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真正的歷史無法用文字書寫

原標題：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真正的歷史無法用文字書寫

來源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九州出版社，饒佳榮 譯

實際上，西南聯大真正的歷史（THE HISTORY）是無法用文字書寫的，而我能與諸位分享的只是這樣一部西南聯大史（a history）。在聯大卓越的先賢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並蓄之風的指引下，我期望中國朋友能借鑒聯大豐富的經驗與智慧為他們國家的高等教育揚帆導航。

——易社強

1941年初爆發的皖南事變，幾乎把國共兩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拖向崩潰的邊緣，年底美國加入反法西斯的陣營。受皖南事變的影響，左派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宣告了聯大三年來活躍政治氛圍的終結；隨著美國參戰，陳納德及其飛虎隊來到中國大陸，幫助擊退了日機，基本上消除了空襲的威脅。而就在這一年，通貨膨脹開始加劇，不停地蠶食著聯大一心向學、沉潛研究的極其有限的保障。自此，這所大學進入長期自力更生的階段。

師生情狀

就當時而言，聯大學生的激進主義至少短時間內很難再次點燃。皖南事變以來，三青團和群社一度熱火朝天的辯論漸漸隱入記憶，聯大學生要麼埋頭苦讀，要麼泡茶館、打橋牌、跳舞打發時間。學生自治會選舉時，大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保住職位，因此變得死氣沉沉。一開始大家都是激情四溢，而今意興闌珊，暮氣橫生。1941年8月，在外地左躲右藏了半年以後，青年積極分子林元回到聯大，發現校園裡一片「荒涼、寂寞」。抗日歌不唱了，讀書會、時事報告會、辯論會沒有了，壁報「轉眼間不見了」。

對於那些不參與政治活動的同學而言，情況並不見得糟糕。艱苦是冒險的題中應有之意，集中心力面對它就是了。戰爭進入相持階段，1937年以來過慣了漂泊生活的學生，已不覺得昆明的條件特別艱苦。不管是專心學習，還是兼職、泡茶館、打橋牌、參加舞會，青年學生的適應能力使他們應對自如。學習和友誼的歡樂，愛情的創傷，都成了生活的佐料和意義。

然而，他們的老師卻不這麼看。離開中國的文化之都，不再享受優渥的生活，家人不得團聚，在通貨膨脹的形勢下憑著薪水養家糊口，這些教師覺得，戰爭歲月里在雲南的生活一點也不浪漫，讓人沮喪失意，度日如年。1941年7月，錢端升埋怨道：「這裡的大學生活，事事不盡如人意。我不清楚西南聯大是否還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我想它應該是最棒的。要是這樣，那隻能說中國所有的大學都很差。三所學校不能同一條心……無論什麼事，都是打水漂。每個人都意氣消沉，萎靡不振。」

到1943年，這種抱怨已經演變成深刻的心理問題。當時在華盛頓任駐美大使的胡適是前北大文學院院長，蔣夢麟校長在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

聯大苦撐五載，一切緣軌而行，吾輩自覺不滿，而國中青年仍視為學府北辰，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則欲求聯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聯大之議。……我發恨時很想把你們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蔣夢麟的灰心喪意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哲學家湯用彤在1943年1月19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北大南遷以來，其固有之精神雖仍未衰，而為時勢所迫，學校內部不免日嫌空虛。」人身安全無保障，經濟拮据窘迫，學者也不像以往那樣具有創造力。湯用彤哀嘆，「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漸趨不振，同人精神無所寄託。」 稍後，北大語言學家羅常培描繪了一幅更加慘淡的畫面：

在昆明住了六年，頗有沉悶孤寂之感！……絕對的同行……偶爾寫一點東西，錯處沒人修正，好處沒人欣賞…… 我漸漸失去了學術重心，專以文科而論，如錫予、如覺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則限於經費，一則限於領導者的精力，處處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氣。

通貨膨脹逐漸消耗了這些領薪水的中產階級的精力。1943年5月，訪問昆明時，費正清發現營養不良的「聯大教授坐在太陽下喝茶，什麼事都不想做」。他的老朋友蕭蘧以前精力充沛、身體強健，現在穿得像個「流浪漢，破衣破帽，渾身上下都是補丁，掛著一條領帶，好多地方磨得發光，洗得發白，就像迷彩服一樣……去市場，去學校，來回都是靠雙腿奔波，用人不在時，就在家裡幫忙，這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費正清目睹了聯大教授與CC系控制的重慶政府之間的明爭暗鬥——「聯大教授心裡很清楚，政府期望他們銷聲匿跡，期望他們的組織分崩離析，期望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返回校園的學生身上，而不是過多關注國民的思想傾向。政府就想看看，這種形勢下，這些人能堅持多久。」

