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美國保守主義之父
撰文：Matthew Continetti
翻譯：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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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保守派知識分子運動興起的傳統講述方式是這樣的：因為大蕭條和珍珠港事件的發聲，那些批評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美國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謂「多餘人」的聲名隨之敗裂。然而，到了冷戰初期，古典自由主義者、傳統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之間組成了一個聯盟。1955年，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創立《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鞏固了該聯盟，其立場為對外反對蘇聯，對內反對福利制度。該聯盟獲得的最大勝利乃是1980年里根的當選。但蘇聯的崩潰使得存在於知識精英中間的保守主義四分五裂，其影響力被削弱，其後又迎來了民粹主義右翼的挑戰。
拉塞爾·柯克
但是這種傳統敘述沒有充分說明拉塞爾·柯克（Russel Kirk）在其中的作用，如果沒有他，我們無法講述現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歷史。作為作家、教師、專欄作家、小說家的柯克在定義美國保守主義，賦予其實質內容上比除了巴克利之外的任何人的作用都大。然而，他經常與這個由他參與推動的運動中的代表人物產生觀點上的爭鋒，這些爭論能夠讓我們看到美國保守主義的歷史比人們通常理解的更加多樣化，其內部存在更多張力。
柯克的保守主義思想是學者型的，有著文學色彩，哲學意蘊和詩意，不主張對國際事務採取干涉主義立場。他與自由至上主義者發生衝突，從未認同過約瑟夫·麥卡錫，與《國家評論》保持距離；因為對1990年的海灣戰爭意見分歧，柯克與新保守主義者決裂；在1992年的共和黨初選中支持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柯克一生寫了20多本非虛構類書籍，三部小說，數百篇文章和書評以及大約3,000篇報紙專欄，另外還創辦了《近代》（Modern Age，1957年）和《大學學人》（The University Bookman，1960年）兩份刊物。柯克倡導「永久事物」（permanent things），反對意識形態地思考問題，無論左右翼。他畢生工作所指向的道路未被保守主義運動所採用，在這個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和變化的時刻，這條道路值得我們去重新審視。
柯克出生於1918年10月19日，在密歇根州普利茅斯長大，他就讀於密歇根州立大學，在杜克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42年至1946年在陸軍服役。這段軍旅生涯讓這個害羞、書生氣的年輕人固有的傳統主義觀念變得更堅定了：他反對戰爭和官僚主義，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核彈的新聞令他感到震驚。退役後，柯克回到密歇根州，搬到他的曾祖父母曾經生活的梅科斯塔。從那之後直到去世，他一直生活在那裡。不過，柯克經常旅行，他在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
1952年夏天，柯克從聖安德魯斯大學寫信給一個叫亨利·瑞格納瑞（Henry Regnery）的芝加哥出版商。瑞格納瑞是一份名叫《世事》（Human Events）的聯合創始人，該報紙採取反羅斯福立場。就在前一年，瑞格納瑞出版了巴克利引起許多爭議的首部著作《上帝和耶魯人》（God and Man at Yale）。瑞格納瑞一直在尋找新政自由主義和世俗人文主義的批評者。
於是，這樣一個批評者找到了瑞格納瑞。「在我寫給你的上一封信中，我提到我可能會把我的《保守主義的潰敗》（Conservatives』 Rout）一書手稿寄送與你，」當時34歲的柯克這樣寫道，「現在我打算這麼做了。」柯克最早將這本書的手稿寄給了阿爾弗雷德·A·克諾夫（Alfred A. Knopf），克諾夫要他將全書的篇幅縮減一半。「我不會刪減篇幅。」柯克不會輕易將自己著作的編輯權拱手讓人。他希望讀者拿到的書與自己所寫的沒有差別。「在這項保全我們文明的精神、思想和政治傳統的事業中，寫作本書是我個人為其出的一份力量；如果我們要拯救現代思想，我們必須儘快採取行動。」（肯塔基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優秀的柯克信件集，編者是詹姆士·伯森。）
