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盜（海商）的興衰：基於全球經濟發展的視角》述評
原標題：《明清海盜（海商）的興衰：基於全球經濟發展的視角》述評
隨著海洋強國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海洋，海洋史的研究也愈發受到學界的重視。王濤博士新著《明清海盜（海商）的興衰：基於全球經濟發展的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採取全球史的宏大敘事，深入考察了明清時期海盜、海商勢力的興衰與全球經濟波瀾壯闊的發展態勢，令人耳目一新，實為不可多得之佳作。
早有學者提出，要關注明清海盜活動與近代西方殖民擴張之間相互關係問題，但是深刻精到的研究似乎並不多見。該書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將本書的主角，明清時期的中國海盜與海商兩個群體視作一個整體，置於19世紀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的大歷史中，探討全球範圍內海盜活動與中國海盜的關聯性意義，以及中國海盜與中外貿易之間的緊密聯繫，進而思考中國海盜、海商勢力興衰與明清王朝在海洋發展上的政策取向與舉措得失的因果性關係，問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一
本書為斷代專題史研究，涉及面極為廣闊，內容十分複雜。全書分為七章，首章內容為學術史回顧，並介紹了運用的史料和研究方法，其餘章節講述自中世紀至明清時期，亞歐大陸東西兩端各國為爭奪貿易利益，在海上展開爭霸的歷史，回應中國為何會在明清兩代之後，落後於西方。
第二章「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與爭鬥」回溯了中世紀地中海「雙雄」威尼斯和熱那亞崛起的歷史。作者指出，相對於中國來說，歐洲列國的自然條件並沒有比較優勢。除法、徳兩國，西歐平原農業較為發達，其他歐洲國家缺乏支撐霸權的農業基礎。在前工業時代，只有穩定的農業生產，才能為一個國家建立安身立命的基礎，乃至為其提供稱霸的條件。本章揭示了大西洋沿岸諸國掀起航海熱的經濟學原因，還提出多政治體共存的現實，使得歐洲長時間處於持續高強度競爭的環境中。這種環境導致歐洲社會逐漸呈現出一種剛性狀態；當面對危機時，這些處於剛性狀態的國家以對外擴張的方式來擺脫危機，如早期威尼斯、熱那亞在地中海上以武裝爭奪貿易，其後西、葡二國分東西二向，往全球武裝殖民，而荷、英兩國則進行全球性的貿易戰爭。作者將這些擴張方式統稱為「地中海武裝貿易模式」。擴張所得到的高額貿易利潤，為缺乏耕地的政治實體維持穩固的政治霸權提供了經濟支撐。而這種「地中海武裝貿易模式」，也隨著歐洲諸國的海外擴張輸出至世界各地。
第三章《大航海時代初期「倭寇」的興衰》，目光回到與地中海雙雄同時代的東亞世界。此時明朝已將蒙元政權趕回漠北。在重建國家秩序過程中，朱元璋面對海洋問題，一方面恢復舊有朝貢體系，另一方面為防張士誠、方國珍的餘孽在海上重演蘭秀山故事，著手實施海禁。洪武三十年，明帝國全面禁絕了私人海貿活動，並建立了依附於海禁的海防衛所體系，一邊對民間海上活動實施海禁，另一邊又開放官方朝貢貿易，帝國的海洋政策在矛盾中開始運行。永樂年間，雖有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但也只是官方航海活動的一抹餘暉。在此之後，只剩下王朝體制之外暗流涌動的民間走私與朝貢體系下時有時無日漸沒落的官方貿易。不過本書作者認為，海禁沒有讓中國人放棄海洋，海貿所蘊含的巨額利潤讓「君子」變成「逐利」的小人，駐守海邊的官員與走南闖北的海商，這些離海洋最近也最為熟知海貿之利的人群，顯然沒有聽從朝廷的王命，他們在檯面之下苟且地進行走私。這種看似平衡的海貿制度持續了百余年，在「逐利小人」的蛀蝕下，隨時會因某種外力的介入而瞬間垮塌，葡萄牙人的到來成為了打破這種平衡的外力，造成原有的貿易制度崩塌，隨即引發新一輪的利益爭奪，倭寇、汪直、葡萄牙人輪番上陣。葡萄牙人在明朝「幫助」下成為這輪爭奪的最大贏家。
