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之後，戰火之前：被遺忘的三十年代的時裝

設計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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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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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對於時裝藝術而言，是個夾層的年代。

> 三十年代女星們的穿著

二十年代是美好的，在爵士樂的夜色溫柔里，低腰線的直身裙、戴著華麗頭飾的Flapper 女郎象徵著歐洲新時代的歌舞昇平；四十年代是盛大的，巴黎的Dior 、 Balenciaga 、Balmain 與Givenchy創造了巴黎高級定製的又一個頂峰，海峽彼岸英倫設計力量Hardy Amies、John Cavanagh 和Norman Hartnell也緊隨著巴黎高定大師的腳步——這是兩個令人懷念的年代，但夾在其間的三十年代時裝在哪裡？英國時裝與材料博物館（Fashion and Textile Museum）秋季的主打展覽《日與夜：三十年代時裝與攝影》（Night and Day: 1930s Fashion and Photographs）及英國著名攝影師 Cecil Beaton的回顧展《清貧三十年代 / 時尚、影像與幻想》引導今天被困在「青年文化」和「網紅經濟」中的時尚從業者和文化參與者重新認識那個被遺忘的時代，並從這一回顧中，重新體悟時裝的時代精神。

> 三十年代女星們的穿著

1929年的華爾街崩盤，這場歷史上最嚴重的股災讓一直置身歐洲政治之外的美國從數十年中的繁榮光景中，一夜之間墜入大蕭條的深淵。美國的大蕭條也打擊到了整個歐洲世界，自由民主的思潮逐漸被日囂塵上的國家意識所湮沒，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舊世界的秩序再度垮塌。在如此的社會語境中，西方設計理論界一直習慣於將三十年代稱為「設計的頹敗（Design Decade ）」。不可否認，三十年代時尚設計的演化速度著實拖累於蕭條的經濟。但如果我們再對這些演化的線索做一微觀洞察，則不難發現三十年代的時尚文化中獨有的華麗和摩登。

巴黎：妥協下的演化

> 三十年代女星們的穿著

二十年代的Flapper 女郎著裝中所帶著的男孩兒的俏皮，在三十年代變幻成更富女性氣質的廓形，成熟與優雅替代了上一十年中對年輕和俏皮的追捧。帝政式的裙裝配搭著開口短上裝將時裝視覺的中心上移；打褶從腰部開始，創造出流暢而富女性魅力的線條。省去了爵士樂時代對裝飾主義的追捧，三十年代的高級時裝設計更強調對剪裁和在面料使用上的探索。啟發於彼時的先鋒舞蹈家Isadora Duncan，法國高定設計師Madeleine Vionnet在二十年代創造了斜裁技法來突出女性身體在活動式的流動韻感。而在三十年代，這樣的剪裁技法被越來越多地運用於晚裝製作中，搭配奢華感的真絲或者山東綢，設計師們將女性的身體以洗鍊而舒適的方式包裹，同時有意地突出穿著者的臀部線條。那些更為時髦前衛的女性則會選擇深色格紋面料來定做她們的晚裝禮服：1933年的美國版Harper』s Bazaar盛讚這種紋飾的「清新」和「簡潔」。同時雜誌向讀者推薦一種絲毛混紡、有著亞麻質感的新型面料以替代傳統的斜紋軟綢，來搭配蟬翼紗的領結設計。對於上裝的設計，三十年代的設計師繼承了Elsa Schiaparelli 式的硬朗肩線，搭配著寬鬆的蝴蝶袖或羊腿袖。在三十年代初期，形似法國私人司機（chauffeur）制服的大衣成了那一時代的時髦單品，上流社會的女士爭先恐後地穿上這些廓形寬大、飾以珊瑚或珠寶紐扣的單珠地面料製成的白色大衣。而三十年代的那些設計繁複而華貴的淺檐帽在三十年代被束髮頭巾所取代，鮮艷的綠色亦或明亮的紅白條紋是摩登女郎的首選。

