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之後，武俠文學還能走多遠？

哲理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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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引發「現象級」的追思熱潮，本屬意料之中。不過一個很尷尬的事也隨之出現，舉目今日華語文壇，還能有一個與他在各方面等量齊觀的作者嗎？

恐怕沒有了。

學者陳平原說：

難以說清的是，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複的奇蹟，還是能夠轉化為一種新的文學傳統？若是後者，則敢問「路在何方」？大作家的出現，可以提升一個文學類型的品格，這點早被中外文學史所證實。追問金庸是否提升了武俠小說的品格，或者設想武俠小說到底還能走多遠，主要不是為了預測未來，而是從另一側面理解這一小說類型的潛力，並進而破譯金庸獲得巨大成功的「秘訣」。

超越「雅俗」

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

文 | 陳平原

來源 | 《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5期

轉自 | 探索與爭鳴雜誌

金庸的成功，對於世紀末中國的文壇和學界，都是個極大的刺激。所謂雅俗之爭、所謂大/小傳統之別、所謂高等/大眾文化的分野，由於《笑傲江湖》等小說的出現，變得更加複雜。在上述三對概念中，「雅俗」的歷史無疑最為久遠，邊界也最為模糊。選擇相對含混的「雅俗」作為論述的主線，緣於金庸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迷戀，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演進的特殊性。

時至今日，稱金庸的貢獻在於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與「古今」，不難被學界認可。

一

作為本世紀最為成功的武俠小說家，金庸從不為武俠小說「吆喝」，這點值得注意。

在許多公開場合，金庸甚至「自貶身價」，稱「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味，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

如此低調的自我陳述，恰好與在場眾武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鮮明的對照。

將其歸結為兵家之欲擒故縱，或者個人品德之謙虛謹慎，似乎都不得要領。

在幾則流傳甚廣的訪談錄（

如《長風萬里撼江湖》、《金庸訪問記》、《文人論武》、《掩映多姿跌宕風流的金庸世界》等

）中，金庸對於武俠小說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俠小說是一種娛樂性讀物，迄今為止沒有什麼重大價值的作品出現；第二，類型的高低與作品的好壞沒有必然聯繫，武俠小說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好也有壞；第三，若是有幾個大才子出來，將本來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俠小說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為個體的武俠小說家，「

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

」。如此立說，進退有據，不卑不亢，能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並非純粹的外交辭令，其中確實包含著金庸對武俠小說的定位。

可是，請別忘了，撰寫「娛樂性讀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鏞的一隻手；還有另外一隻手，正在撰寫「鐵肩擔道義」的政論文章。據我猜想，在很長時間裡，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據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話用在查氏創業之初，當不無道理。為了吸引廣大讀者，查良鏞以《神鵰俠侶》等作為誘餌如此陳述，很容易消解小說家金庸的「意義」。但我寧願相信，這是實情。因為，

在我眼中，查先生是個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也正是這一點，使其在本世紀無數武俠小說家中顯得卓爾不群。

五四以降，創作態度稍為認真的武俠小說家，面對新文學家義正詞嚴的道德討伐，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敢於理直氣壯地為自家創作辯護的，寥寥無幾，而且也都說不出什麼大道理。

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學家多為「大知識分子」，政治上舉足輕重，在文壇上更是能夠呼風喚雨，其社會地位及影響力，絕非賣文為生的平江不肖生們可比。另外，新文學家之批評「舊派小說」的「金錢主義」以及以「消閑」為惟一旨趣，基本上擊中要害。

在本世

紀末以前的中國，文人無論新舊，對於純粹「遊戲」、「消閑」的作品，評價歷來不高。一句「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便足以使金庸放棄為武俠小說辯護的責任。

至於金庸本人，為何一面自貶身價，一面樂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體說來，便是《明報》的事業。

有了《明報》的事業，金庸與無數武俠小說家拉開了距離。

一個武俠小說家，不只是娛樂大眾，而且可以引導社會輿論，在金庸奇蹟出現以前，實在不能想像。

據說，金庸撰寫的社評與政論，總共約兩萬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

查氏之政論文章，讀者面自然遠不及其武俠小說，可備受學者及政治家的關注。以金耀基為例：在率領香港中文大學諸學者「文人論武」時，金氏大談對於查先生所撰社論之熱愛，稱其「知識豐富，見解卓越，同時有戰略，有戰術，時常有先見之明，玄機甚高，表現出銳利的新聞眼」。

作為小說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為政論家的查良鏞仍然寶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時間差，可這不妨礙我們將其相提並論。因為，

