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我認識的「老犯人」

來源｜《同舟共進》2018年第6期

作者｜楊奎松

一

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剛過了而立之年，就已顯出蒼老的面孔和略帶佝僂的身軀卻總是會浮到我的眼前來。

記得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只覺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瑣的樣子。當時獄警拉開牢門時，他畢恭畢敬地低頭弓背面對牢門，滿臉堆笑，活脫脫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那天我剛剛從一個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廠去批鬥了才拉過來，連東南西北都沒弄清楚。看到他，馬上就想到電影里見過的那些壞人。因此，當獄警在我身後把牢門哐當一聲鎖上後，摸不清狀況的我完全沒有想要搭理他。

沒想到，獄警的腳步聲剛從門口離開，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幾根光溜溜的半圓木拼成的床鋪上，從我手裡奪過獄警給我的一床薄薄的、裡面的棉絮滿是窟窿的被子，幫我疊好放在床的裡頭。並告訴我，我剛進來，肯定還不習慣這個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經習慣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點的中間讓給我睡。同時壓低嗓門一一告訴我牢房裡「政府」——他總是把這兩個字掛在嘴邊上——定的各種規矩。如平時起床要疊好被子放在床裡頭，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須要下床面對門坐在床頭；床頭的塑料桶是馬桶，一定要蓋嚴，否則屋裡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幾點會放人出去倒馬桶，必須在幾分鐘內抓緊倒凈洗完返回號里，否則會被罰；一周有幾次放風，每次放風會放多長時間，經過樓道下樓時千萬不要停下來，也不要東張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還有一個比我稍小些的犯人。當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四五」事件進來的。他是在4月4日當晚下夜班後沒事，陪著師傅到天安門廣場看熱鬧，意外被抓了個現行，抄了進來的，一直關到這個時候。只被審了幾次，就再也沒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師傅和他的家裡人，他就會撲簌簌地掉眼淚。

我剛進來的那些日子，幾乎天天被押去審問。一審就幾個小時。每次被提出牢房後，他們兩人都會偷偷地扒著窗戶，透過油漆剝落的玻璃縫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從一樓側門押著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來，牢門剛一關上，老犯人都會馬上把已經涼了的飯菜遞到我的手上，催著我把飯吃完。

監獄裡的飯千篇一律。每頓一個窩頭（一周會有一次給吃饅頭），一碗菜湯，菜湯麵上會有幾片閃著亮光的明油。我的飯量不大，關在獄裡又不運動，一個饅頭也還湊合。但那個才19歲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進來後發現，幾乎每頓飯，老犯人都會把他的饅頭或窩頭分一半給他。

老犯人在牢房裡最拿手的餘興節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錯，雖然不敢讓獄警聽到，聲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聲哼唱的那些我聽也沒聽過的各種中外歌曲，還是會讓我覺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時候過得也還算得上心曠神怡。我也因此從他那裡學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二

其實，被關進這裡幾天後，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經歷。先是小犯人告訴我他是小偷，然後是他主動告訴了我他從十幾歲開始，因偷竊，幾次被教養，到被判刑的經過。說起來，我和父親去幹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門買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車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準備買衣服的錢和積攢了將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對小偷，我曾經十分反感和憤恨。可是，當老犯人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之後，對他我卻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

說來奇怪，我過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窮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書香門第。其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母親還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學的校長。家裡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從小就學過彈琴，會識五線譜，很喜歡音樂，而且看了很多閑書。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只因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連著兩天沒回家，跟一個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東西被抓，母親因為覺得有辱家門，堅持不去領他，後來經父母同意，把他送進了工讀學校。從此他就和更多的壞孩子走在了一起，學了更多的偷竊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竊的習慣了。

當然，每次被抓到後，他都想過要改掉偷竊的毛病。但他告訴我說，染上這個毛病後，人就像是吸了鴉片上了癮似的，一有機會在眼前手就癢得不得了。終於，他在15歲時被送去勞教了幾年。出來後，因為生活無著，家裡也不理他，再度偷竊，再度被抓，又趕上了「嚴打」，作為屢犯，又超過了法定年齡，因此被判了7年刑。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將近30歲了，既無工作經歷，又沒有單位接收，城裡幾乎無處立腳，於是街道上一紙報告，把他定為「四類分子」，送去延慶山村裡交貧下中農實行管制勞動。

這個時候，我已經大致弄清了關押我的這個地方。這是北京第一監獄看守所，又叫半步橋監獄。

三

1976年7月，我入獄兩三周後的一天半夜，突然間天搖地動，把我們全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滿樓道里犯人們大呼小叫，砸門哭鬧，恐慌至極。但是，因為監獄把牢房的門統統換了包有厚厚鐵皮的沉重木門，只在齊眉高的地方為方便獄警監視犯人的動靜，從外面開了一扇小鐵窗，必須從外面拉開才能打開。對外的窗戶，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們幾乎無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況。儘管所有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極劇烈的地震，因獄警全無聲息，犯人們聲音再大，也無能為力，只好聽天由命。

我們號里的小犯人喊啞了嗓子，兀自坐在鋪邊哭泣。老犯人雖然摟著小犯人的肩頭未吭一聲，但是牢房每震顫一次，他都會神經質地嘟囔一次「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直到餘震消失。