> 三十年代女星們的穿著

在日裝部分，合身而實用的組合套裝（the ensemble）在三十年代流行開來。在這個女性開始走出家庭、步入職場的時代，職業女性常會購買印花和材質相互呼應的半身裙和上衣，或者選擇配套的連衣裙和夾克塑造自己的專業形象。這種對男性職業著裝的模仿在今天的女權主義者看來，是種粗淺、甚至自我壓制的解決策略（沒錯，今天的女性不再可以壓抑自己的女性氣質來獲得平權），但對於彼時的女性而言，這些強調實用性的時裝，或者說「社會制服」也是被經濟蕭條催生而出的產物。購物變得奢侈，消費者需要能應付各種社交場合、高穿著率的「基本款」。即便處在社會階層頂端的高級定製消費者，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客戶也逐漸放棄每年兩次的巴黎高定之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為了鼓勵本國製造業的發展，而向來自巴黎的高級定製徵收高達90% 的進口關稅。當然這也催生了時尚歷史中首個「剪標風潮」——高定的買家會在通過美國海關前將象徵高級時裝標誌的品牌標籤剪去，從而避免被徵稅。同一時刻，巴黎的高定時裝屋也被迫大幅削減其設計的售價，以拯救日漸衰落的國際批發業務。時裝屋開始推出更簡潔的款式，甚至開始運用人造織物來降低面料和人工的成本，並開始販售配飾和香水來補給萎縮的高級時裝業務（這一曾經被高級時裝界所不齒的營生在今天卻成為眾多「奢侈」品牌的主戰場）。一些時裝屋開始提供「半定製（semi-couture）」的業務，客戶只進行一到兩次的量體試衣，其購買成本遠遠低於傳統的高級定製。經濟蕭條讓巴黎不得不犧牲掉高定的幾分尊嚴以換來生存，亦有不少時裝屋在三十年代最終走向了消亡——其中包括了Patou,Cheruit和Doeuillet。對於消費者而言，當越來越少人能負擔起潮流之時，人們開始傾向於購買優雅而經典的「投資單品」——曾經這個被巴黎高定協會主席Lucien Lelong 所定義的辭彙背後是時裝對時代的妥協和無奈，在今天成為了消費文化中被熱捧的概念。

好萊塢：大眾文化的進擊

> 三十年代的服裝售賣廣告

巴黎高定時裝屋在三十年代的掙紮實際顯示了歐洲在設計文化上領袖地位的衰落，至少在大眾文化方面，人們更寧願關注那些美國好萊塢影星們的穿著。當時的歐洲並看不上這位隔岸的「暴發戶」，他們覺得好萊塢的時裝太過招搖，百老匯的造型太過粗鄙——美國的時裝沒有「稀缺性」的貴族精神，賣的出去的時裝就是好的時裝，資本對他們就是成功。

> 三十年代的女明星們

在三十年代，奉行「拿來主義」的好萊塢卻也著實全球製造了不少影響至今的時裝時刻，其中包括Greta Garbo 在1930年電影《Romance》中所戴著那頂歐金娜女皇式（Empress Eugenie）淺帽，在《Gone with the Wind》中出現的那條收腰大擺綠色花卉印花的白色歐根紗「燒烤參會裙」（Barbecue Party Dress）以及最知名的那條由Joan Crawford 在電影Letty Lynton 中穿著的大荷葉袖白色歐根紗禮裙：這條並非來自巴黎高定時裝屋、僅僅是戲服設計的作品卻在美國時尚領域創造了無數的翻版，甚至都出現在了當年美國女子縫紉學校的招生廣告封面上。相比巴黎式的、由精湛剪裁支撐的那份優雅和剋制，來自戲服設計師Adarin 的這件設計是毫不收斂的，卻能在銀幕上創造出一個強烈的記憶點。而更重要的是，這件看起來繁複的裙裝設計卻非常容易複製，不需要巴黎式的斜裁和巴黎式的絲緞，美國的中檔百貨公司、甚至更大眾的郵寄零售商都可以製造出大量廉價的翻版，讓任何一個中產家庭的女性，都可以穿上這份來自好萊塢的時尚。而為了更好地吸引這些新興的女性消費者，好萊塢也開始打造三十年代版的「時尚愛情」類型片——充斥著傳統羅曼史和高調吸睛的時尚。時尚史學家Charlotte Fiell 與Emmanuelle Dirix在其著作中將

好萊塢時尚歸納為「對巴黎優雅的過度詮釋」，但同時二人也評述道：「電

影開始像一本高端的時尚雜誌，教導受眾最新的時裝和風格。」三十年代

好萊塢時尚的成功在今天看來，的確是場時尚營銷的首戰告捷。1930年，

Bernald Waldman在美國成立了Modern Merchandising Bureau來管理

影視的時尚類產品在美國1400家零售店的銷售，其中包括了梅西百貨公

司中的「電影商店」。而對於還無力購買這些翻版成衣的消費者，好萊塢

並未放棄這一塊市場。影視公司與時尚雜誌合作，在雜誌中夾帶郵購影視

時裝版樣的優惠券。好萊塢的電影給了當時女性對夢想生活的窺視，而這

些或精緻或廉價的「時裝衍生品」，讓她們覺得自己離夢想又近了一步——

或許這個三十年代流行時尚的法則，依舊存在今天各路明星的「帶貨文化」

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