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 | 金庸：把武俠融入中華文化，劍氣橫掃華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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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鄉華聞 · HERLAND

她鄉華聞(微信ID：chicvancouver)編輯

他的江湖，統領了幾代人的記憶！

幾代人的記憶——金庸，於亞洲時間2018年10月30日成為了永恆，享年94歲。他的作品陪伴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青春歲月，但他的影響力，往縱的看，勢將跨越更多世代；往橫的看，覆蓋了全球華人世界。

大俠寫武俠竟是被迫

金庸生於1924年，浙江海寧人，詩人徐志摩是其親舅舅之子，算起來是他的表哥。他受訪時曾表示，這輩子最大心愿是當歷史學者。他原可像「表哥」徐志摩般喝洋墨水，奈何念初中時卻遇到八年抗戰爆發，開始流亡學生的漂泊生涯。

一如令狐沖、楊過，桀驁不馴的金庸曾兩度被學校「逐出師門」，還因戰亂拿不到大學證書。但他憑藉過人毅力，在中央圖書館工作時博覽群書，奠定寫武俠小說的文史基礎。

1948年，金庸被上海《大公報》派往香港，展開新的人生。

那時，他還沒有寫武俠小說的想法，只想兢兢業業地做好新聞人的工作。然而，歷史卻將他的人生扭了一個彎。1955年，梁羽生結束《新晚報》的武俠小說連載，總編輯羅孚便要求金庸接下重任，

金庸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寫出處女作《書劍恩仇錄》，沒想到一炮而紅

。從此，欲罷不能，無法收手。

他從1955年開始連載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到1972年寫完《鹿鼎記》後封筆，17年間其所有作品都在香港的報章（包括他自己創立的《明報》）連載和出版。由於當年還在英領之下的香港，已是華人世界的國際都會，因此，透過當時比起中國大陸和台灣相對便利的傳播途徑，金庸的小說很快成為海外華人（和非華人）學習中文的教科書。

1986年起，台北遠流出版

「金庸作品集」

，當時作品集的封底有這麼幾句介紹詞：「從台北到紐約，從香港到倫敦，從東京到上海，中國人所到的地方，他們可能說不同的方言，可能吃不同的菜式，可能有不同政治立場，但他們都讀——金庸作品集」。

雖有廣告性質，說的卻是事實。

近五六十年間，流行華人世界的通俗小說，大概分為兩支，一支是以瓊瑤、亦舒為主的愛情小說，在這系列愛情小說中，人們只能看見故事，感受男女情愛，但看不到「文字」，也感受不到文字的魅力。

另一支流行的通俗小說，就是以金庸、古龍為主的「現代派」武俠小說（相對於較早期的王度廬、還珠樓主而言）。其中，古龍的小說著重於故事的情節安排，令人意想不到結局，「出奇制勝」，例如《流星蝴蝶劍》，最後才出現的「壞人」，竟是前面扮了九成「好人」的律香川。但坦白說，古龍小說的文字表現平平。

將歷史、文化與武俠相融

不同於古龍的是，金庸的小說，很少有意想不到的結局，張無忌就是張無忌，韋小寶到最後，仍改不掉其「嬉皮」（或玩世不恭）的性格，還是那個韋小寶。

但，你不能否認，他的小說，始終沉澱著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

金庸喜歡讀史，更嗜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寫武俠小說之後，很自然地把歷史融進去，半真半假之間，形成他的文化骨胳。

別看他筆下人物雖是虛構，但歷史背景卻力求真實準確。《神鵰俠侶》中，污辱小龍女的尹志平史上確有其人。經尹氏後人抗議，金庸便在新新版中改成另一名道士。他也認真考據各時代的禮法，證明楊過、小龍女的「師生戀」在宋代的確不為禮法所容，而韋小寶娶七個老婆在清代卻是絕對可能的。

金庸甚至在《碧血劍》、《射鵰英雄傳》中加入了《袁崇煥評傳》、《成吉思汗與其家族》等歷史論文，

讓歷史人物與虛構小說參差對照，開創武俠小說的新局與高峰

。

金庸寫武俠串入歷史，寫到真偽難辨。

早年，台灣曾有中學考歷史，考題出「誰簽定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竟有考生回答「韋小寶」。因為在《鹿鼎記》中，就是這麼寫的。

其實有點像《三國演義》，不少地方誇大了正史（《三國志》），甚至改編了正史。就拿「空城記"來說，正史中的諸葛亮並未對司馬懿施用過「空城記」，反倒是，一身是膽的常山趙子龍曾用過一次，但這不改《三國演義》的文化價值。

這是在中國的「演義」傳統下被認可的一種寫作姿態。

課外最佳語文教本

金庸曾把所創作的小說名稱的首字聯成一副對聯，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

這副對聯的上聯「飛雪連天射白鹿」，指的是《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下聯「笑書神俠倚碧鴛」，說的是《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鵰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

這副對聯，

恰恰印證了金庸在書寫武俠小說時，筆底生出的中國歷史文化的厚重底氣。

許多來自中港台的華人移民，在年少求學時，面對的教科書作品，多半就是《師說》、《出師表》這類「硬作品」，現代作品也不外《再別康橋》、《背影》一類的「軟作品」。

因此，在華人共同成長的記憶中，有一部分則是課桌上放一本國文課本，課桌下藏一本金庸的武俠小說。

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和正氣凜然的文字之間，呼應了講台上老師的諄諄教誨，認識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對於海外華人來講，為下一代學習中文準備的「正式教本」之外，金庸作品也是絕佳的課外讀物。

海外華人在充滿對古代俠客和奇門招術的幻想中，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印象。

正如近20年，《哈利波特》（Harry Porter）吸引了不少母語為非英語的人對學英語甚至英國文化的興趣。

影視延展文化傳承

除了書本，

金庸小說的另一個傳播渠道就是影視劇

。

早年拍了不少武俠電影的香港邵氏公司，所拍或改編的原著，就是以古龍與金庸為大宗。在古龍電影（不少是由楚原執導）的風格中，其小說因敘事較單一，改拍的電影多半能維持其小說的「懸疑」基調。也因為「懸疑」，多會由男一號扮演「偵探」的角色，楚留香、陸小鳳就是典型。

而金庸的小說，由於敘述複雜，小說中往往藏有多條主線，在改拍時，導演在兩小時的片長中，只能「精選」方便揮灑的部分。例如《連城訣》，其實算是金庸系列作品中篇幅比較短的，但書中就有狄雲、戚芳（加上萬圭，就是三角戀）和丁典、凌霜華兩段愛情故事。而尋找連城訣，原本是尋找「武功秘笈」，最後則變成尋找寶藏的埋藏地，從而揭示出人性的醜惡。

書的情節很緊湊，但1980年由邵氏出品、導演牟敦芾拍攝的《連城訣》（前一陣子在溫哥華過世的武俠明星岳華，在片中演出凌退思一角），就必須省略狄雲、戚芳這部分，丁典、凌霜華也不得不草草帶過。

不過，由於自1970年代開始，香港人往北美移民（部分去歐洲）逐漸增多，而金庸自1972年封筆《鹿鼎記》之後，根據其武俠小說改編的電影大行其道，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些武俠電影也大多是由香港的電影公司拍攝。因此，早年這批香港移民會藉由金庸電影，抒發鄉愁。同時，在為下一代如何能「不忘中文」尋找方法時，就想到了金庸（當然還有古龍，或者瓊瑤、亦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