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與共產黨：敗者自敗，成者天成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12年27期

作者｜楊奎松

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究竟有沒有人心向背的問題呢？當然有。只是，它並不能決定國共兩黨之間的成敗。導致人心向背發生變化的原因，才是國共兩種革命力量較量勝負的所在。如果統治的國民黨讓人絕望，革命的共產黨看起來比國民黨清廉得多，能幹得多，還民主得多，共產黨自身又不再犯過去那樣極端的錯誤，它又如何能不勝利呢？

中共政策轉變之由來

國共兩黨歷史命運的逆轉，形式上可以歸因於1936年的西安事變，實質上卻決定於1935年共產國際新政策的提出與在中國的實施。不僅西安事變乃由此而成，整個抗戰八年，中共由二三萬軍隊和黨員，一舉發展到戰爭結束時的110萬軍隊和120萬黨員，靠的也是這一新政策。

這一新政策所以能發揮巨大威力的原因何在呢？胡繩生前有過一種總結。他的看法是：「國民黨的人只是一小撮，我們的人也很少，實際上是第三種人佔大多數。」「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

胡繩的這一說法中包含著深刻的歷史認識。但是，這畢竟是半個多世紀後少數共產黨人才可能得出的認識。對於「百分之百」地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和經驗來思維的中國共產黨人，當年哪怕是這樣想一下，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如果沒有1935-1936年間一連串看似偶然的情況戲劇性地改變了一切，不僅不會有西安事變，就連促成了西安事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都很難產生出來了。

1935-1936年發生的對中共革命最具決定意義的偶然事件，就是共產國際政策的意外改變。

說它意外，是因為這一政策轉變，甚至也不是共產國際自己決定的，更不必說，中共對此完全是一無所知了。

共產國際被要求轉變政策的基本動因，是蘇聯的外交安全考量。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對蘇聯的遠東構成了威脅，但最初蘇聯並沒有要求共產國際改變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政策。1933年1月，因為德國法西斯上台，進而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沆瀣一氣，公開反蘇反共，蘇聯政府才意識到安全可慮，被迫改變它自身的外交政策，開始向國聯，特別是向歐洲各國提議締結所謂「集體安全條約」，力圖聯合各國政府共同對付德國。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才下決心改變共產國際過去的關門主義政策，要求各國黨改行統一戰線政策，聯合各國社會民主黨，一同來推動歐洲各國政府贊同蘇聯的提議。由於這一政策轉變異常重大，共產國際花了一年多時間才於1935年夏通過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方式，宣告改行新的統一戰線的政策。

共產國際改取新政策，並不就能導致中共很快改變政策。這是因為，中共這時在城市中已經毫無力量，且喪失了幾乎所有的農村根據地。剩下的幾萬紅軍和中共中央，正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下，退至沒有任何現代交通工具可以達到的邊遠的川西地區。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已沒有任何聯繫溝通的條件了。

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與統率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圍繞著應該北上還是應該南下的問題，發生著嚴重的意見分歧。張國燾四方面軍槍多人多，中共中央並不能說服張同意北上中蘇邊境地區。如果遷就了張國燾的意見，中共中央及全部紅軍就將進一步南下轉去更偏僻的川康地區，不僅更加聯繫不到共產國際，無從改行新的政策，就是自行改變政策，也接觸不到一年後能夠用武力停止蔣介石剿共計劃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完全沒有條件及時間對他們開展統戰工作。

巧就巧在一方面共產國際制定了新的統戰政策，允許中共實行統戰；一方面，中共中央裡面有個毛澤東，幾個月前又剛好取得了中央常委的資格，可以參與核心決策。正是由於毛澤東在北上問題上的堅持和勸說，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才敢於只率一部中央紅軍乘夜出逃，脫離了四方面軍的左右，不顧一切開向中蘇（蒙）邊境，力圖接通蘇聯，取得援助。

西安事變少了誰都不成戲

毛澤東的這一選擇其實具有極大的冒險性。一年後四方面軍北上，以相當於1935年中央紅軍北上3倍的兵力組成西路軍，試圖接通蘇聯，最終仍全軍覆沒。當時中共中央及所率紅軍總共只有六七千人，還帶有大批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在既無後方根據地，又完全不熟悉地形民情的情況下，貿然北上硬闖人跡罕見的戈壁灘，其後果可想而知。巧的是，中共中央原本徑直向北挺進，無意在進入甘南之後，讀到報紙，得知在北上附近的陝北，還有一部紅軍和一塊根據地。中共中央因而改變了原定計劃，轉去陝北落了腳。

更巧的是，共產國際因知道陝北根據地的存在，還在召開七大期間就專門派聯絡員從蒙古國潛來陝北，試圖接通中共，傳達新政策的要求。就在中共中央到達陝北蘇區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共產國際聯絡員張浩歷經數月，也輾轉抵達了那裡。結果，中共中央也就順利地在共產國際新政策提出4個月後便得到了指示，從而全面改變了過去排斥一切中間勢力的極端政策。

