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文學作品中的民族觀念
金庸武俠小說因為歷史成分較多，我就列幾個主要的吧，成吉思汗、忽必烈、蒙哥、金輪法王、拖雷、華箏等人，為蒙古族。耶律洪基、蕭遠山、蕭峰等人，為契丹族。完顏阿骨打,完顏洪烈、完顏萍等人，為女真族。段譽、段正淳、南帝等人，為白族。慕容復、慕容博等人，為鮮卑族。鳩摩智、靈智上人等人，為藏族。尼摩星天竺神僧等人，為天竺人。小昭、紫衫龍王、尹克西等人，為波斯族。
金庸的民族觀是什麼樣的？
涉及到民族問題的小說有（創作時間順序）:《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雪山飛狐》《鴛鴦刀》《白馬嘯西風》《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鹿鼎記》主要矛盾是兩宋和大明改朝換代之間的漢胡之爭。
金庸早期的小說如《書劍恩仇錄》《碧血劍》民族觀念很重，就是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都是針對滿清，就是要把滿人趕出關外，主人公更是因為身世原因以光復漢族天下為己任。
到《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郭靖以及王重陽，洪七公，丘處機，江南七怪，甚至放蕩不羈的黃藥師和楊過，瘋瘋癲癲的周伯通都是很有民族氣節，先抗金後抗蒙。兩部主角郭靖和楊過都有身世問題，而且都是跟民族有關。不過已經不再那麼簡單，郭靖對於金國是殺父之仇，對於蒙古則是成吉思汗養育之恩，拖雷結拜之義；楊康投靠金人而死，楊過也長長因為父死無法釋懷。而後來郭靖為了天下百姓成為了「俠之大者」，襄陽大戰為了天下黎民，已經隱約有些超越民族之間的鴻溝了。
《鴛鴦刀》《白馬嘯西風》篇幅較短，但《白馬嘯西風》頗耐人尋味，其中絕少見的以哈薩克族的描寫為主，而且全書的民族矛盾可以說是有一種若有若無的感覺（也沒幾個漢人出場），當初看的時候簡直有一種童話的感覺。可以看出金庸對於未對中原漢族政權構成威脅的少數民族還是相當寬容的。《鴛鴦刀》的故事可以放到很多年代，但是大反派「韃子皇帝」還可以看出（也許是讀者的需要）民族成見還是有的。
《雪山飛狐》《飛狐外傳》感覺基調和《書劍恩仇錄》一樣，可能是這兩個系列聯繫太緊密給人的主觀印象。但是胡斐沒有陳家洛那樣反清復明的強烈願望，這本書的線索甚至是胡斐為了找鳳天南尋仇。而福康安代表的反派也沒有刻意渲染民族色彩。
《倚天屠龍記》作為射鵰三部曲之一，民族問題這一光榮傳統肯定是要延續的。主角張無忌，（容我吐槽），一身武功天下第一，做起事來卻是婦人之仁，猶疑不決，沒有主見，這種人當不了領導，而朱元璋這種心狠手辣之人才會奪得天下。有人說這段時間金庸愛看佛學，創造出了張無忌，虛竹，掃地僧，石破天這幾個佛俠。六大派和明教可以說對張無忌有殺父殺母之仇，但張無忌完全不計前嫌，先救明教後援六大派，而他敢一人迎戰六大派只為止殺。他是朝廷的天下第一反賊，漢族義軍的領袖，卻不愛江山愛美人，跟趙敏遠走漠北。書的結尾謝遜禮佛讀經那段真是點睛之筆，張無忌真是接近「無我相」了，相應的民族大義對他來說也是「無眾生相」。但從萬安寺六大派拒絕為朝廷效力和相關歷史背景可以看出民族矛盾還是存在的。
《天龍八部》三個主角分別就是三個民族，契丹，漢族，白族，主線仍是以宋遼之爭為主，但是其間有大宋，大遼，大理，西夏，女真，吐蕃，大燕，還有一些化外之地。而且主人公個個都有身世之謎，蕭峰更是夾在宋遼之間以致自盡以謝母邦。其中最後在雁門關在丐幫長老任然叫其為「喬峰」，說明他們從骨子裡就不認可契丹人，甚至就不把契丹人當人。而金庸似乎是利用了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來宣揚他漸漸形成的民族平等思想。在丐幫僅僅因為蕭峰是遼人就要趕他走，而後「是契丹人」就成了蕭峰在中原最大的罪。而這個契丹人救了女真人，救了大遼皇帝，最後在雁門關外一死救了一支多國部隊和大宋百姓。而這本書中對大理國的描寫，對慕容複復國運動的描寫都可以看出，金庸已經的民族觀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不再是以漢族為中心。
