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熱愛也備受鄙薄：金庸「大俠」到底算不算「大師」？

「金庸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說『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革命，是一場靜悄悄的進行著的文學革命。」這是著名學者嚴家炎先生對金庸的評價。

辭藻之下，隱含著兩個巨大的焦慮：

其一，為什麼這麼多麼讀者熱愛金庸小說，它究竟好在哪？

其二，嚴肅文學的評判體系該如何接納金庸小說？

由此方能理解這段措辭的巧妙：原來，金庸小說也是嚴肅小說下的「蛋」，而金庸的價值就在於，他把通俗小說提升到了嚴肅小說的高度，這算是一場「文學革命」。

於是，「大俠」被成功收編為「大師」，可以擺進「文學的宮殿」里了。

戴著「大師」的光環，金庸先生離開了人間。但「大俠」與「大師」之間的裂痕並未彌平，相關爭議將長期存在。

嚴肅文學為何非拉金庸入伙

不能同意嚴家炎先生的判斷。

金庸始終將自己的小說創作視為「生意」，而非「文學革命」。與其說影響金庸創作的是意識形態，不如說是市場需求。金庸本人恐怕從沒想過「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至於「改造通俗文學」這麼宏偉的工程，更非金庸一人所能承擔。

金庸曾多次說：「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味，但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已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金庸自己不願站到嚴肅文學的隊伍中，為何非要拉他入伙呢？因為不如此，就不足以掩蓋嚴肅文學的解釋困境。

嚴肅文學之所以把持著文學史的書寫權，在於它有一套成熟的解釋體系，按它的標準，金庸小說根本不合格。用王朔的話說，就是：「80年代初，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

首先，文本上不夠成熟。金庸小說多是服務於報刊連載的急就章，語言欠洗鍊。

其次，結構隨意。幾乎是想到哪就寫到哪，情節單線條平面發展，全靠偶然性驅動。正如王朔所說：「金庸的小說人物骨子裡全是『牽線術』，跟著作者的主觀意圖跑，什麼不合理的事，只要情節需要就硬幹。」

其三，真實性不足。王朔對此批評道：「我不相信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在人類中真實存在過。」

《天龍八部》喬峰

其四，人物性格簡單，多是類型人物。

可問題是：金庸小說如此不堪，為何卻有這麼多讀者喜歡？

文學的基礎是讀者，固然不能用讀者多寡來判斷一部作品的優劣，可當時大陸所有作家加起來，出版量也無法與金庸一人相匹敵，則人們必然會追問：嚴肅文學的解釋體系真的公允嗎？

「大俠」終於成了「大師」

面對金庸小說的熱銷，嚴肅文學不斷調整對策。

初期以拒斥為主，認為金庸小說是「消遣品」「低幼讀物」「精神毒品」「毒害青少年」，乃至怪罪年輕人審美水平太低、盲目跟風，甚至引申到對民族未來的擔憂。租書攤、錄像廳、奇裝異服、流行音樂、不良少年……嚴肅文學描繪出這樣一幅末世圖景。

拒斥無效後，嚴肅文學轉向漠視，所有文學活動都將金庸排斥在外，文學青年以「不看金庸的書」達成身份認同。

然而，隨著曾經閱讀金庸小說的一代人逐漸成長、成為社會中堅，掩耳盜鈴的把戲已無法持續，「收編金庸」成了唯一的理性選擇。

於是，嚴肅文學開始禮讚金庸小說：一方面，將金庸小說的思想境界拔高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另一方面，將其形式標榜為「復興中國傳統文化」。

《笑傲江湖》令狐沖彈唱《滄海一聲笑》

這種提拔真的符合事實嗎？不妨參看1966年梁羽生化名「佟碩之」，對金庸小說提出的批評：

在內容方面，梁羽生的批評是：「人性雖然複雜，正邪的界限總還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俠小說的宗旨。」梁羽生認為，金庸小說脫離了「文以載道」「匡時濟世」的正途，正滑向「正邪不分」，這在《鹿鼎記》中體現最鮮明。

在寫法方面，梁羽生的批評是：「金庸的小說最鬧笑話的還是詩詞方面，例如在《射鵰英雄傳》中，就出現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金庸小說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多從俗書中抄來，貼片般夾雜在他的文本中，只是當作補白來使用。表明金庸本人對它們亦興趣有限、了解不多。

梁羽生的批評有可議處，但更接近事實，即金庸小說更偏娛樂性、市場化，並無太多寄託。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嚴肅文學的收編，金庸足夠湊趣地積極回應：他反覆修改小說文本，以使它們看上去更莊重，更像經典。雙方主動靠攏，「大俠」終於成了「大師」。

83版《射鵰英雄傳》

人人都想寫一部武俠小說

如今，金庸小說已被算成嚴肅文學，但由此帶來更多疑問：為什麼其他嚴肅文學作品無法像金庸小說這樣成功？嚴肅文學的那些標準是否還成立？為什麼其他武俠小說不算嚴肅文學……