聯大教師排除萬難維持生活的故事，一直感染著人們。費正清寫道，「（錢）端升把大衣賣掉之後，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別人穿著自己的大衣。」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的妻子馮叔明親自做芝麻燒餅，賣給學生，以換取生活費。梅貽琦的夫人在家自製點心，用少女時代的名字作自我介紹，把「定勝糕」賣給當地老闆。在如此拮据窘困的條件下，聯大校長的妻子盡其所能維持體面的生活。

新校舍的生活

聯大學生住宿是免費的。在始料未及的漫長的戰爭歲月，簡陋的住宿條件與其說歸結為通貨膨脹，不如承認是因為作為權宜之計的「臨時」設施日漸老化朽壞。城北舊墳地邊上的「新校舍」，卻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聯大任命卓有聲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擔任建設處顧問，但囿於經濟形勢，大名鼎鼎的建築學家及其才華橫溢的妻子根本無從發揮他們的才能。聯大校園佔據了環城北路兩側：南區是理學院和幾個學生服務機構，更廣闊的北區則有男生宿舍、教室、食堂和圖書館。 各個小區用粗糙的泥坯牆隔開。師生提到聯大校園時，一般是指新校舍，而提到新校舍時，一般是指北區。

北區有一扇簡單的木門，對著穿過南區和北區的土路。一直往前走，路右邊有一個日軍炸彈爆炸後留下的大坑，下雨時就成了一塊水窪。坑的北邊，不遠處是一塊寬闊的空地，聯大人稱作「草坪」，後面矗立著聯大唯一一幢二層建築，那就是圖書館。有個訪問者寫道，圖書館「就像一個巨大的倉庫，有堅硬的土泥地板，許多烏鴉嘎嘎叫著滑行而過，要麼就挑釁地停在書架或書桌上」，青年學子對此視而不見。北區東邊是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後面是食堂。中間有條路，路西是排列整齊的男生宿舍。宿舍、教室的牆壁和地面，都是用泥坯築成的。主要區別在於：宿舍是茅草屋頂，教室是波浪紋般的鐵皮頂，兩者都不甚理想。下大雨時，宿舍會漏雨，教室屋頂會叮叮咚咚響，授課者只有提高音量大聲喊叫，學生才能聽見。宿舍兩頭都有門。牆上是木頭窗戶，沒有窗戶紙，更別提玻璃了，學生便糊上包裝紙或報紙。

每個寢室里，中間是一條過道，兩邊約有四十個鋪位。大多數學生在床鋪上掛著床單、毛毯或帆布，圍成四個人的小王國。一位記者這樣描寫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寢室：

通風不良，人滿為患，雜亂無章，讓人想起舊中國輪船上擁擠沉悶的二等艙。這四年航行生活，乘客在上下鋪床上生活、睡眠，蚊帳一半好一半壞，行李箱、柜子、圖書、臉盆和衣服塞在床鋪上下，洗過的衣物掛在過道中間。

這些校舍建於1939年， 當時認為戰爭最多還會持續五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越來越難以滿足需要了。許多睡在上鋪的同學不得不撐開雨傘，以免雨水從日漸增多的茅草空隙中落下來，滴在自己身上。驅逐昆蟲之類的小動物是一件麻煩事；對於某些「兩腿動物」，他們也無計可施——由於新校舍的房子都不上鎖，很難辨別誰是陌生來客，也就很難防止入室盜竊。在隔成小房間的布幕上，有人貼出告示：「非請勿進，免涉嫌疑」、「訪友揚聲」、「主人不在，佳賓止步」。有位學生髮現，剛從當鋪買來的西裝早上掛在寢室窗台上，不一會兒就不見了。

實際上，一些在新校舍有床位的學生在校外租房子，所以很多「小王國」只有兩三個人住。剩下的地方就被用來存放衣服、書本等雜物。總體上說，新校舍比昆華中學北院的條件好多了，在那裡十六個大一男生合住一個宿舍，還不能隔成小間。在學校北區，五六個大一、大二女生擠在一幢破爛不堪的老房子里，寢室在二樓，到處都是灰塵。三四年級的同學睡的是單人床，她們的宿舍略微寬敞一些。每當有女生走上破舊的木樓梯時，灰塵就會落在一樓食堂的餐桌上。

