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俠骨恐無多：金庸的離去，無疑昭示一個巨大烏托邦的幻滅

文/樸素（原天涯文學總編輯、書評人）

金庸先生走了，消息突然。然而人生自古誰無死，就憑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部作品，足以在這個世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問世間，有誰不知道射鵰英雄。又有誰不知道喬峰、楊過、令狐沖、韋小寶等江湖人物呢。

金庸小說自20世紀80年代登陸內地之後，形成不可思議的閱讀浪潮，幾乎是「凡有井水處，皆有看金庸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金庸小說由「俗」變「雅」，其文學價值逐漸被文化界所認同（1994年5月，裝幀精美的北京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印行，喻示著金庸小說本身的價值轉型，即它已經從單純的閱讀和消費價值轉變成經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價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將金庸列為文學大師之一，排名第四，在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王一川談及這次編選思想時說：「金庸於文學史的意義，在於金庸的作品特點是用通俗的手法表現極深的意義，情節和細節雖然荒誕，卻寫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魅力，對儒釋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韻有重新構建，而且作品體現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對人性的考察。」

金庸並非只是寫下了「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部武俠小說的那個個別意義上的作者，他還使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現成為可能。金庸確立了新派武俠小說這種話語方式的豐富性與包容性，並影響了古龍、溫瑞安、蕭逸、卧龍生、諸葛青雲等幾乎所有的武俠作者。就此而言，金庸「作為作者的作用超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使某些以他的作品為模式的相象和類似的因素進行循環——各種獨特的符號、人物、關係和結構可以納入其他的作品。」

金庸小說不能等閑視之，如僅僅以小說讀者的眼光泛泛而讀，誠如前賢所說：「所求者狹而有限，則所得者亦狹而有限（旅美學人陳世驤語）。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可能會增加一些新的閱讀樂趣。譬如《天龍八部》遺留下未曾言說的餘味，則是悲天憫人的仁慈和寧靜淡遠的高致。金庸最成功之處在於把使古老的文化資源的源頭活水湧入現代人生活的自覺意識層面，從而點醒沉睡於民族集體無意識深處的文化心靈。

從小說文本來看，金庸確實是一位自覺追求思想性的武俠小說家，他自己說過：「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

金庸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說傳統型範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創造，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武俠小說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的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

「紅學」專家馮其庸先生就認為「貫穿在金庸小說里的思想主流，是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與舊武俠小說平庸乏味的文字相比較，金庸小說的語言有其獨特之處。它既有傳統小說語言的優美、精練、準確、傳神等特點，而又流暢易懂，文章如行雲流水，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金庸還雜用了各地的方言，藉以刻畫人物，如吳語的軟綿，川語的佶屈，用來無不曲盡其妙，加之還不時雜以詩詞韻語，這樣從總體來說，就大大增加了小說的文學色彩。昔年《金瓶梅》一書不登大雅之堂，後來還不是成為一部經典的純文學代表作品。所以批評家李陀先生會說「金庸武俠使傳統白話文起死回生。」

大多數的武俠小說流於「打打殺殺」，以武和拳頭來吸引讀者。金庸也不例外，但金庸作品的特色是「劍」上還有「書」，譬如《書劍恩仇錄》，「恩仇」是人類所具有的喜怒哀樂的感情，喜樂的執著凝聚為「恩」，哀怒的執著凝聚為「仇」，而「劍」是一種實踐恩仇的力量，「書」是對「劍」的一種反思與沉澱。

一「書」一「劍」，以書為主，形成了貫穿金庸全部作品的兩條主線和基調。「劍」中含有「書」味，這種滲透於金庸小說的內在意味使金庸作品超越了武俠小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小說，成為一種文化和哲學現象。故海外學者有雲，讀金庸小說可以當參禪。金庸對長篇的把握可謂出神入化，金庸的長篇，越到後來氣勢越足，往往四冊篇幅的小說，第三冊末結構還在繼續展開，可是到了第四冊，峰迴路轉，一一收拾乾淨，結束有力。在《笑傲江湖》一書里，對武學的超脫令人耳目一新，「無招勝有招」這一石破天驚的構思體現了金庸作品燦爛奪目的思想內涵。

金庸借武俠小說這種「古代形式」的創作，其實是當代境遇、現代心態的重新書寫。藉助於複雜錯亂的時序、古代人物的裝束與品格，摻合著現代人的孤獨、焦灼與渴望，構建出一個懷舊式的俠義之邦。金庸筆下的武俠世界不同於盧卡奇所美化的希臘式的「史詩世界」，即那個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而是一個多災多難的破碎世界，帶有現代性的創傷記憶。