記得在那個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臉輕鬆相，一聲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發獃。我當時試圖和他講話，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兩聲而已。直到晚上熄燈之後，他才突然在我耳邊小聲地問我：「你想你家裡人嗎？」我記得我應了一聲。又過了一會兒，他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媽今年60歲了。」

整整一個晚上，他把自己的頭包在被子裡面沒有出來。我分明聽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過了一個多月，因為沒有報紙，沒有廣播，除了白天黑夜，我們誰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間聽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續不斷地響起震耳的哀樂聲，我們當即猜測是毛主席去世了。又過了一周多時間，小犯人意外地被釋放了。那天老犯人也顯得十分激動。他悄悄地告訴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國的慣例，他估計新的領導人應該會實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對自己的前途並不樂觀。他問我：「如果實行大赦，是不是應該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當時有點不以為然。因為小犯人的釋放，並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樣子，也聽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釋放的聲音。但是我還是告訴他，如果真有什麼大赦，他這種小偷小摸的犯罪，應該都會被赦免。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對我講了實話。原來，他這次並不是因為偷東西進來的，而是因為「反革命」！

一個小偷成了反革命，這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卻是真的。

他的變化原因很簡單。他被送去農村管制勞動。作為「四類分子」，在農村中就像麻風病人一樣，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們每天清晨四點鐘就被趕起來打掃村裡的街道，天亮以後再被趕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來，大部分時間都被人看管著。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爛，經常吃不飽飯，離村還要打報告，節假日別人放假他們照樣要勞動。至於年輕人想娶媳婦，則連門兒也沒有。被管制了幾年之後，他和另外一個年輕的四類分子終於覺得生不如死，下決心逃跑了。沒想到，兩人沒經驗，以為到城裡找錢容易，想著一路從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卻不料城裡的革命群眾階級鬥爭的弦綳得更緊，幾天後就給抓了回來。這回更慘，兩個人被接二連三地鬥爭不說，還被吊在房樑上打得死去活來。

此事之後，兩人老實了一段時間。但不知道他們從什麼渠道聽到了台灣的廣播，裡面說得天花亂墜，說是只要給香港某信箱寫信，就可以得到經費。於是，這兩個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為真，想著寫封信就能拿到錢，然後再往境外跑。老犯人於是自封什麼「燕北支隊參謀長」，然後按照廣播中的地址給香港這個信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機關的手裡，他們兩人也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聽了老犯人講的情況，我半晌沒說話。我懷疑他們這種人會不會得到寬宥。雖然當時我並不清楚我有沒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但也沒有把握認定他的罪狀會比我的輕。他卻明顯地充滿了幻想。他始終認為，他並沒有反革命的意思，實在是因為在農村作為「四類分子」，活不下去，想用這個辦法逃出去而已。並且他認為他實際上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他會吸取這次的教訓，應當能夠得到寬恕。

我在一個月後被換到另一個號子，然後在1977年1月初被無罪釋放，以後隨著四五事件平反而得到徹底平反，從此很長時間再也沒有聽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紅×的他的名字。儘管我這還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麼寫的，但他名下的罪狀，分明可以鎖定是他無疑。罪狀的大意是他陰謀勾結國民黨反動派，蓄謀秘密組織反革命武裝，自封燕北支隊參謀長，最後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幾個字。布告張貼出來之際，他已經被處決了。

四

這位年不過30多歲的「老犯人」的悲劇命運，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為什麼像他這樣一個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樣輕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拋棄了？為什麼一個犯了錯誤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樣的方法來懲治，以至於近朱近墨，愈陷愈深，無以自拔？為什麼當時要制定什麼「四類分子」的政策，而將有過這種那種犯罪經歷者逐出城市，送去農村管制勞動，從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劇呢？

實際上，自1980年代以後，這個社會上許多情況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四類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連「反革命」也已經不能入人之罪了。過去被視之為反動的「人性」「人道」等觀念和意識，也開始出現在官方語言當中了。換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夠活到198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他應當不會為他當年衝動和愚蠢的行為付出生命的代價了。

我是幸運的，趕上「四人幫」被打倒，「四五」事件被平反，而且有幸讀了大學，並且竟然做起了學問。我很慶幸我有機會從事了現代歷史的研究，它讓我能夠利用我所學的專業，回過頭去努力澄清我內心中多得不可勝數的疑問，去思考這個社會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過上平靜的生活。不錯，對於眾多學者來說，這可能有點不務正業。因為他們更喜歡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更認同高雅和專業。但是，面對歷史上和社會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卻無論如何也高雅不起來。這不僅是因為我的學養問題，而且是因為我的經歷、性格和對所剩時間的緊迫感，因為我無法脫離現實社會、脫離構成這個社會的芸芸眾生的命運來思考問題。

而且，在我看來，研究歷史，必以人為本。換言之，我從不認為，學問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樣學術，學識如何廣博。我不相信，人類社會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學問，是因為學問家必須要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我認為，學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必定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益。用中國亞聖孟子的話來說，就是：「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用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以達到人類的最高目標，即達到人類的改善為歸宿。」

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能讓每一個關注歷史的讀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學會因關注他人的命運而養成對生命的敬畏之心，進而達到改善人類生存狀況和質量的目標；如果我們的研究反而會基於這樣或那樣的立場，造成更多的仇恨、對立甚或傷害，那我說，這種學問不要也罷。

學問有道，求仁義而已。「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認定此道，「雖千萬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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