在金庸創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論，右手小說。我關注的是，這種寫作策略，使武俠小說家金庸一改「邊緣」姿態，在某種程度上介入了現實政治與思想文化進程。

既不完全認同新文學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於武俠小說家的「俗」，而是兩面開弓，

左右逢源。支撐起如此獨立不羈的言說的，乃是其作為「輿論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義感」

。晚清以降，文學的雅俗之爭，「有審美趣味的區別，但更直接的，還是在於社會承擔：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查氏起步之處在新聞，現代中國的新聞事業，恰好與武俠小說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絕大部分武俠小說，都是先在報刊連載，而後才單獨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張報紙頭版的社論與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幾「不可同日而語」。

金庸之自辦報紙，並且「赤膊上陣」，下午褒貶現實政治，晚上揄揚千古俠風。有商業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負。長期堅持親自撰寫社評，實際上認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擔當精神——這才能理解金庸為何對作為一種「娛樂性讀物」的武俠小說評價並不高。

金庸曾表示，當初撰寫武俠小說，固然有自娛的成分，主要還是為了報紙的生存。如此「動機不純」，難怪其對於僅局限於此的同道，不太恭維。時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個在小說之外還有顯赫功績的武俠小說家。查氏本人對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儀式上，出現一個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聞學家」，金庸演講的是「中國歷史」。至於武俠小說，依然「不登大雅之堂」。「

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

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

」如此立說，確實讓無數「金迷」大失所望。不願意只是被定義為「武俠小說家」，金庸於是不時提醒讀者，請關注他真正的「學問」。

其實，關於金庸的傳記或著作，大都會提及其值得誇耀的「《明報》的事業」。本文只是

將常見的「並列句」改為「因果句」，而且不是從《神鵰俠侶》對於《明報》銷量的決定性影響立論，而是反過來，強調辦報紙、寫社評對於《笑傲江湖》等小說創作的意義。社論與小說，一訴諸理性與分析，一依賴情感與想像，前者需要「現實」，後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熱交替，再清醒的頭腦，也難保永遠不「串列」。只要對當代中國政治略有了解，都會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讀出強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極力否認其有所影射。

在《笑傲江湖》的《後記》中，金庸稱：

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

其實，小說家之追求普遍意義，與政論家的注重現實感慨，並不完全抵牾。說「影射」或許過於坐實，但對「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極度反感，畢竟包含著明顯的現實刺激。即便小說家無意影射，政論家的思路也不可能嚴守邊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錯使用之際，不可避免地，「串列」發生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有無影射，二說皆可。就像六朝人嫻熟藻繪駢偶，即便無意為文的著述，在後人眼中，也都頗有「文章」的韻味。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

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裡，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二

武俠小說與《明報》社評，二者不可通約，可也並非完全絕緣。

強調金庸的小說與政論之間的互補關係，其實是為了指向武俠小說之特色：極大的兼容性。

很難想像言情小說或偵探小說也能如此「兼容」政治與社會、文化與歷史。篇幅巨大，有足夠的空間可供小說家縱橫馳騁，這並非主要原因。關鍵在於，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武俠小說從一誕生起，便趨向於「綜合」。

同是武俠小說家的古龍，自覺意識到這一點，在一次與金庸的座談時，曾稱：

武俠小說有一點不易為人公認，甚至武俠小說的作者也鮮少意識到的，那就是武俠小說可以融合各種小說類型及小說寫作技巧。

古龍舉出金庸的小說對於歷史小說、推理小說和愛情小說的借鑒。其實，這並非金庸個人的獨創，而是小說類型的內驅力決定的。

在我的論述框架中，遊俠文學源遠流長，但作為小說類型的武俠小說，則只能說是後起之秀。清代俠義小說在其走出混沌狀態的過程中，從公案小說學來長篇小說的結構技巧，從英雄傳奇學來打鬥場面以及俠義主題，又從其對手風月傳奇那裡學來了「既俠又情」。

進入二十世紀，武俠小說的聲威日漸壯大，其綜合能力也日漸高超，以至逐漸成了章回小說的代表。六十年代范煙橋改訂《民國舊派小說史略》時，論述的次序是言情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九十年代王先霈等主編《八十年代中國通俗文學》，武俠小說已經成了通俗文學的排頭兵，而後才是偵探小說、言情小說、歷史小說等。後起的武俠小說，有能力博採眾長，將言情、社會、歷史、偵探等納入其間，這一點，其他小說類型均望塵莫及。這就難怪，世人之談論「仍然健在」的傳統中國小說，很容易舉出武俠小說作為代表。

