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法家跟儒家的三點區別
原標題：戰國時期法家跟儒家的三點區別
戰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韓非子。法家咱們講過，商鞅就是法家，法家跟儒家的區別有三點：
第一，法家認為歷史向前發展，當代勝過古代，要進行改革，不能以先王之道，治當今之世，就是說別拿前年的內存條來跑今年的新遊戲。從統治思想上看，儒家強調的是法先王，幹什麼事兒得學古代。所以中國古代最牛的帝王是堯、舜、禹、湯、文、武，沒有一個皇帝，敢說我比這哥六個還牛。你唐太宗也好，康熙大帝也好，他絕對不敢說，我比堯、舜、禹、湯、文、武牛，敢這麼說的，那就是瘋了。當然現在無所謂了，「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屬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那是現在。所以儒家是法先王，法家則是法後王的典型，它認為以後比現在要強，所以咱要經常不斷地進行改革。可是中國古代改革總是困難重重，凡是進行改革的人最後一般都是跡近「奸臣」，商鞅還被五馬分屍呢，五馬分屍然後才六國一統呢，就是因為法家跟主流儒家思想違背了。得尊重祖宗，尊重祖宗的法度，所以天壇齋宮，很多地方皇帝寶座後面一塊大匾，四個大字——敬天法祖。我們前面還提過一個提倡改革的人，管仲。管仲也是法家，法家一般不是很看重道德的作用，所以管仲說的話特別好：「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別在那唱高調，吃飽了什麼都明白，以此看來法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管仲那個時候。
第二，主張以法為本。人類近代資產階級提倡法治是制度的 「制」，強調製度的完善和不可觸犯。法家強調的法治則是以法治國，治國的老百姓，國君不受。那法律本來就是皇帝制定的，比如說明太祖頒布聖旨：「朕有天下，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我擁有天下之後，讓老百姓都遵守禮法，光有禮法不行，他不聽話就定律以繩頑。冥頑不靈的，繩之以法。皇帝冥頑不靈沒關係，因為皇帝不會不聽自己的話。貴族呢，貴族有免死金牌，憑什麼有金牌呢（奧運會上你又沒拿第一），因為我祖先有功啊！像清朝的法律裡面，貴族犯罪有八議，你如果是貴族，你犯罪，你跟八議沾邊的，就可以往下減刑。比如說議功，我們家祖先有功，所以應該死刑改無期了，議功、議貴、議親……八議議完，走好吧您，無罪釋放。這個在今天看來很荒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爸爸有功關你什麼事兒？比如我爸爸志願軍烈士，我犯死罪了，該槍斃照樣槍斃，不能因為我爸爸是烈士，我殺人就白殺。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跟韓非子的法治還不一樣，那時候的法治就是用來治老百姓的。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區別就體現出來了，法家強調的是怎麼治理老百姓怎麼治國，法治。儒家強調德治，為政以德，強調仁政。法家強調輕罪重刑，不殺不刑無以樹威，為了嚇唬老百姓，讓平民不敢作亂。
第三，法家還有一個觀點是要加強中央集權。韓非子主張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明顯加強了中央集權。法家思想能夠被秦王嬴政接受，能成為指導思想，就因為這幾點：法後王主張變革，不拘泥於古代；他主張法治；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統治者當然喜歡它了，它這個東西好，對統治者有用，秦朝當然待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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