聯大八年，一直未能解決校舍問題。新校舍只能提供一半的宿舍和教室。有些搬到鄉下的學校決定準備遷回原址，而聯大租用了它們的校舍，所以根本無法馬上安置妥當。梅貽琦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催要地皮。昆明辦學期間，大一學生宿舍換過不止六次。每個學年都會有新的難關。1942年秋，為供應大一學生住宿，學校當局命令助教騰出宿舍， 遭到青年教師的拒絕。校方沒有為先修班學生安排住宿，他們便湧向軍訓處，要求糾正這種做法。此外，大一學生沒有地方吃飯，教室非常緊缺，有時候午飯時間也會安排上課，這意味著有些本科生中午得餓肚子。

健康狀況

鑒於昆明的條件——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營養；生活用水不衛生；長時間不洗澡；穿衣只能基本保暖，住宿就是找個地方棲息而已——聯大師生出現很多健康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一位訪問者在1939年7月寫道，「醫療保障援助資金的問題日益嚴重。許多學生的伙食十分粗劣，一年下來，他們開始感覺到它的影響。昆明一年到頭都有瘧疾，而金雞納霜太貴，學生靠救濟金根本買不起。」

對於有家室的教師，要是家人生病，生活就會亂得一團糟。正如燕京大學神學家趙紫宸在昆明休假時（1939—1940年）所發覺的，他妻子由於跳蚤叮咬感染了立克次氏體，於是「我一下子成了護士、用人、廚師、房主。我掃地、拖地、扇炭爐、找醫生、搜尋醫生開出的昂貴的藥方……高價購買有可能治癒疾病的藥物，服侍病號，打理一切事務」。

相對說來，趙紫宸還是比較輕鬆的，因為那時通貨膨脹還沒有完全爆發，日本還沒有封鎖通道，否則根本就找不到醫藥。像吳晗，在整個戰爭時期，照料患病的妻子，付出就要多得多。即使沒有大病，教師家屬的生活也會捉襟見肘。1943年5月，訪問錢端升之後，費正清寫道：「他最近一直頭疼，不想走遠。他的妻子和三個小男孩都曬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厲害。她說她怕冷，對小病已經沒有抵抗力了。」

校醫室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正如1944年1月《新華日報》所揭露的：「近來同學患病的特別多，『昆明熱』和『擺子』 尤為猖獗。校醫又遲到早退，每天只是上午九點來，到十一點半辦公，因為他們當校醫是兼差，主要的業務還是自己的診療所和生意呢！」

學生體質下降，學術水平也隨之降低。早上七點鐘上課，學生看起來疲憊不堪。白天，沒精打采，無力解決擺在面前的問題。他們的悟性和記憶力也在下滑。

1944年11月，校醫室接待了2,119名學生，1,033人看內科，573人看眼科。據報道，患病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營養和光線昏暗。

圖書館和茶館

從一開始，學生就很難找到一個安靜明亮的地方學習。到處都是人滿為患，光線暗淡。在狹小的寢室里，和三個同學共用一張書桌，這需要全神貫注才能辦到。1939年新校舍投入使用時，每個寢室都有三四盞煤油燈，但光線極其微弱，學生連鋪蓋都無法找到，更別說讀書寫字了。1940年，寢室安裝了電燈，但照明沒有任何改善，只能從中看出昆明電力極度匱乏，100瓦的電燈泡只有30瓦的效率。電力部門輪流分配城市用電，停電也就司空見慣了。

聯大唯一真正明亮的地方是拓東路工學院的圖書館，那裡有學生搭建變壓器增加電力。城北一帶，新校舍圖書館裝有四盞碩大的煤氣燈，吸引了一大批學生。圖書館在晚上七點開門，他們提前一個小時站在門外等候。到了六點四十五分，圖書館台階和前面的「草坪」上就擠滿了搶佔座位的學生。當兩扇玻璃門打開時，瘋狂的青年學子衝進去搶佔靠近電燈的座位，並把書本、衣服或其他東西扔在鄰近的桌椅上，為朋友佔位。不一會兒，所有十英尺長的凳子都擠了六個學生。這個地方總共能容納六百人。