武俠小說之日漸走向綜合，必定對作家的學識與修養提出較高的要求。可以像古龍那樣憑藉個人天賦出奇制勝，但武俠小說的「名門正派」，非金庸莫屬。《碧血劍》之附人物論《袁崇煥》，《射鵰英雄傳》書後之成吉思汗家族諸傳記，《倚天屠龍記》之描寫明教及元末歷史，還有《鹿鼎記》中大量的註解，都只是金庸學識的冰山一角。凡讀過金庸小說的，無不對其歷史知識與文化修養之豐厚留下深刻印象。

這裡舉兩篇文章為例。

馮其庸在《讀金庸》中稱：「一個小說家具備如此豐富的歷史、社會知識，而且文章如行雲流水，情節似千尋鐵鏈，環環相扣，不可斷絕，而且不掉書袋，不弄玄虛，平平敘來，而語語引人，不可或已，這已是十分難得的了。」

嚴家炎的《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則曰：「

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金庸的武俠小說，簡直又是文化小說，只有想像力極其豐富而同時文化學養又非常淵博的作家兼學者，才能創作出這樣的小說。

」

金庸小說的這一特徵，又因新文學家之「主動棄城」而顯得格外突出。

小說家必須承擔傳播文史知識的重任，這在古代中國，乃天經地義。

羅燁的《醉翁談錄》、凌雲翰的《剪燈新話序》以及「袁宏道」的《東西漢通俗演義序》等，其談論的對象，分別指向話本、傳奇和章回小說，可都強調作家必須「好古博雅」，方能滿足讀者獲得文史知識的需求。

可惜的是，新文學家主要關注現實世界，或突出理解與干預，或追求誇張與變形，放棄如「古已有之」的傳播知識的功能。其結果是，小說家過於依賴一己有限的生活積累，而不太注重自身的文化修養。以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新文學家的王蒙，必須站出來大聲呼籲「作家的學者化」。這一呼籲，直接針對的，便是著名作家「沒文化」這一奇異現象。反而是武俠小說家主張「知識面越廣越好」，尤其應具備古典詩詞、宗教學、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基本修養。在傳播傳統中國的文史知識方面，新文學家明顯「不負責任」，這就難怪不少人將好的武俠小說作為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入門書來閱讀與品味。

金庸之值得格外關注，主要不在於文化知識的豐富，而是其對於中國歷史的整體把握能力。

查先生對此頗有自信，在北京大學講歷史而不講文學，正是此心態的最佳表現。將外族入侵與民族復興聯繫起來，稱中國歷史上七次大的危機，同時也是七次大的轉機。

此說據說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大獲好評，教授們「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可在北大演講時，則未見大的反響。主要原因是，關注種族衝突與文化融合，乃史家陳寅恪一以貫之的學術思路，其入門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長孺以及眾多再傳弟子，對此均有很好的發揮。因此，當查先生稱「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時，未能博得滿堂掌聲。

可話說回來，作為小說家，金庸突破嚴守華夷之辨的正統觀念，確實十分難得。

與曹禺之接受周總理囑託寫作「歌頌民族大團結」的《王昭君》大不一樣，金庸是在自己的閱讀與思考中，逐漸形成獨立的「中國歷史觀」的。更重要的是，這些觀念，在小說中發揮得非常出色。

在《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中，金庸如此自述：

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王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秋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

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此種關注家國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游」（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鬆弛時思考的自由度。可所有這些，均不及最後一點值得注意：金庸小說中的「易代」，往往糾合著激烈的民族矛盾，而這，正是其馳騁學識與才情的大好疆場。

不過，對於金庸的史學修養，不應估價過高。這裡強調的是，對於中國歷史的獨立思考，乃金庸小說成功的一大關鍵。對於此類「橫通」的本事，專家們往往不太以為然。比如，學者們常以譏諷的口氣談論林語堂的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這其實很不容易。跨越不同文化領域，所需的學養與膽識，非只有「一技之長」的專家們所能想像。據說，戴高樂也曾戲稱雷蒙·阿隆為「法蘭西學院的記者和《費加羅報》的教授」。此說表面刻毒，卻並非一無可取。在某種意義上，擅長跨越既有學科邊界，乃各行各業「大家」共同之拿手好戲。正是政論家的見識、史學家的學養，以及小說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輝煌。

三

不只是具體的學識，甚至包括氣質、教養與趣味，金庸都比許多新文學家顯得更像傳統中國的「讀書人」。

五四一代新文學家中，像周氏兄弟那樣學養豐厚的，並不少見；

問題是，三四十年代以後，從事新文學創作的，更強調「生活積累」而不是「文化修養」。這裡有家庭經濟及教育水平的限制，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對傳統中國的激烈批判，使得以「進步」自居的後生小子，往往低估了祖先的智慧與才華。