現代小說的主角是一個「有問題的個人」，是一個尋求者。然而小說的主角最後可以「瞥視」到意義的光芒，但這光芒卻不能穿透現實，改變現實。具體到金庸的作品，它所呈現的是一個「有問題的個人」遭遇一個有問題的世界：《書劍恩仇錄》是恢復漢室江山的使命與陳家洛個人情感的衝撞；在《雪山飛狐》以及「射鵰三部曲」是雪洗父仇、個人成長的艱難歷程。學者陳平原認為：「武俠小說的根本觀念在於『拯救』，『寫夢』與『圓夢』只是武俠小說的表面形式，內在精神是祈求他人拯救以獲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局限性。」

金庸的十四部武俠小說，往往曲折書寫並宣洩著亂世情結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們構成一個紛繁交錯的政治空間，以及愛恨交織的情感世界。這種政治空間以江湖的身份緩緩展開，自成一統，形成蘭波所言的「在別處的生活」，以及保羅·利柯所指出的「不僅僅是現實之外的夢境」，是借文學作品「塑造了一個新現實」本身。

然而正如任大小姐所說的那樣：「江湖風波險惡」，縱然是「在別處的生活」，依然照耀著現實的血腥影子。於是乎《天龍八部》里的蕭峰厭倦了江湖的暴力、段譽厭倦了殺人的武學，《笑傲江湖》的令狐沖厭倦了對權力的膜拜與痴迷，《連城訣》里的狄雲厭倦了金銀財寶的貪婪。他們逃避於宏大敘事的包裹之中，成為試圖超越歷史、民族、國家的旁觀者和局外人，他們最終選擇的是個人的自由。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分析的那樣：「他們更注重內心對理想世界的領悟和領悟中得到的快感，而不是外在於人的理想世界本身。」

作為一種類型化的作品，武俠小說本身提供了一種逃避式的空間，在這種空間中凸顯的是對於傳統倫理、江湖道義的回歸與懷舊，而不是傑姆遜意義上對於「當下」與救世神學式的「最終治癒的時刻」的懷舊與回歸。

讀者沉迷於武俠小說之中，實際上是與小說主人公的認同狀態相一致，從而達到一種自我幻化、自我遺忘。真正意味深長的武俠烏托邦不僅僅是構造一個「懶漢的樂園」，而是在編織夢幻的同時，也不放棄對現實的關注，《笑傲江湖》、《鹿鼎記》諸作莫不如此，這正是金庸武俠「寄託遙深」之處，也就是在這種有關現世慘痛現實的戲劇化、陌生化的表述中，我們能夠辨認出現實世界所存在的問題，並通過金庸小說的諷刺策略，達成一種亦莊亦諧的文化批判。

金庸最重要的幾部作品，其主人公的「父親」總是先驗地缺席或亡故，譬如郭靖、楊過、令狐沖、喬峰、韋小寶、張無忌。正是在「父親」缺席（不在場）的前提下，這些英雄主角才可能無所顧忌地搗毀「歷史與傳統」的必然邏輯，失去了父親的兒子（講述者與主角）才真正具有了一種毫無著落的自由自在。

金庸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既遠離現實又影射現實的「江湖世界」，「具有重新描繪生活的虛構的力量」，承載了讀者本能的幸福渴求、對內在壓抑的升華以及對於現實的批判。其高妙之處在於，它將這種壓抑與渴求，建構於歷史的豐富性與文化的多義性之上，它還消解了新派武俠中俯拾皆是的怪誕誇張的風格和赤裸裸的血腥暴力——譬如《天龍八部》里無名老僧所說的「武學障」，即以佛法化解殺人武學的慾望。

金庸一隻手寫武俠小說，另一隻手撰寫「鐵肩擔道義」的政論文章，恰如陳平原先生所強調的「辦報紙、寫社評對於《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小說創作的意義。」事實上，只要對新中國政治略有了解，都會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小說里讀出強烈的「寓言」意味，正是政論家的見識、史學家的學養，以及小說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輝煌。

金庸先生的離去，無疑昭示一個巨大的「烏托邦的幻滅」。可以說，在武俠小說的領域裡，他的影響與身影無以倫比，他的離去，預示武俠江湖的「永恆消失」。金庸之後，俠義英雄盡成前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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