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視角思考金庸小說，從接受的角度去觀照：小說受歡迎，必然是契合了讀者的心理需要，則金庸小說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文學史上，許多大作家曾想嘗試武俠小說，但真正行動的人卻不多。

張恨水曾說：「倘若真有人能寫一部社會裡層的遊俠小說，這範圍必定牽涉得很廣，不但涉及軍事政治，並會涉及社會經濟，這要寫出來，一定是石破天驚，驚世駭俗的大著作，豈但震撼文壇而已哉？」

想嘗試，說明在「近世之變」的壓力下，作家們不約而同地想以「英雄主義敘事」來自我撫慰。不敢嘗試，因為「英雄主義敘事」容易寫單調，無法呈現出人性的複雜。

所謂「近世之變」，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心靈革命：此前，人們生活在一個個小圈子（家族、同鄉、同門等）中，自我和小圈子高度融合。可「近世之變」改變了這一切，自我從小圈子中被剝離出來，隨著孤獨、惶惑、恐懼、不安等撲面而來，現代人突然發現，我們與世界、與傳統間的血脈聯繫已經斷裂，終我們一生，都在試圖修復這種聯繫。

於是，我們會像抓救命稻草一樣，向過去攫取，則傳統的「英雄主義敘事」常被徵用，畢竟每個民族的創生神話都是「英雄主義敘事」，它是我們最熟悉的聲音。

然而，在高度世俗的現代社會中，「英雄主義敘事」與現實經驗相距太遠，我們找不到信任它的理由，因此很難從中得到深層愉悅。金庸小說的高明之處在於，它體察到在「近世之變」中，人們的感覺結構發生了巨變。

唐人元稹在《鶯鶯傳》中，刻意安排張生始亂終棄，因為他知道，只有這樣才能愉悅當時的讀者。後代改編者直接將故事改成大團圓結尾，因為讀者認為，這才是最合理、最真實的。甚至對於愛情，不同時代的人們都有完全不同感受，何況其他？而因應感覺結構的改變，是寫作者的天職。

讀者在延續金庸的創作

金庸小說的成就，源於它對傳統的「英雄主義敘事」的創造性改造，使之變成私人版的英雄主義。在金庸筆下，每個重要角色都充斥著個人英雄主義的光輝，與傳統英雄迥然不同。

在《金庸小說的意識形態解讀》一文中，學者徐秀明、范欽林提出：「金庸小說的精神實質，恰恰是通俗文化中最粗鄙惡俗的功利思維對精英文化的輕蔑征服與為我所用」，並具體列出三點表現。

古天樂李若彤版《神鵰俠侶》

其實反過來看，這三點恰恰是金庸小說的創造性改造。

其一，用知識替代文化：金庸拋棄了玄而又玄的超越維度，用知識堆砌，滿足了讀者的文化獵奇欲，這與現代教育相契合。

其二，用思想替代信仰：金庸世界中的英雄均無信仰，蕭峰、郭靖、楊過、張無忌等全憑世俗法則行事，他們從不追求形而上的目標，為獲取勝利，主動施展陰謀與欺騙。

其三，用底線替代操守。金庸筆下的英雄介於正邪之間，他們拒絕成為人格典範，甚至用我行我素來嘲笑傳統理想。

通過改寫，金庸將「英雄主義敘事」中聖人式英雄轉化為個人英雄，滿足了當代人的感覺結構。

有此接引，讀者們找到了信任「英雄主義敘事」的理由，他們沿著金庸進入那個超現實世界，讓疲憊的心靈得到撫慰。

金庸不斷修改自己的小說，他的文本長期處於未定型狀態，卻絲毫不影響讀者的喜愛。人們熱衷於討論哪個英雄武功更高、哪種毒藥更厲害……事實上，讀者所關心的東西與金庸小說已無太多關聯。

讀者用自己的方式延伸了金庸的創作，這讓他們感到安心：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居然還有一個可以撒野的港灣。這，其實已超越了文學的領地。

還是做個「大俠」更好

「有井水處有金庸」。從金庸被接受的過程中，不難讀出兩層意味：

首先，金庸的成功帶有偶然性，他對「英雄主義敘事」的改造是被動而成的，是根據市場波動而進行的投機。這是一個試錯過程，無數人失敗了，卻留下了金庸。如果沒有市場這個高效機制，只靠作家個人努力，根本無法深入體察這一微妙變化。事實上，即使取得成功，金庸對此也未必有清醒的認識，他後來的改寫本讓不少讀者失望。

其次，文學是否永恆，這是一個無法實證的命題，當我們帶著「文學必然永恆」的偏執進入其中，很可能會沉浸在不斷發現近似證據的快感中，從而忽略了還有反面證據。則不知覺間，與真相越來越遠。如果入魅與信仰不分、迷信與堅守混雜，反而不如回歸世俗角度去看問題，可能更紮實。

老頑童周伯通

現代世界的前行，必然伴以神聖事物不斷跌落塵埃的過程，與其追遠，不如因應。

於是，問題又回到了原點：金庸究竟該算「大俠」，還是該算是「大師」？結論不難下：既然已佔據了江湖，則進不進廟堂，又有什麼重要？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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