這本500頁的書籍於1953年出版時，柯克將其改名為《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桑塔亞那》（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從1960年的第三版開始，副標題中的桑塔亞那被換成了T. S. 艾略特。《保守主義思想》在口碑和商業上都獲得了成功，柯克因為此書成為了知識界名流。這本書為一種重新出現的政治信仰命了名，另外還給了它在哲學和文學上的譜系：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柯克在書中的第一頁這樣寫道：「這是一篇圍繞定義問題的長篇論文：英美保守主義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柯克從未給出完整的答案。幾十年里，他一直在提醒讀者，保守主義抗拒被精確定義。一套對所有人、所有地方和所有時候都同時適用的保守主義綱領是不存在的。 「嚴格來說，保守主義不是一種政治制度，當然也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柯克1982年這樣寫道。「它是一種看待公民社會秩序的方式。」柯克一生都在不斷回到保守主義的一般原則，通過對著名保守派作家和政治家的研究去理解這些原則，它們包括：對「超越性道德秩序」的信仰；對「社會連續性」的支持；對審慎、多樣性和不完美性原則的堅持。
《保守主義思想》為幾代保守主義者提供了歷史感和理論資源。保守主義者之前感到自己被孤立，在各種政治和文化辯論處於邊緣位置，現在保守派可以在從埃德蒙·伯克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的一長串思想家的系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柯克在書中所列舉的英雄們與他本人的個性一樣怪異，他把英國人與美國人，反動派與改革者，南方邦聯支持者和北方聯邦支持者放在一起來寫。書里還寫了捍衛奴隸制的約翰·倫道夫（John Randolph）和約翰·卡爾霍恩（John Calhoun），這讓當代讀者感到失望，但是柯克也非常欽佩林肯。柯克對資本主義持批評態度——他提醒讀者，「資本主義」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也對社會主義持同樣批評態度。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智識上的伯克繼承者需要在兩條戰線作戰：一條戰線對抗雅各賓派的繼承者以及他們的 『慣用武力的學說』；另外一條戰線上反對那些完全依靠金錢來維繫關係的曼徹斯特的經濟學家。」
柯克對經濟功利主義、工業主義和商業主義的批評使他與許多其他反對政府計劃的人區別開來。「我從不稱自己為個人主義者；我希望你們沒有將這樣一種沉悶的意識形態攬入懷抱，「柯克1954年5月寫信給校際個人主義者協會（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會長維克多·米利奧內（Victor Milione）【後來改名為校際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政治上，個人主義導向無政府狀態；在精神上，個人主義導向可怕的孤寂狀態。我甚至不稱自己為 『個人』（individual）；我希望自己是一個人（person）。」柯克說，自由至上主義是死路一條，因為它無法激發人們道德上的想像力。1957年，柯克與哈耶克有過一次公開的對話，二人的分歧在這次的對話中展現得很清楚。多年後，柯克告訴一位年輕的記者，「哈耶克稱宗教是神秘主義，我反駁說，有這種認識只能說明對宗教的無知。」
這種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懷疑是柯克不願加入巴克利的《國家評論》的原因之一。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可能可以毫無衝突地融合在巴克利的個性之中，但他只是一個富有魅力的人物。柯克同意每月為《國家評論》撰寫專欄，他的專欄從《國家評論》創立一直開到1980年。但柯克與該刊物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柯克的名字從未在《國家評論》的刊頭上出現；如果《國家評論》沒有發表評論柯克著作的文章，柯克會批評巴克利；該刊物的資深編輯弗蘭克·邁耶（Frank Meyer）曾經詆毀過柯克。柯克和這份保守主義運動的旗艦刊物一直保持距離，這點值得關注。「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在一封寫於1990年的信中這樣談論《國家評論》的另外一位編輯，「我想我可能應該被歸為浪漫主義陣營，在19世紀上半葉發生的一系列爭論中，我會站在柯勒律治、斯科特和騷塞的一邊。」在為企鵝出版社編選保守主義思想集時，柯克沒有選巴克利，新保守主義的教父歐文·克里斯托爾（Ivring Kristol）則被選了進來。