第四章「海盜與全球海上霸權的爭奪」，討論新航路開闢後，大西洋沿岸諸國在海面上掀起新的波濤。全球貿易的快速擴張帶來了豐厚的貿易利潤。為搶奪貿易主導權，各國紛紛成立貿易公司，以求更加有效的管理殖民地和貿易利潤。老舊的伊比利亞半島帝國，顯然無法與英、荷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抗衡。幾番爭鬥之後，西班牙便錯過搭乘歷史快車的機遇，走向衰弱。在亞洲，荷蘭以巴達維亞為中心壟斷了東南亞的貿易，英國則代替葡萄牙壟斷了印度的對外貿易。在美洲的西印度群島，數不勝數的私掠海盜與各國艦隊將西班牙排擠出了加勒比海。不過荷、英等新霸主很快便發現，私掠海盜的盛行導致貿易的失序，嚴重阻礙了貿易利潤的獲得。
第五章「海上爭霸背景下鄭氏海商集團的興衰」。在本章，作者指出17世紀東亞局勢發生了變化。首先，德川幕府掌握日本政權後，迫使葡萄牙人退出日本，同時限制日本商人出海。荷蘭成為東亞海面上新的競爭者，無法在中國大陸得到口岸的荷蘭人來到台灣，襲擊中日貿易的船隻，受此影響的中日貿易量大大下降。雖然西班牙在馬尼拉的對華貿易量持續增加，但其頹勢已不可挽回。而中國商人在隆慶開關後，又重新佔領東亞海面，逐漸奪回了中日貿易的利潤。背景複雜的福建海商鄭芝龍，看準東亞海面在荷蘭人到來後的失序局面，通過武裝走私的方式控制了東南沿海的貿易。在鄭芝龍的競逐下，荷蘭人隨後失去控制東亞海面的機會，中國人重新主導了東亞海面的貿易。
明清易代導致東亞海域情勢發生逆轉，明帝國軍事失敗導致鄭芝龍失去了海上貿易的供貨地。依賴海貿生產的鄭芝龍主動向清廷投降，希望在新王朝能獲得對其海貿活動的諒解。但新興的清帝國對海洋並無好感，同時清廷出於對鄭芝龍背後海上勢力的忌憚，軟禁了降清的鄭芝龍。其子鄭成功沒有隨父降清，轉而重新聚攏其父四散的部下，重建鄭氏武裝海商集團。鄭成功在明清戰爭縫隙中，重新壟斷東亞海上貿易，並以海貿獲得的巨大利潤，支撐起龐大的部隊，繼續對抗清廷。其後，清鄭對抗在海禁與反海禁中持續。1684年，清廷擊敗台灣的明鄭政權，東亞海面的秩序再次改易，無心爭奪海洋且險些放棄台灣的清帝國，將海貿的主導權拱手讓與荷蘭人。巴達維亞此時真正成為了東南亞乃至東亞的全球貿易重要節點。
第六章《中國海外貿易的衰弱：喪失海上霸權的結果》。本章認為，相較於明代，清朝中國帆船在西方殖民者的擠壓下，在海洋貿易中只是充當了無足輕重的角色。即使是傳統佔優的中日貿易，也在德川幕府的限制下日漸衰弱。清政府視中國海上群體為逐利小人的印象，使得其對於中國海商在亞洲海貿中的地位倒轉無動於衷。
嘉道年間，清帝國崩潰的跡象愈發明顯。此時閩粵海面再次興起以鄭一、張保仔為首的海盜群體，他們猖獗一時，將閩粵地區的海面，當做自己的舞台。恰巧此時越南西山政權為這股海盜提供支持，西山政權這樣做，目的是想爭取這股海盜能給幫助他們擊敗對手，統一越南。西山政權甚至還想藉助這股海盜，嘗試侵佔廣東省城。一時之間，從廣東地方官紳到清朝天子，都對這股海盜頗為頭疼。西山政權衰敗後，在清帝國大力鎮壓下，這股海盜最終被平定。此後東亞海面再無中國人稱雄的時候了，中國喪失海上霸權。
第七章「海盜時代的終結」。以英荷為首的西歐國家取得海洋霸權後，他們面對私掠海盜的盛行和混亂的海洋秩序，為了建立穩固的霸權和安全的航道，轉而選擇終結海盜橫行的時代，通過與其他國家簽訂一系列的國際條約，以強大而昂貴的海軍在全球洋面建立起新的秩序，無法支付高昂的海軍軍費的後發小國從此失去了以弱勝強的機會。由此也回答了為何西方海盜群體的衰亡卻讓西方持續走向繁榮的歷史疑問。
二
本書以中西比較、多學科交叉相結合的方法，從全球經濟史角度切入主題，深挖廣拓，交替敘述，為讀者展現出早期全球化時代明清帝國海洋發展與東亞海洋霸權轉換、海洋局勢變化的歷史畫面，章節之間既不失時間的連續性，又實現了東西方海洋發展模式的對比，在理論、方法、視角、觀點上提出諸多新知卓見，值得深思品味。