《鹿鼎記》真是一部奇書，最後幾行把韋小寶的民族說的撲朔迷離，韋小寶可能是漢滿蒙回藏任意一族，而他本就是一個市井無賴。至於天地會，就沖他們還和沐王府爭唐王桂王就看得出來必定失敗，最後傳統儒家的臣子陳近南被他的少主所殺，可以說是大漢民族主義的落幕。《碧血劍》中的歸辛樹，阿九，李自成等人雖然也有出場，但覺得和《碧血劍》那種轟轟烈烈反明反清的氣氛已經完全不同。康熙以一個愛民形象出場，更是模糊了民族之間的界限。以書生舟中清談開篇，以同一群書生勸進韋小寶作終，也可以看出這次民族矛盾中漢族是完敗。而且從韋小寶出家一事可以看出，連武林泰山北斗少林寺都和朝廷合作了，江湖的調子也變了。當初看完《書劍恩仇錄》少不更事還覺得陳家洛可惜，但是後來看完《鹿鼎記》再回頭看第一部，就覺得陳家洛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金庸筆下的郭靖是哪個民族？
從金大師的九陰九陽來看，他是在金兵破城時戰死的，全家只有他的兒子和女兒逃走了，他兒子沒說怎麼了，只是在倚天中說了他拿走了武穆遺書和楊過的一半玄鐵重劍（屠龍刀）他女兒開創了峨嵋派.
(以上部分的作者為：李同輝)
查良鏞閱歷豐富，文思敏捷，創作概括小說、政論、散文、譯述和劇本。其中以開創武俠寫作新頁最為突出。他的武俠文學作品，既有古典小說的精采傳統，又能自出一格，獨特的想像方式、完善的長篇小說敘事規範以及成熟優美的民族語言融為一體，豪情俠義躍然紙上。從1955年發表《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直至1973年完成《鹿鼎記》後封筆，金庸共創作了十四部長篇武俠小說以及一部短篇《越女劍》，金庸的武俠文學作品不僅風靡全球華語社會，也有英語、日語等多國語言譯本。同時，小說也多次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廣播劇、舞台劇和電腦遊戲。可以說，金庸的作品影響了幾代華人。
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裡，怎樣看待歷史上的民族關係，能否掙脫狹隘民族觀念枷鎖的束縛，是檢驗作品有無現代精神的標尺之一。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深受儒家尊夏貶夷思想的影響，表現出排斥其它民族、醜化其它民族的不良傾向。與中國傳統的武俠文學不同，金庸將其筆下的俠客們置身於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不同的民族衝突中，以俠客們的傳奇體驗帶領讀者揭開歷史的真相，思索中國民族問題的本源，表現其消除民族隔閡，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題旨。
金庸先生1994年在北大講學時說過這樣一段話：「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複。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台。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 」（摘自焦小雲《金庸的中國歷史觀》）
可以看到，在金鏞的觀念中，不但沒有所謂「夷夏之防」，甚至漢族與其它民族的邊界已經模糊，以至於融合且不可分了。
一、民族衝突與融合是金庸武俠作品的主幹
金庸曾將自已的十四部長篇武俠作品題目的第一字作一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縱觀這十四部作品，其中除《連城訣》《笑傲江湖》《俠客行》《鴛鴦刀》四部作品發生的場合屬於「純粹的江湖」外。其它《射鵰英雄傳》等十部主要作品無一不是以激烈的民族衝突為背景的。
金庸先生1994年在北大講學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就我看來，我國歷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