光有一個統戰政策還不夠，沒有合適的統戰對象，仍舊解決不了中共和紅軍的生存發展前途問題。再巧不過的是，蔣介石恰在這個時候把張學良及其東北軍調到陝甘地區來了。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負責統率包括楊虎城在內的四五部西北地方武裝，共同圍剿紅軍。但張及東北軍官兵、家屬合共二三十萬人，背井離鄉已4年之久，四處漂泊，苦不堪言，一心只想能回東北，根本不想打內戰。和土生土長，生怕紅軍搶奪其地盤的西北地方武裝不同，張學良和東北軍恰恰是中共實施新的統戰工作的最佳對象。而只要成功爭取了張學良東北軍，西北地方武裝，包括楊虎城等部的工作，就容易做通了。一旦分化了張、楊與蔣介石中央政府的關係，紅軍就在陝甘兩省獲得了相當的生存空間。萬一蔣介石中央軍非要剿共不可，弄出西安事變之類的兵變來，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爭取到張、楊，引發了西安事變，打亂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剿共計劃，一時間緩和了中共和紅軍所受到的嚴重威脅，是不是意味著中共就轉危為安了？也不是。西安事變之初，中共中央仍舊把蔣介石看成是反動頭子，頑固不化，因而設想只能除掉蔣介石才能解決問題。然而，除蔣的結果，中國必定會陷於混亂和內戰。就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在國內外陷於極端孤立的情勢，以及當時東北軍、十七路軍戰力薄弱的情況看，可知發生戰亂未必就會對中共有利。

同樣巧得很，莫斯科並不喜歡張學良，從推動中國抗日的角度，它反而認定中國統一抗日非靠蔣介石不可。因此，事變發生後，蘇聯很快即出面干預，中共因此改唱紅臉。最後的結果是張、楊做出了重大犧牲，卻避免了內亂。中共中央隨後宣布承認蔣介石國民黨主導的中央政府地位，接受「改制」、「改編」，轉而實行溫和的改良政策，促成了國內和平。表面上前面的革命失敗了，實際上中共卻因禍得福，並且使自己的政策順勢得以調整，適合了廣大中間勢力和時代的需要。

國民黨的失敗不怪共產黨

相比較而言，蔣介石國民黨掌握著全國政權和各種資源，它用來爭取中間勢力的條件要優於中共不知多少倍。讀蔣介石日記亦可知，南京政府初建不久，他就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不斷提醒自己：「懷柔敵黨，收羅人才，當亟圖之」。光是為籠絡中間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蔣就做了許多努力。不僅極力網羅有意從政者擔任各種行政職務，而且禮賢下士，聘請知名教授單獨授課或面談，還為事業上有困難者慷慨提供經費援助或其他幫助。「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更是不斷組織各種全國性會議，主動問策於名流學者。抗戰一爆發，它還特別成立了具有定期諮詢和議政性質的國民參政會，不分左、右，將眾多社會精英人士聘為可以領取較豐厚薪水的參政員。

但奇怪的是，抗戰開始4年後，剛剛從山溝里走出來，能夠在大後方公開活動的人手極其有限，鮮有資源可加運用的中共，卻成功地與各主要中間黨派和不少地方實力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並成為各派力量與國民黨政府抗爭的重要支持者。到抗戰結束前夕，中共事實上已經成了中間黨派向國民黨提出強硬政治訴求的主要代言人。戰後不久，當國共兩黨關係再度面臨破裂時，多數中間黨派則公開選擇站到了共產黨一邊。內戰打響，兩軍決戰之際，多數過去還游移在兩黨之間的中間派人士和大批知識分子，轉而響應中共組建聯合政府的號召，乾脆集體投奔了共產黨，拋棄了國民黨。

1936年以前長期排斥中間派，抗戰期間也很少有條件對全國範圍的各種中間勢力做工作的共產黨，靠什麼「把中間勢力拉過來」，控制著中央政府的國民黨又是因為什麼越來越多地喪失了中間勢力的同情的呢？

所謂中間勢力，按照胡繩的觀點，其實是包括社會上大多數遊離於國共兩黨之間的人，既有深感對社會和國家負有責任的知識名流和青年學生，也有那些對政治毫不關心，卻厭惡權貴、痛恨不公的芸芸眾生。蔣介石國民黨之所以會從唐德剛所說的「如日中天」的聲望中跌落下來，越來越多地受到社會的批評，根本上還是軍人出身的蔣介石執政理念、統治手法問題多多，導致黨政軍內部勾心鬥角，矛盾重重；官僚階層專橫腐敗，與社會基層嚴重隔膜。

