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今天，中國科學院在這裡誕生

　　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刊

　　編者按：1949年11月1日，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中國科學院成立。69個春秋中，中國科學院時刻牢記使命，與科學共進，與祖國同行，以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己任，人才輩出，碩果累累，為我國科技進步、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在中國科學院69歲生日之時，讓我們借著原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姚蜀平先生1989年於40周年院慶時發表於《中國科學院院刊》的文章，一起回顧歷史的那一刻。

　　中國科學院自1949年11月1日建院以來，它經歷了40個春秋。在此40年大慶的前夕，回顧中國科學院誕生的經過是十分有意義的。

　　1948年底，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地由北向南挺進時，原國民黨政府所屬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紛紛考慮南遷。

　　此時，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與兩院研究所的有關人士保持聯繫，由他們設法阻止研究機構遷台，力爭盡量多的科學家留下，並保護研究所的財產和儀器設施。

　　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在大陸的最後一次院務會議在南京舉行，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所的遷台問題，院長朱家驊的命令遭到了大多數研究所所長的反對。後來，除了數學研究所及歷史研究所的一部分遷台外，其他各所均留在上海和南京。

原北平研究院歸址（北京東皇城根北街，現屬科學出版社）

　　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在北平城已解放的情況下，還到廣州建立了北平研究院廣州辦事處。廣州辦事處雖存在不久即行關閉，但仍保留著北平研究院的名義。

　　1949年6月，「兩院」在上海的研究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軍管會接管，並任命李亞農為「兩院」軍管會主任。8月，市軍管會任命了中央研究院新的院務委員會，由李亞農和中央研究院的吳學周、王家楫等14人組成。

　　那時，科學界認為舊有的研究機構重疊，各研究所之間、研究所與大學之間也缺乏密切的聯繫，容易形成宗派，需要加以整頓。

　　另一方面，政府文教工作的負責人也認為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兩兩平行，各自為政」。於是逐步形成了建立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科研機構的意見，並認為應賦予它新的任務。

　　1949年7月，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200餘人，他們廣泛地代表了中國的科學界。

　　會上擬定了一份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案，建議：「設立國家科學院，統籌及領導全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專業，使與生產及科學教育密切配合，科學院並負責審議及獎勵全國科學創作、著作及發明，科學院為適應特種需要得設立各種研究機構。」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政協會議確定了「共同綱領」，其中第43條和第44條闡述了新中國科學工作的宗旨。

　　第43條規定：「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於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明和發現，普及科學知識。」

　　第44條規定：「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秀的社會科學著作。」中國科學院成立後，正是遵循這些宗旨開展工作的。

　　這次「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了「科代籌委會」提出的提案，明確肯定了新中國建立後要成立一個國家科學院。

　　此後，中共中央委派宣傳部長陸定一負責籌建工作，承擔具體組織工作的是惲子強和丁瓚，他們後來是中國科學院最早的重要領導成員。

　　1949年9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頒布，中國科學院就是根據該組織法第18條成立的，隸屬於政務院下的文化教育委員會。

　　關於國家科學院的名稱，當初籌備者們曾建議稱「人民科學院」，以糾正舊時代「為科學而科學」的觀念，強調「科學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

　　政務院第二次會議專門研究和討論了科學院的命名問題。會議決定科學院與各部、委的命名有所不同，只冠以「中國」二字，故最後定名為「中國科學院」。

　　西文名在較長時期內沿用「Academia Sinica」（後來為了與在台灣仍存在的「中央研究院」相區別，西文名改為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郭沫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同時被任命的副院長的有：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和竺可楨。

　　1949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頒發中國科學院印信給郭沫若院長，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宣告成立。

頒發中國科學院印信給郭沫若院長的收件

　　在中國科學院建院的前夕（1949年10月23日），竺可楨、嚴濟慈、惲子強和丁瓚等人曾研究過中國科學院建院後如何接管原有研究機構的問題。

　　當時確定：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由中國科學院接管；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學院準備接管；其他私人的研究機構暫緩接管。

　　1949年10月23日科學院準備接管原有各科學研究機關座談會紀要（采自中科院院史館）

　　1949年11月5日，中國科學院接管北平研究院在京的研究所；11月10日，正式接管了北平研究院總辦事處以及中央研究院在京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史料整理處，同時宣布：北平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的名稱即日撤銷，北平研究院從此就不復存在。現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則是以遷台的數學所和歷史所為根基，逐漸擴大與發展起來的。

　　在宣布撤銷並接管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這一天，陶孟和、竺可楨兩位副院長來到上海，向「中研」 「北研」在上海的研究人員報告人民政協開會情況以及中國科學院的組織和任務。

　　次年3月21日，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成立，並接收了「中研」駐滬辦事處及「兩院」留滬各研究所。4月6日成立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南京分處，並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寧區辦事處及在南京的各研究所，還有當時在南京的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央地址調查所等機構。

　　為了更合理地調整這些接收過來的研究機構，1950年中國科學院曾先後召開了48次專門學科會議，開展了充分地討論；同時有許多科學家主動給中國科學院領導寫信，表示願意在科學院內工作，並提出了一些希望和要求。

　　如原中國地理所李旭旦、黃秉維等人給陶孟和、竺可楨兩位副院長的信中寫到：「籍悉貴院已決定接受中國地理研究所，無往欣慰……」。

　　原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古組的黃文弼給院長郭沫若寫信表示：「現考古組甚願參加科學院為一單位……」。

　　曾呈奎、童第周致信陶、竺二副院長，要求科學院能在青島增設一個海洋研究所。

　　裴文中、田布裕等21位地質工作者，在向中國科學院遞交的一份意見書中寫道：「我們主張一個統一地質機關由科學院領導為宜。」

　　中國科學院在調整機構時十分謹慎，盡量考慮各方面的意見。如為調整地質機構，李四光副院長曾向地質工作者發了二、三百封信徵求意見。

　　1950年，文化教育委員會發出指示，確定了中國科學院調整機構的三條原則，即：

　　1、 統一在性質上重複的研究所；

　　2、強調科學院的計劃性和集體性；

　　3、採取重點主義。

　　經過反覆磋商以後，終於把中央研究院的12個研究所、1個籌備處，北平研究院的9個研究所，以及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地理研究所、地質調查所等20多個研究所合併為17個研究所和3個籌備處。它們形成了中國科學院最初的研究機構。

　　同時，中國科學院還注意了團結、爭取、培養科學人才的工作。在做了兩次全國性調查以後，聘請了114位自然科學的專門委員和47位社會科學的專門委員。

　　這161位專家成為中國科學院的科學顧問，他們來自院內的各研究所和院外的大學、研究機構以及產業部門，它反映了當時中國科學院注意發揮全國科學家的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還努力爭取尚在國外未回國的科學家儘早回來，以及與教育部共同研究有計劃地培養科學研究人才的問題。

　　新研究所成立後，除了繼續從事以前的研究工作外，並逐漸注意了聯繫中國建設的實際問題。特別是在1951年3月5日，周恩來總理髮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科學研究工作的指示」以後，中國科學院與工農業部門有了較為廣泛的聯繫。

　　隨著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中國科學院也制定了自己的五年計劃，從而走上了有計劃發展科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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