不過，競爭最激烈的不是搶佔座位， 而是預約參考書，因為必讀書一直都有人預約。幾乎沒有學生買得起制定的外版教科書——縱然有人很幸運地在當地市場上找到了——他們還得依賴參考書。這些書可以提前一天預約，但未必就能借到，因為總是供不應求。菲爾柴爾德、弗內斯和巴克合著的《經濟學概論》，尋求的人數最多，這是陳岱孫講授的經濟學概論的指定教材，這門課有一百多名學生，卻只有五六本書。宿舍同學和伙食小組經常派人檢查圖書是否準時下傳，以便第二天分配。臨近考試，晚上在圖書館用功的人太多，許多學生便常常光顧明亮的茶館。

大西門附近有五十多個茶館，門臉都很小，一般只能容納十來個客人，但它們有克爾曼式的燈籠（後來裝了電燈），是讀書、寫作、聊天的好地方。只花幾分錢，兩三個朋友就可以共享一壺茶，一直待到茶館打烊。大部分男生都有自己喜歡的茶館，他們認識店老闆，與熟人打交道感到很自在。由於傳統中國女性通常不在公共場所活動，聯大大部分女生在天黑以後就猶豫要不要去冒險，這樣一來，泡茶館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男性的專利。

從做生意的角度看，學生是城北茶館的主顧，但可能算不上理想的消費者。讓這些年輕的窮學生在茶館待整個晚上，沒有老闆可以發家致富（儘管他們的舉止不像當地某些紈絝子弟那樣惹人厭煩）。最初，由於聯大市場的發展，茶館猛增，後來，有些店主試圖阻止學生進入，有些老闆則故意調暗燈光。

某些茶館也成為著名學者出沒之地。例如，在他們經常光顧的茶館裡，清華性情乖張的哲學家沈有鼎和北大放蕩不羈的化學家曾昭掄展開學術辯論，這種場景並不罕見。茶館的格調各不相同，但都按照校歷經營。考試期間，茶館安靜得連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見。期末考試一結束，很快就恢復了往日的喧鬧。暑期，聯大圖書館閉館，茶館實際上就成了唯一燈火通明可以夜讀的去處。

除了讀書、寫作、談天、喝茶，聯大學生有時候也打橋牌——他們幽默地譯成「不理智」。

文學創作與講座

經過數年躲躲藏藏、一輪又一輪的空襲和政治動亂，在皖南事變之後，校園生活開始分裂。但從1942年到1945年，相對而言，聯大不像戰初那樣混亂，也不像戰後那樣充滿恐怖的氣氛，聯大文學至此確立自己的風格。就某些方面而言，這不是一段激動人心的歲月，對激進分子而言尤其如此，他們委曲求全，按共產黨的指示靜觀時變。然而，當群社和冬青社以前的骨幹、中共地下黨員和其他學生於1941年10月策劃創辦文藝期刊時，這段日子卻成為他們的收穫季節。

這項事業由兩位廣東籍的文學愛好者發起，一位是中文系學生林元，他因皖南事變流亡在外，此時剛剛返回校園，另一位是經濟系學生蔡漢榮。通過廣告宣傳，他們從旅居昆明的廣東商人那裡拉來贊助，得以創辦《文聚》雜誌。他們認為昆明沉寂的文藝界需要振奮人心的消息，這得到了老師的支持和贊同。在創刊號上，編者宣稱該刊致力於扶持「純文學」。在政治活躍分子看來，這等於默認局勢不利於提出激進的倡議。但「純文學」也暗示了對「戰時文學」的拒絕， 「尤其是純粹『殺』『殺』口號的體裁」。無論愛國教誨在初期的戰爭動員上可能起過什麼作用，它都不能為忍受持久戰提供至關重要的精神食糧。

彷彿是為了強調新動向，《文聚》第一期刊登了朱自清的評論，他主張中國詩人超越抒情詩和象徵詩的傳統，以日常清朗的語言創作「明白和流暢」的「散文化」的詩。這期還發表了李廣田和沈從文描寫戰時景象的散文。在慷慨激昂鏗鏘有力的詩作《讚美》中，穆旦表達了他對中華民族由艱苦卓絕的抗戰走向復興的信念。另一首詩作是聯大外文系杜運燮的《滇緬公路》，這是他根據自己當兵的體驗寫成的。同杜運燮一樣，沈從文的追隨者汪曾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他發表了意識流小說《待車》——與林元關於當代學生生活的小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是一篇現實主義作品。