對於研究一個「貿易紀元時代」，經濟學訓練及其相關知識對認識那個時代極為重要。作者師從全球史、經濟史專家張麗教授，擁有的經濟學學科背景，以經濟學人特有的視角與眼光觀察歷史現象，具有別開生面的見解。如將海盜海商看作「經濟人」，而非以道德標準認識與衡量這一群體，這是這本書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作者以「貿易主導權」的這一經濟概念，去認識明清時期東亞海面乃至其他海面上的紛爭。所謂「貿易主導權」，亦稱貿易定價權，掌握定價權或主導權，才能做規則的制定者，在整個貿易競爭中獲得最高的利潤。掌控「貿易主導權」的群體可以控制貿易節點、航路、品類、價格乃至供給與需求。沒有主導權的一方只能被動的接受有主導權的一方的「奴役」。西方人在掌控「貿易主導權」後，對中國產品不再趨之若鶩，轉而將中國當作巨大的商品市場以及初級原料產地；而失去貿易主導權的中國，逐漸淪為列強欺侮的對象。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新航路開闢以後，東西方海洋勢力競逐亞洲海洋貿易主導權，最終西方人掌握主動，改變了亞洲傳統的貿易態勢，也改變了現代世界體系。
作者在討論明清時期海洋競爭時提出，貿易存在權利等級結構，市場並非一個人人可以平等進入的平台。在「地中海武裝貿易模式」，各國都採用價格戰、外交施壓乃至軍事暴力等手段，以達到壟斷海上貿易航道和霸佔商品產地、市場的目的。這種暴力壟斷商業機會，阻擋競爭者進入原有權利等級結構的做法，並非只在西方存在。明中後期以鄭芝龍為代表的一批海盜（海商）群體，也都採用這種方式，掌控東亞海上貿易霸權，擴大自己的貿易利潤和勢力。這種觀點對以往學界僅僅把貿易活動單純地視為和平、平等、自由、雙贏的純商業活動的傳統觀點既是一種客觀的糾偏，也提供了一把開啟東亞海洋貿易深層結構的有效鑰匙。
書中對日本白銀輸入中國與倭寇關係的考察也饒有新意。較之西方，日本向中國輸入白銀的時間更早，中日貿易在明中期的擴張也與白銀存在重要關係。在貿易擴張的背後，日本於嘉靖十二年引入灰吹煉銀法，產銀量大大提高，並大量供應國際市場。作者認為，日本白銀其實是中日之間衝突的催化劑，倭亂真正的原因應當是發生在「寧波爭貢」之後，華商欺詐外商以及之後引發的一系列治安事件。這背後的深層次經濟變動是海貿交易中的壞賬，導致了外商的財政崩潰，進而激起了其對華商的報復。但這觸動了原有的王朝秩序，朝中保守派將朱紈推上台前，恢復海禁。隨後持續數十年的倭亂中，沿海經濟大受破壞，雖然倭寇被擊敗，但中日貿易斷絕，中國人沒有取得海面上主導權，反而葡人壟斷了中日之間的轉口貿易，成為這次爭鬥的最大贏家。
本書考察的是一個全球進入大變局的時代，大變局中孕育著中西大分流的胚胎，西方列強憑藉體製革命，帶動國家發展，逐漸在大分流中成為全球的引領者。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變局中，作者以全球史眼光，將明清海盜（海商）群體發展與全球經濟聯繫起來，梳理出其比較清楚的歷史脈絡及背後蘊藏的各種複雜因素。將1500年以後的數百年里，中國海盜（海商）的興起與國際市場的商品需求，歐洲的「地中海武裝貿易模式」以及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相聯繫，較好的完成在大歷史框架中探討明清海盜（海商）歷史的目標。作者做出論斷：一是中國海商的衰亡，使中國在全球生產與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下降，進而言之，也使得中國失去了控制貿易的機會，市場與商品之間的紐帶被外國人所操控，中國也逐漸淪為西方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二是「隨著海商的衰敗，海防也就成了空話。」作者認為，海防建設和海商的興衰有著極其緊密的相關性，中國近代海戰的失敗，並非因為制度和器具上的不足，海上力量開始消亡時，埋下後來失敗的種子。作者認為，應該為明清中國海盜（海商）正名，他們的正面作用遠遠超過負面作用，恰恰是這個群體的衰弱導致中國在海上失去與西方競勝的機會。這點長期為人們所忽視。