無獨有偶，金庸《射鵰英雄傳》等十部作品中發生故事的時間都集中這些所謂的「危險時期」。其中，南北宋時期包括《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天龍八部》；元明清時期最為集中，包括《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雪山飛狐》、《飛狐外傳》、《書劍恩仇錄》、《鹿鼎記》；《白馬嘯西風》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時代，但它的故事卻潛伏著漢朝與古高昌國政治文化交流與衝突的暗線。在這些作品中，除了漢族外，蒙古族、滿族、回族、維吾爾、擺夷、鮮卑、契丹、女真、党項、吐蕃均登場亮相，這些民族與漢族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或對抗、或聯合，最終大都通過長期的交流而歸於一統。
在民族衝突的描寫中，金庸的作品雖然仍以漢族為主，但較為客觀的揭示了戰爭給不同民族人民帶來的是同樣的悲慘命運。在《天龍八部》中，讀者借喬峰的眼睛看到了契丹軍對於漢族邊民的掠奪、屠殺，但同時也看到了宋軍對契丹平民燒殺擄掠的髮指行徑。在《天龍八部》第五十章中，有這樣一段對話「蕭峰道：『我在此地之時，常聽族人唱一首歌。』當即高聲而唱：『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他中氣充沛，歌聲遠遠傳了出去，但歌中充滿了哀傷凄涼之意。段譽點頭道：『這是匈奴的歌。當年漢武帝大伐匈奴，搶奪了大片地方，匈奴人慘傷困苦，想不到這歌直傳到今日。』蕭峰道：『我契丹祖先，和當時匈奴人一般苦楚。』」金庸採用換位思考的方法，將古今民族間的爭戰放到一個新的客觀的角度去看，使讀者更清楚的感受到民族間仇恨和衝突對任何強或弱的民族都是一種傷害，如此對歷史的客觀描述在以往中國文學作品中是不多見的。
二、從作品主人公看金庸民族觀念的漸變
金庸的小說中展示了各民族和諧共處的觀念，但這種觀念卻不是一開始便有的，而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我們可以從金庸武俠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看出金庸的民族思想的變化和發展。
金庸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的主人公是陳家洛，他的民族思想是極其狹隘的。他把滿人看作是外人，是野蠻人，在陳家洛的觀念中，漢族的大好河山是不能容忍別族來統治的，在這一點上，《書劍恩仇錄》與傳統武俠文學的民族觀念並無二致。然而，金庸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熱情的筆墨描寫回人，霍青桐與香香公主這兩位女主人公集美麗、勇敢、善良於一身，在陳家洛、乾隆、香香公主的三角戀情中，讀者可以感受到，回人、漢人、滿人在情感方面沒有絲毫的區別，從某種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間的隔閡與距離感。
在這之後，金庸寫了《射鵰英雄傳》，郭靖的民族觀念同陳家洛是大同小異的，不過也有進步的地方。那就是金庸設計了一個情節：郭靖是在蒙古長大的，成吉思汗對他家恩重如山、拖雷與他結為安答、華箏與郭靖青梅竹馬。在這種情況下，郭靖最後雖然對宋朝盡忠，但在他的潛意識中，對蒙古還是有感情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蒙古塑造了郭靖，郭靖性格中的質樸、善良、誠信正是蒙古人的優良品質。讀過這部書的作者，會不知不覺間會對蒙古人產生親近和好感。可以說，在這部書中，金庸的民族思想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天龍八部》是金庸的民族思想趨向成熟的代表作。《天龍八部》的背景處於宋真宗年間，正像作者借游坦之所說「我大宋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吐番，北有遼國，四夷虎視眈眈」。在書中，除大理外，其它民族均有一統天下之心，加上慕容復等鮮卑後裔圖恢復燕國，各民族間的矛盾可謂一觸即發。然而，民族間的矛盾，卻無法阻礙各民族愛好和平的人們之間的交流。漢族的虛竹，契丹的蕭峰，大理的段譽結拜成兄弟，他們所作的是彌合各民族之間的矛盾，避免大規模戰爭的發生。