國民黨的悲劇命運在抗戰後期就已顯露無遺了。戰爭最後兩年里，政府、軍隊中醜聞惡行已層出不窮，戰後接收時中央政府巧取豪奪，接收大員「五子登科」，更是把自己推到了社會輿論的對立面。而面對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激烈批評與要求開放政權的強烈呼聲，控制在軍人和黨部人員手中的地方政權，動輒便施以武力鎮壓，包括公開毆打，甚至不惜殺害教授和學生。國民黨政治形象早已是一落千丈，身居統帥之位的蔣介石毫無自知之明，反而堅持要訴諸武力來擊敗共產黨。殊不知八年抗戰後，國家早已是百孔千瘡，戰爭只能進一步惡化形勢，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把民生推到水深火熱的地步。民不聊生的結果，不僅會使民怨沸騰，而且會直接撼動原本就厭戰的軍人的意志。國民黨之走到眾叛親離的地步，動輒便被共產黨所離間，被多數中間勢力所遺棄，說到底還是身為獨裁領袖的蔣介石長期以來統治無方的結果。

共產黨的成功是大勢所趨

正如胡繩所說，所謂中間勢力，絕大多數既不傾向國民黨，也不傾向共產黨。不僅如此，中間勢力中的大多數精英分子，多半都是受英美政治文化熏陶教育成長起來，無論政治上、觀念上，還是歷史上，他們照理都更接近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

《觀察》雜誌主編儲安平直到1947年3月國共兩黨全面開打後，還在告誡國人：「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然而，就是這個儲安平，一年多之後，卻響應中共號召，北上參加新政協，站到共產黨一邊了。把儲安平這樣的知識分子逼走的原因可想而知，國民黨已經發展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接連不斷地查封黨派團體和報紙雜誌，使儲安平這種人不僅沒有了言論的空間，而且隨時可能丟掉性命。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從來主張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卻一直尖銳抨擊國民黨的獨裁與專制，力倡民主政治，甚至公開提議各黨派共同協商，合組聯合政府。

一方面是國民黨越走越極端，一方面是共產黨展現出高度民主的姿態，大批熱切希望另起爐灶的中間人士和知識分子，又如何會不對共產黨寄予厚望呢。

共產黨所以能夠吸引到中間勢力，也並不僅僅在於共產黨打出了民主的旗幟。這即是因為，中國的多數知識精英除了對自由的追求以外，他們像蘇珊·鄧恩所說的法國革命中的那些知識精英們一樣，往往把國家民族的前途，看得比捍衛自由的原則要重得多。他們對辛亥以來長期戰亂、分裂，早已哀怨叢生；好不容易盼到國民黨北伐統一，想不到又來了一個十年內戰和八年外戰；總算熬到抗戰勝利，又因蔣介石有術無謀，不僅國家戰火重燃，社會經濟還被拖到了崩潰的邊緣。他們如何還能寄希望於國民黨呢。

他們寄希望於共產黨人，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共產黨人身上當時有一種讓他們極其看重的朝氣。共產黨原本就是一個窮人黨，不僅意識形態上強調「向窮就好」，黨員幹部的基本成份也基本是窮苦人出身。戰爭條件下，久居農村的共產黨幹部普遍艱苦樸素，作風廉潔，官民平等，且紀律嚴明，這些中國社會久違了的積極清廉之氣，正是眾多中間人士寄希望於共產黨會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多數中間派人士寄希望於共產黨人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均平觀念與提升國力作用的強烈好奇與嚮往。中國多數知識精英都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訓，他們對資本主義在財富分配上的弊病心知肚明。他們害怕社會主義，純粹是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在政治上的獨裁與專制。然而，自從蘇聯政府利用社會主義集權體制，調動舉國資源，一舉將一個落後的俄國，建設成了一個工業化的強國之後，中國知識階層中相當多數的人就已經對社會主義刮目相看了。三、四十年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多半成了政治上希望學英美，經濟上希望學蘇聯的折中派。很顯然，如果共產黨能夠使中國迅速強大起來，為什麼不可以來和它一起創造這個奇蹟呢？

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究竟有沒有人心向背的問題呢？當然有。只是，人心向背所反映的，只是戰後中國兩個左右中國政治的大黨中哪一個更讓人失望，哪一個更讓人希望的一種社會現象，它並不能決定兩者之間的成敗。導致人心向背發生變化的原因，才是國共兩種革命力量較量勝負的所在。如果統治的國民黨讓人絕望，革命的共產黨看起來比國民黨清廉得多，能幹得多，還民主得多，共產黨自身又不再犯過去那樣極端的錯誤，它又如何能不勝利呢。

所謂敗者自敗，成者天成，理也，勢也，命也。

本文摘自《楊奎松著作集·革命》 作者：楊奎松 出版：廣西師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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