《文聚》彙集了聯大最好的詩歌、小說和評論。在這本刊物上，第一次出現了馮至幾首著名的十四行詩，還有隨筆，以及他翻譯的里爾克和尼採的詩作。其他經常撰稿的老師包括沈從文、李廣田和卞之琳。編者也向聯大校外的人約稿，包括延安的作者，如何其芳、楊剛和袁水拍。從1943年起，《文聚》出版了一系列圖書，包括沈從文的長篇小說《長河》，馮至的中篇《楚國的亡臣》，以及劉兆凡、林元、蔡漢榮、李廣田、卞之琳和穆旦等人的作品，證明了聯大師生的創作活力。

《文聚》一直出版到1946年春聯大解散。在戰爭和政治動亂的歲月，它勉力保持了精湛的藝術水平。《文聚》並不迴避政治和社會評論，相反它刊發過楊剛的長詩《我想念你呀，莫斯科》，作者寫於1943年德國進攻蘇聯首都期間。《文聚》的關注面向相當廣泛，正如林元後來所回憶的：

《文聚》上很多文章都是從這個或那個側面反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沸騰的人民生活的。但人們的生活像黃河長江之水，不是每時每刻都沸沸揚揚，而更多的時候是平靜地悠悠流去。讀者……需要藝術，需要美……《文聚》發表了不少美文，發表了不少有關自然景物和人類心靈的美文。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主張文學為政治服務。幾個月後，這篇講話即刊登在《文聚》上。

然而，昆明的思想話語不能僅限於出版這一種形式，這需要時間、組織和資金。演講也是傳播思想的重要渠道。抗戰期間，聯大教授和其他專家的公開講演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考古學家董作賓、科學社社長任鴻雋、政治學家羅隆基、甲骨文研究權威陳夢家和長老會傳教士W. H. 克拉克都被學生自治會邀請來講演，暑期生活因此充滿活力。同樣，在學生自治會的協助下，錢端升談美國與東亞的關係，何永佶談英國與東亞的關係，洪思齊談蘇聯與東亞的關係，馮友蘭談哲學與青年，賀麟談青年與信仰，沈從文、朱自清、羅常培和聞一多則探討各種文藝問題。文化與人生協會主辦了二十多場演講，其中有馮友蘭的「人生之意義」和潘光旦的「儒家思想和青年生活」。 1942年秋，一個學期下來，國文學會和歷史學會聯合舉辦的文史論壇就推出了聯大教授主講的二十多場講座，每位演講人在自己的領域都有深湛的造詣。

昆明的戰略意義在於，它是滇越鐵路以及後來建成的滇緬公路在中國的終點，也是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空運地，這就意味著學界和政界的名流會經常路過昆明，有時候就被邀請在聯大做一次講演。1938年12月，國民黨著名的歷史學家、後來追隨汪精衛而去的陶希聖，與汪氏前往河內路過昆明期間，他在演講中表示對抗戰局勢感到悲觀。聯大的講台同樣尊敬四處漂泊的學者，比如陳衡哲及其丈夫任鴻雋，他在1939—1941年擔任昆明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41年秋，優秀的小說家老舍連續作了四場講演。

聯大沒有禮堂。一些重要的講演就安排在昆華中學北院進行，有的就在雲南大學禮堂舉行。1944年，蔣介石臭名昭著的腐敗連襟孔祥熙就是在雲大禮堂遭到嘲笑，噓聲四起。皖南事變後，在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康澤發表了充滿爭議的捍衛官方反共思想的演講，那裡也是每月時事講演的地方。

人們通常認為聯大全體學生都會去聽演講，其實絕大部分是大一學生，他們剛進大學，根本不把軍訓教官的命令當回事，甚至到了公然藐視的地步。1943年3月，李約瑟的演講「科學在戰爭中的地位」結束以後，奇瘦無比的毛鴻中校宣布點名。但學生一到集合地點，就有人大喊，「開飯了！」於是眾人一鬨而散。他們對吃飯時間極為重視。國民黨正統分子劉健群也察覺到這一點。他演講過後，邀請文池獎學金獲得者在早餐時間聊天。結果，連那些對他回答政治問題時含糊其辭表示諒解的學生，也不肯寬恕他拖了老長時間使他們錯過了午飯。

在來訪的演講者當中，作家林語堂是人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他曾於1943—1944年冬在雲大禮堂演講。在某些正統分子看來，與其說林語堂是中國人，不如說他更像個美國人，因此頗受這群人的鄙夷。林語堂崇尚道家思想，使得政治積極分子對他頗不信任。他在演講中強作幽默，更增加了他的負面形象。不過，他還是被大家記住了，因為他形容聯大學生生活的雋語：「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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