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發展史：文學活動的原則，日丹諾夫主義的強制推行

百家原創作者：瀧瀧觀歷史在俄羅斯作家們組成的作家協會研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時，高爾基在代表大會上體出了自己的定義，但是卻遭到日丹諾夫的反對，日丹諾夫和高爾基的觀點相悖，於是日丹諾夫主義出現了，他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行了一番定論，獲得了肯定，於是作家協會發表了一些協議，社會上也根據他的觀點發表了一些報告。

如《星》和《列寧格勒》本是當時蘇聯有影響的兩家大型綜合性文學刊物，其所在地列寧格勒在俄羅斯歷史上向來是以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較大的城市著稱的，這兩家雜誌也體現了這種氣息。

於是，聯共中央決議譴責兩雜誌刊登「在思想上背道而馳的作品」，批評列寧格勒市委，讓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等人「在雜誌中佔據領導地位」，指責以吉洪諾夫為首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縱容了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傾向和風習滲入兩雜誌」。

他要求一切文學活動都必須「以政治為指針」，強調當時的蘇聯文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學」；把西方現代文學藝術視為洪水猛獸，稱其中「充滿著惡棍、歌女、對一切冒險家與騙子的通姦和奇遇的讚頌」；完全否定現代俄羅斯文學中的所有非現實主義流派，把這些流派的一些主要作家稱為「政治和藝術上反動的蒙味主義與叛變行為的代表者」。

日丹諾夫對阿赫瑪托娃的辱罵更為惡毒，說「她的詩歌是奔跑在閨房和禮拜堂之間的發狂的貴婦人的詩歌」，她「並不完全是尼姑，並不完全是蕩婦，說得確切些，而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和尼姑」日丹諾夫還猛烈抨擊了「反動的文學派別」象徵派、阿克梅派、「謝拉皮翁兄弟「以及各種「廢「潮、團體和流派，然後明確要求作家們要「以蘇維埃制度所賴以生存的東西為指，即以政治為指針」來進行創作。

在聯共中央決議和日丹諾夫的報告之後，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也隨之作出決議，決定解除吉洪諾夫的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職務，改組作協理事會，開除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的蘇聯作家協會會籍。這一舉措的出台和實施也提供了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預文學團體的範例。1948年，在聯共中央發布《關於穆拉傑里的歌劇偉大的友誼》的決議之前，日丹諾夫又在聯共中央召開的蘇聯音樂工作者會議上致開幕詞井作了長篇發言。

他點名批判了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米亞斯科夫斯基、哈恰圖良等「音樂中形式主義傾向的主要領導人物」，斷言這一傾向所表現的是「在虛偽的革新旗幟之下擯棄古典遺產、棄音樂的人民性、擯棄為人民服務而去滿足一小撮第一流的唯美主義者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情緒。日丹諾夫把這一次在蘇聯音樂創作領域的批判運動和1936年的批判形式主義運動聯繫起來。

日丹諾夫主義的強制推行，在戰後個人崇拜迅速達到頂峰的時代條件下造成了俄羅斯本土文學更嚴重的滑坡。作家和批評家們不再敢於進行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的任何探索，他們在理論上只能去轉述、宣傳中央決議精神和日丹諾夫講話的觀點，在創作上只能按照日丹諾夫主義的要求去寫一些順應時勢的作品。在批判、開除、逮捕、流放、鎮壓的威脅面前，人們或委曲求全，或保持沉默，或檢討認錯，文壇出現了萬馬齊暗的困難局面。

這兩類作品都是粉飾現實，掩蓋社會矛盾，其區別僅僅在於:前者為一種虛假的樂觀主義所籠罩，作品中充滿著勝利和喜慶的場面，人物完美無缺、非梵谷尚，環境一片光明、無限美好，語言運用上顯示出對文件用語和報刊宣傳辭彙的直接照搬；後者依照「無衝突論」公式「安排」現實，組織情節，設置人物，以長、沉悶的敘述代替對生活真實的描寫，結構布局上總是在「克服困難」之後出現大團圓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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