雖然柯克在寫於1975年的一封信中稱克里斯托爾代表著「善的力量」，但是，冷戰結束後，他與新保守主義者交惡。在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系列講座中，柯克嚴厲批評了新保守主義者那種試圖從民主資本主義中提煉出一種意識形態的做法。他經常引用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丁（Daniel Boorstin）的話，大意是想表明，美國憲法「無法出口到其他地方」。柯克在一次講座中說了一句給他帶來惡名的話，他說，「許多時候，一些傑出的新保守主義者似乎將特拉維夫當成了美國的首都」。這句不太恰當的評論暗指新保守派心中懷有雙重忠誠，成為新保守派與持「美國優先」立場的舊保守派之間衝突的導火索。讓人們對整件事更摸不清楚狀況的是，柯克同時強烈反對反猶主義，他在同一次講話中說：「我很同情這些新保守主義者，並對其中一些人表示欽佩。」
密歇根州的梅科斯塔與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相距甚遠，同樣的，柯克置身於里根、喬治·布希政府的保守主義權力中心之外，在思想上也與其沒有多少關聯。這也成了某種隱喻：柯克對由他所定義的保守主義運動的影響力逐漸減弱。隨著保守主義運動越來越多地與共和黨交織在一起，保守主義的哲學原則被轉化為公共政策，柯克退居幕後，只在家中與妻子和四個女兒招待渴望求知的學子。
如果柯克而非巴克利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成為為公眾熟知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嗎？也許會吧。然而，柯克是一位文人，而非領導者。柯克的傳記作者布拉德利·J·比爾澤（Bradley J. Birzer）這樣寫道，「按照21世紀的美國或西方社會的任何標準，都可以說，柯克的個性古怪且獨特。」如果柯克成為代表人物，智識上的保守主義的吸引力可能會變得有限。
柯克沒有興趣去捍衛一個黨派的政治議程。他想要做的是去提倡一種精神氣質。柯克在1963年寫給後來因創作科幻小說成名的傑瑞·普爾內爾（Jerry Pournelle）的一封信中寫道：「這個國家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一種富有想像力的保守主義。雖然情況不容樂觀，但是我們也許可以成功地從現代世界的殘骸中拯救出許多美好的東西來；如亨利·亞當斯喜歡用他那種尖酸刻薄的語氣所說的， 『樂趣存在於做事的過程中』。」柯克試圖培養一種道德想像力，這種想像力能夠讓我們不僅可以從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且可以從過去和未來的角度去看世界。他沒有社會復興的宏偉計劃，沒有實現用某一種價值一統世界的願望。「保守主義者說：『政治是可能的藝術』，他認為制定政策的目的在於維護秩序、正義和自由。」
最重要的是，柯克提醒世人，伯克所說的「契約關係」「不僅存在於生者與生者之間，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後人之間」。他希望人們去關注他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英雄T. S. 艾略特所稱之為「永恆的時刻」（「timeless moments」），我們的過去和現在正是被這些「永恆的時刻」所連接。
我第一次柯克還是在大學期間，在那之前，伯克的《反思法國大革命》對我影響很大。《保守主義思想》的博大令我印象深刻：不僅僅因為這是一本鴻篇巨製，更是被柯克文本中的宏偉氣魄，被其中的神話、詩歌、想像力和精神所打動。我知道柯克的方法作為具體政治行動指南很有限，我知道那種文化上的愁緒以及從文學角度對政治的蔑視會有怎樣的危險，但我仍然能夠看到，他對一般原則的強調可以防止保守主義被某個政治議程拖累，或者被簡化為任何一個有缺陷的政策，被某個個人所代表。
如果我們在重寫保守主義的歷史時充分考慮柯克發揮的作用，我們會看到保守主義更為複雜的圖景：五角大樓和邊際稅率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各種宗教群體、學校、國家和地方傳統、文學和文化的地位會凸顯出來。應當以何種態度去面對人工智慧、矽谷、社交媒體、言論自由、無人機戰爭、全球化和福利支出等問題，柯克的作品能夠給我們這一代保守派以及自由派提供很多思想資源。在紀念柯克誕辰百年那天，我心懷感激，記起了他最喜歡的艾略特的「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詩句：
「死者活著的時候，無法以言詞表達的，?他們作為死者能告訴你：死者的交流思想?超乎生者的語言之外是用火表達的。」（這裡引用的是湯永寬的譯本——譯者注）
（本文選自《大西洋月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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