士大夫情懷往往與現實格格不入。有人曾這樣記錄金庸當年去北京謀求外交部職位的樣子：「那時，查良鏞上穿方格恤衫，下著牛仔褲，一身小資產階級打扮，獨自興高采烈地去了北京」，這自然難免鎩羽而歸。好在年輕時代的金庸似乎兼具清醒與銳氣，當喬冠華告訴他「一個受過國民黨教育的地主後代，恐怕很難會被吸納，但如果先到中國人民大學受訓，在適當的時候入黨，仍有可能正式進入外交部工作」時，他選擇放棄。次年，他的父親查樞卿死於土改。
金庸的這種敏銳在後來時有體現。「六七暴動」時，他主持的《明報》堅定譴責暴徒。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他的《燕山夜話》被批判時，《明報》也是率先報道此事的香港報紙。
但隨著年紀漸長，敏銳往往又會伴隨世故。也是在那場1981年的會面里，提及金庸之父在鎮反中被殺的事情，金庸的說法是「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 」這固然是句場面話，但仍讓我頗為失望。這次接見後，海寧縣委和縣政府為金庸之父平反，金庸專門致信縣領導，信中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有人說這是胸懷，我卻只覺「致謝」二字刺眼。
但我也曾在寫過這樣一段話——「金庸絕非權力欲爆棚之人，這也正是他性格中極其矛盾的一面，一方面有入世的傳統士大夫情懷，另一方面又渴望淡泊明志。他崇敬的歷史人物，如范蠡、張良，都屬進出自如之人，入世做得帝王師，出世不帶走一片雲彩。金庸以此二人為偶像，難免顧影自憐。就如沈君山所說，范蠡曾為帝王師，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吞吳復越的大業，然後擁絕代佳人西施歸隱江湖，還聚財無算。可惜金庸只實現了范蠡的後兩個狀態。」
也許正是出於這種遺憾，金庸開始在武俠小說中夾帶自己的政治觀。2000年，他曾在演講中提到，在《天龍》之後，他「試圖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進行一些嘗試，並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看法」，《笑傲江湖》就是典型例子。
《笑傲江湖》乃至《鹿鼎記》的成就，讓人慶幸金庸的選擇，即使是被迫的。1963年開始連載的《天龍八部》里有丁春秋，1965年開始連載的《俠客行》里有白自在，二者都是以極端個人崇拜的形象出現，但金庸筆調十分戲謔。1967年開始連載的《笑傲江湖》，東方不敗、任我行乃至左冷禪和岳不群，無不是權力面前的異化者，所謂「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所謂「教主寶訓」，已不算是影射，而是赤裸裸地揭露與嘲弄。《笑傲江湖》里的江湖之爭，本質全是意識形態之爭，如華山派的劍氣之爭就是路線之爭。到了收山之作《鹿鼎記》，神龍教的看家本領就是屠戮老臣，重用喊口號的年輕弟子。也正因此，武俠小說變成了寓言。
這種對權力鬥爭的白描式批判，乃至《鹿鼎記》中俠文化這一烏托邦的幻滅，比當初《射鵰英雄傳》崇尚的「俠之大者」委實高出了幾個檔次。金庸是少數能夠越寫越好的作家，當然，及時擱筆也是一大因素。
如果金庸不選擇擱筆，以他晚年略嫌趨炎附勢的表現，還有修訂作品時的「昏庸」，很難想像他能超越《笑傲江湖》和《鹿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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