金庸在《天龍八部》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為實現民族間和平共處而犧牲的英雄——蕭峰。在蕭峰這悲劇性人物的身上，集中體現了金庸的民族觀。在這裡，我要重點談一談蕭峰這個人物。
蕭峰是一個悲劇人物，而他最大的悲劇就在於他的身世，他是契丹人，一個在漢族人中長大的契丹人。當蕭峰還是一個嬰兒的時侯，宋朝的武人聽信復容博的假信息，在雁門關誤殺了蕭峰的母親和十幾個家人，蕭峰的父親也在那一戰中跳崖自盡。事後人們才知道這是一個誤會，但對於充滿民族仇恨感的武人們來說，殺死幾個「豬狗不如」的契丹人並不是一件大事。然而，在「帶頭大哥」和丐幫幫主汪劍通的心中，這次誤殺是他們心中極為後悔的一件事。於是他們將蕭峰送給一對宋人夫妻收養，之後少林寺傳給蕭峰武功，汪劍通最後甚至把丐幫幫主之位也傳給了這個契丹人，蕭峰本人對此一無所知，在擔任丐幫幫主期間，蕭峰多次主持對於契丹將領的暗殺行動，有力地阻礙了遼對於宋的進攻。杏子林是蕭峰命運的轉折點，在這裡他知道了自己竟然是一個契丹人。此後，蕭峰一直處在一種被命運擺布的狀態，但是金庸給蕭峰一個武林第一高手的形象，讓他有反對命運的資本，所以他即使隱居東北，也會變成遼國的南院大王。在與契丹人的相處中，蕭峰也被他們的質樸、豪爽所感動，他也逐漸放下了「契丹人」這個包袱。然而，民族間的矛盾衝突又把他逼上了絕境。遼帝要他滅宋，宋人要他反遼，而無論是揮兵南下還是歸宋反遼，遼宋之間都難免有一場惡戰。在兩難的決擇中，蕭峰最終選擇了「教單于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逼迫遼帝立下「於我一生之中，不許我大遼國一兵一卒，侵犯大宋邊界。」的誓言後自殺。可以說，蕭峰的死是一個悲劇，他不願戴著沉重的民族枷鎖苟且地生活下去，他的死是對宋人、遼人以及所有天下人的警示，他的死是為民族間的和平共處而死的，同時也是對命運寧死不屈的反抗，他完成了被命運擊敗而不被擊倒的英雄歷程。
儘管蕭峰的死直接阻礙了遼對宋的進攻，對漢人有利。然而，書中卻這樣寫道「耶律洪基臉色陰鬱，心想我這次為蕭峰這廝所脅，許下如此重大諾言，方得脫身以歸，實是丟盡了顏面，大損大遼國威。可是從遼軍將士歡呼萬歲之聲中聽來，眾軍擁戴之情卻又似乎出自至誠。他眼光從眾士卒臉上緩緩掠過，只見一個個容光煥發，欣悅之情見於顏色。眾士卒想到即刻便可班師，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既無萬里征戰之苦，又無葬身異域之險，自是大喜過望。」蕭峰的死，絕不單單挽救了宋的軍民，成千上萬契丹將士的生命和家庭也被他保全。讀到此處，蕭峰對於兩個民族同樣真摯的感情躍然紙上，這份平等和博愛令人潸然淚下。
金庸的民族思想還反映封筆之作在《鹿鼎記》的主人公韋小寶身上。韋小寶是一個喜劇性的平凡小人物，他在不同民族、不同階級的人們之間遊動，同時是大清的鹿鼎公、天地會的青木堂主、神龍教的白龍使、俄羅斯的伯爵、清涼寺的主持，明末代長平公主是他的師傅，他還同新疆葛爾丹、西藏桑結喇嘛結為兄弟，儘管別人把「反清復明」、「剿滅反賊」、「恢復漢統」等等相互矛盾的任務交給韋小寶，但他對此卻有一個樸素的認識「只要對百姓好的皇帝就是鳥生魚湯（堯舜禹湯），又何必管他是哪一族的。」在這個小潑皮無賴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狹隘的民族觀念，統一的國家和百姓的富裕安寧對他來說才是重要的。另外，《鹿鼎記》中韋小寶屬於哪個民族便是一個疑問，由於他出身妓院，其母韋春花與漢、滿、蒙、回、藏的客人都有接觸，因此，韋小寶無法確定自己的民族，然而，沒有民族並不妨礙他愛自己的國家，相反，更有助他毫無阻礙地去同任何民族交往，「心中本無物，何處惹塵埃」。也許，金庸先生正是用這一個特殊的喜劇人物去表達一種嶄新的融合的民族觀。
(這部分來自金庸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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