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老北京的中軸線，是怎麼形成的？

中軸線的存在是明清北京城的平面特徵的最核心部分，目前絕大多數對於北京舊城中軸線意義的闡述，均著眼於其對皇權的襯托，這是沒有問題的。中軸線與皇權的結合，的確是北京城平面設計的用心之處。不過，因為北京城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築了外城，中軸線的情況就變得複雜了，對於這個變化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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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三十二年以後的北京城地圖

在明朝前期的180多年間，北京城只是一個方形的城池，直到嘉靖年間加築外城，整個城市才變為凸字形狀。永樂年間最初設計北京城的平面結構時，考慮的只是一個方形。在這個方形範圍內，所設計的中軸線從鐘樓到正陽門，絕大部分都在皇城、紫禁城之內，中軸線上南北排列著一組組最重要的宮殿建築，各殿中的皇帝的寶座也都安放在中軸線上。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中軸線主要是襯托皇權的。

但在加築了外城，北京城成為凸字形狀之後，原來主要貫穿於皇城、紫禁城的中軸線，在正陽門之外向南延伸了很長的一段，直達永定門。今天所謂北京城8公里長的城市中軸線就是指這延長之後的總長度。在正陽門到永定門這新一段中軸線上基本沒有建築物，而完全是一條街道，所穿過的地段，有許多卻是城市百姓，甚至是最底層社會百姓的活動區域，於是各類百姓也成為城市中軸線上的活躍角色。所以，這個時期的城市中軸線的意義，不僅是皇權的象徵，也是民間活動的集結場地。

一般說來，在制度允許的情況下，民間活動在城市空間的選擇上，乃是儘可能地趨於中心地帶。在明清北京城市中軸線上，老百姓幾乎是有空就鑽，不放過任何空間。外城加築之前，北面地安門外到鐘鼓樓這一段，已成為熱鬧商業區。南面大明（清）門外，範圍狹小的棋盤街上也擠滿了商販。

在新築外城的中軸線上，百姓的活動內容則更為豐富。從正陽門到永定門這一段中軸線，分作兩段，北面的一段是正陽門大街，南面的一段稱永定門大街，兩條街以珠市口分界。「正陽門外大街，俗稱前門大街，跨護城河有橋，甃以文石，中為馳道」（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83頁）。「馳道」當然是供皇帝出行使用的，但近旁卻不限制百姓作為。

高永埏《鴻一亭筆記》記載：「正陽門前搭蓋棚房居之為肆，其來久矣。……金侍御光宸上言：窮民僦居無資，藉片席以棲身，假貿易以糊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同上，183—184頁）在前門大街兩側，窮困百姓亂建棚屋，商業活動凌亂卻熱鬧，這種情景與皇城範圍內的中軸線上那種永恆的肅穆莊嚴氣氛迥然不同。

前門大街當然也有肅穆的時候。朝廷儀仗常常要出入正陽門，這時，為了與喧鬧的百姓「劃清界限」，官方要採用臨時辦法加以屏隔。在清人王翚所繪的《南巡圖》上，以寫實手法畫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南巡時儀仗開出正陽門的情景（參見齊心主編的《圖說北京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04頁附圖）。只見畫中的前門大街照樣是熱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街上臨時搭起了一道帳幕，將儀仗隊與百姓們分隔開。我們說，這幅畫正畫出了前門大街的兩重性。

康熙南巡圖（局部）節選自齊心主編《圖說北京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04頁

與市廛稠密的前門大街相比，永定門大街要稀疏一些。永定門大街北部有一座天橋，算是中軸線上的一個建築，但沒什麼皇家味道，清人震鈞在《天咫偶聞》中記道：「天橋南北，地最宏敞，賈人趁墟之貨，每日雲集。……今日天橋左近亦無酒樓，但有玩百戲者，如唱書、走索之屬耳。」（《天咫偶聞》卷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35—136頁）

據民國初年的《順天時報叢談》說：「天橋在正陽門和永定門之間，有橋無水，地處極高，相傳為北京平原之最高處。橋僅三梁，石欄四，兩旁原有矮棚，久已傾圮，至民國又復重修。戲棚甚多，在東則率多布攤及舊貨攤、估衣棚，北連草市，東至金魚池。善於謀生之經濟家，每多取材於此。」（轉引自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641頁）在不同時期的關於天橋的記載中，天橋附近總是一個底層百姓活動的地帶，這裡最終形成了北京的一項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社會文化傳統。

在城市的平面圖上，中軸線是一條抽象的線，但在實際生活中，中軸線是一道極具影響力的城市社會空間，由一些具體的建築物與社會行為構成，集中折射著北京社會的重要特徵。北京社會文化的兩個方面的傳統，即上層皇家朝廷文化和基層百姓文化，在中軸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

中軸線的存在，使北京城的平面出現對稱結構。在對稱結構中，居中的皇朝宮殿可以顯現出統帥兩翼的力量，這是內城中軸線的重要而威嚴的政治功能。比較起來，外城雖然也因中軸線的存在出現對稱結構，但外城的對稱結構的意義不大。前門大街和永定門大街與內城中軸線上縱列的皇宮不可同日而語，大街上雖然活躍熱鬧，但沒有多少權力象徵意義，加上外城中軸線地帶在管理上的寬鬆，使其毫無威嚴可談。

外城中軸線沒有統帥左右兩翼的力量，卻具有南北貫通的功能。南北貫通是外城中軸線的主要空間意義。這種居中的南北貫通路線，除了日常的通行功能之外（這種日常性的功能內城中軸線是沒有的），在特定的情況下，也成為禮儀性通道。皇帝赴天壇祭天，到先農壇行田之禮當然要走這裡。另外，外國使團進京，也會經行這裡。

《清代野記》一書中記錄了光緒年間的一次外國使臣入京的情景：「光緒元年冬，余在京候試，忽市上喧言有外國人入貢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見，余亦隨眾往觀，見其由永定門大街過天橋，入正陽門，而至四譯館止焉。貢品、行李、隨從及護送兵役約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滲金寬博之衣，皆紅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盧帽，而中較高，上似有金綉之飾。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輿，無蓋無帷，如廟中神轎狀。大惑不解。明日見邸抄，始知為廓爾喀也。」（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卷中）

在皇帝不到，外使不來的時候，外城中軸線上全然是百姓的地盤，百姓們在這裡可以開展自己日常的商業、文化行為，也可以自行組織集會慶典。例如「康熙萬壽盛典，正陽門外士民商賈萬餘人建經壇於珠市口」（《京師坊巷志稿》，188—189頁）。

北京城的中軸線，有象徵性與實用性這兩類功能，從皇帝的角度說，重象徵性，而百姓則喜歡實用性。象徵性是內城中軸線的特點，但在實用性上卻很糟，所以當皇權退出歷史舞台之後，內城中軸線的政治意義不復存在，其在內城交通上的不利影響往往成為改造內城平面結構的一個重要理由。

北京中軸線

今天北京市區的發展，令原有中軸線向北面大大延長。所延長的北部中軸線，因為沒有城牆輪廓的襯托，全無空間對稱意義，但因其藉助了傳統中軸線的基礎，所以仍具有空間上的一種核心地位。在北面的延長中軸線上，可以安排象徵性的設計，以充分利用中軸線這份空間「品牌」。但另一方面，也要兼顧其實用性的功能，因為今天的城市中軸線是屬於人民百姓的，要為城市生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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