不能說沒讀書，也並非真的把線裝書統統扔進茅坑，而是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國文化的大思路，使得作家們普遍對傳統中國缺乏信心與興趣。

就在這新文學家主動放棄的大片沃土上，金庸努力耕耘，並得到豐厚的回報。金庸對自家工作的意義，有足夠的自信。屢次發言，均在此大做文章。

在《文人論武香港學述界與金庸討論武俠小說》中，金庸直截了當地稱：「也有人問武俠小說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看，我覺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俠小說比較根據中國的傳統來著手。」章回小說的結構方式、簡潔高雅的文學語言、再加上描寫的是傳統中國的社會生活、小說中體現的又是國人樂於接受的價值觀念，金庸的武俠小說於是不脛而走。

至於新文學家寫作的「文藝小說」，在金庸看來，「雖然用的是中文，寫的是中國社會，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語、習慣，倒是相當西化」。稱魯迅、巴金、茅盾等人是在「用中文」寫「外國小說」，未免過於刻薄；但新文學家基於思想啟蒙及文化革新的整體思路，確實不太考慮一般民眾的閱讀口味。

具體到武俠小說的評價，新舊文學家更是如同水火。這裡必須將近在眼前的庚子事變的慘痛教訓考慮在內。鄭振鐸稱新文化運動初起之時，「`新人們』是竭了全力來和這一類謬誤的有毒的武俠思想作戰的」，原因是義和團的降神儀式及「刀槍不入」記憶猶新，不由人不對其「使強者盲動以自戕，弱者不動以待變」保持高度警惕。同樣將關於遊俠的想像作為「民族性」來理解，金庸與鄭振鐸的態度截然相反。後者稱「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與下層社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大力張揚處於民間的、反正統的遊俠精神，在金庸看來，符合現代人對

於傳統的選擇與重構，並無不妥之處。

「一簫一劍平生意」（龔自珍詩），千古文人之俠客夢，並不完全認同於某一具體的人物或事件。遊俠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精神，之所以活躍在古往今來無數文人筆下，因其容易成為馳騁想像、寄託憂憤的對象。不同時代、不同文體、不同作家，對於遊俠精神，會有截然不同的詮釋；但這並不妨礙「遊俠」對於中國文人的巨大感召力。現代學者中，不乏對遊俠情有獨鐘的，倒是新文學家基於思想鬥爭的需要，完全捨棄對於遊俠的追懷。

不以武俠小說見長的張恨水，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有一段話值得關註：

倘若真有人能寫一部社會裡層的遊俠小說，這範圍必定牽涉得很廣，不但涉及軍事政治，並會涉及社會經濟，這要寫出來，定是石破天驚，驚世駭俗的大著作，豈但震撼文壇而已哉?我越想這事越偉大，只是謝以仆病未能。

張氏心目中理想的武俠小說，應是「不超現實的社會小說」，故將目光鎖定在「四川的袍哥、兩淮的幫會」上。李吉力人的長篇小說《死水微瀾》、《大波》等，倒是以四川袍哥為主要描寫對象，但其對於傳統中國文學的借鑒，取艷情而非武俠。

另外兩位有可能寫作武俠小說的新文學家，一是老舍，一是沈從文。前者不只有《離婚》中的趙二爺或短篇小說《斷魂槍》可作樣稿，據說還真有闖蕩江湖的打算；後者極力讚賞湘西混合著浪漫情緒與宗教意識的遊俠精神，甚至稱「遊俠精神的浸潤，產生過去，且將形成未來」。

很可惜，以長篇小說見長的沈、舒、李諸君，雖則對遊俠精神、世俗生活以及民間幫派深有體會，卻不曾跨越雅俗之門檻，介入武俠小說的寫作。否則，當不至於讓金庸獨步天下。

二三十年代新舊文人關於武俠小說的爭論（準確地說，是「討伐」，因理論上舊文學家絕非新文學家的對手），使得佔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新文學家，輕易不肯「浪跡江湖」。只有像宮白羽那樣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方才「改行」寫起武俠小說來。讓章回小說家壟斷關於遊俠的想像，在我看來，乃五四新文化人的一大失策。現實中的武俠小說不如人意，這不應該成為放棄遊俠的充足理由。

在我看來，理解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大傳統如儒釋道固然重要，小傳統如遊俠精神同樣不可忽視。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精神的遊俠，在本世紀許多一流文人的視野中消失，這對現代中國的思想史及文學史，都是難以彌補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