明清時期中國曾在早期全球化進程中扮演過極其重要的角色，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西方同等乃至在一定時期超過西方。但是選擇走向海洋還是固守陸地，道路選擇決定了國家發展的走向和命運。明清中國缺乏對海洋的重視與經略，就像作者在書中所說，過去「中國海外貿易的擴張始終是沒有主導權的擴張。」失去主導權「將使中國在這場全球化浪潮中成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並從此走上弱國之列。」作者把歷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理論層面，思考明清時期海盜（海商）、海外貿易發展與海洋發展、國家命運的關係，觀點有借鑒啟示意義，至今仍值得深思。
三
作為一部探討明清兩代海盜（海商）群體的著作，本書展示了明清海盜（海商）研究的新進展與新收穫。但是，毋須諱言，本書也存在某些不足，存在思考不周的地方，一些問題有很大的繼續討論空間。例如遷海問題，本書提出遷海沉重打擊了鄭氏集團，使明鄭政權陷入崩潰危機，這一觀點不無道理，但是稍加深究推敲，可以發現歷史其實不那麼簡單，遷海對明鄭政權的打擊實際上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清廷後來都不願提及這愚蠢錯誤的政策，謝國禎、顧誠先生等對此早有論述。江日昇《台灣外記》記載台灣在遷海後「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 多價購船料, 載到台灣, 興造洋艘鳥船, 裝白鹿皮等物, 上通日本, 製造銅熕、倭刀、盔甲, 並鑄永曆錢多下販邏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台灣日盛, 田疇市肆, 不讓內地。」明鄭集團前往東南亞和日本的貿易照樣繁盛。在海禁過程中，接濟明鄭的行為也不絕如縷。「雖汎地謹防, 而透越不時可通, 有佩鞍穿甲追趕者, 明是護送；即巡哨屢行, 有耀武揚威才出者, 明使迴避。故台灣貨物船料, 不乏於用。」所以，作者的觀點值得斟酌。
作者又提到，遷海引起了台灣在1679年和1683年的兩次的加稅，進而引發了明鄭政權的社會危機。在我看來，1679年的加稅，是鄭經在閩粵兩地接連軍事失敗，慌張逃回台灣，通過加稅以挽回敗局，與遷海沒有直接關係。1683年加稅也不是遷海引起的。1681年鄭經去世，明鄭政權已進入死局。馮錫范弒鄭克臧擁立鄭克塽，導致島內人心浮動，而後台灣三年大旱。天災人禍與農業歉收，再加上先前軍事失敗的後續影響，才是這次加稅之因。加稅實是台灣社會總危機的結果而非原因。
本書對明清主要海盜（海商）群體作了別開生面的系統闡釋，但是仍有一些海盜（海商）「漏網」，值得納入研究視野，加以探討。如元明之際的日本倭寇，對明初和朝鮮早期海洋政策及對日外交影響甚大，不可忽視。明清鼎革之際，以毛文龍為首的海上武裝群體，在黃海聚眾從事海上貿易，並以此為基點從事反清鬥爭，其經營皮島壟斷海貿的行為對研究東北亞政經情勢的變動具有重要意義。鄭成功去世後，楊彥迪、陳上川南明海上武裝在北部灣海域乃至東南亞水面興起的波濤以及在東南亞地區留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至今都可以在這些地方找尋到他們留下的歷史遺產，顯然有非常值得研究的價值。
本書一些具體的文字表述也有可議之處。如講述殷正茂圍剿林道乾事件，寫道「因與柬埔寨寨主，發生糾紛，林道乾不得不離開柬埔寨」。所謂「柬埔寨寨主」應指當時的柬埔寨國王薩塔一世，使用「寨主」顯然不妥。書中引用《籌海圖編》，將作者當作胡宗憲，實際上學界基本確認鄭若曾才是該書作者，應將作者改為鄭若曾為妥。
來源：海洋史研究（第十二輯）2018年8月 第390 ~3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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