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人為什麼幸福？

天下 11-04

原標題：挪威人為什麼幸福？

10月28日下午，松果生活聯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層的Rendez-Vous舉辦了一場名為「挪威：幸福感從何而來」的沙龍，活動邀請《三聯生活周刊》常務副主編李菁和《三聯生活周刊》資深主筆賈冬婷分享此前挪威之行尋覓幸福的經歷和體驗。

本期推送，松果君整理了現場賈冬婷老師分享的部分精華內容分享給大家，希望能在「尋覓幸福」的問題上，為大家帶來一些新的感悟和認識。

賈冬婷

《三聯生活周刊》資深主筆。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2005年加入《三聯生活周刊》至今，長期關注建築和城市領域報道。相信空間中蘊含著詩性和人性的力量，也期望通過文字喚起這種力量。著有《誰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記憶》（清華出版社，2018）、《我們為什麼愛宋朝：重新發現造極之世》（中信出版社，2018）等。

大家可能對挪威都有一些標籤化的認識，比如平民王室、壯美的峽灣、挪威的森林……去之前我也是這些印象，但是此行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尋找幸福。

這是我們在卑爾根到奧斯陸的一段高山小火車上的照片，同行的有我的同事李菁、挪威大使館文化處的Linda以及沒出現在照片中的Lisa。

Linda的中文名很有意思，她的「da」是我們比較生疏的古體字，有龍飛過之後留下的痕迹的意思，聽她介紹完我覺得，外國朋友能夠對中國文化深入到這個層次，而這次作為挪威文化的外來者，我們也希望能深入它的社會內部去了解。

對於幸福感，世界上有各種排名，其中比較權威的就是「全球幸福指數」，這是一個來自美國哥倫比亞的排行榜，至今已經持續做了十幾年了。這個排行榜有一系列量化的標準，包含九大領域，三十多項內容。如果沒記錯的話，挪威的幸福指數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別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關於對「全球幸福指數」的排行榜我有兩個疑問，首先，幸福感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精確的指數來精確地量化，個人的幸福感是否可以和群體幸福感、不同階層的幸福感劃等號？這個問題我覺得不能只是通過榜單分析，還需要深入社會內部接觸不同階層的人才能體會。其次，大家或許天然地會想到幸福的直接相關變數是國家富裕程度或者個人財富，有了財富才有可能去談幸福，那到底是不是這樣的呢？這個疑問，在全球幸福指數的研究中也有一些結論，比如說財富不一定是正相關的，拿美國來看，至少在一定歷史階段內，它的經濟增長上升了，但是焦慮感也隨之上升，幸福感有所下降。這些疑問是挪威之行我想要探討的。

我覺得挪威的財富問題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挪威的人均GDP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是這個財富是突如其來的，因為60年代末在北海發現了油田，而且在此後幾十年陸陸續續又發現了其他油田，有點天上不斷掉餡餅的意味，石油財富帶來GDP飛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很多爭議，比如一些中東國家因為石油財富而帶來了社會動蕩，比如所謂的「荷蘭病」，說的就是因為社會某個產業的財富激增，可能帶來整個社會的動蕩和不安。

我覺得挪威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發現石油的時間較晚，可以借鑒一些國家的經驗，另外也和它的社會文化有關係，帶著這樣的疑問，我走訪了一些專家和個人。

第一位受訪人是挪威經濟學院的院長歐斯坦·特格森（?ysteinTh?gersen），他也是研究石油基金的專家。他跟我們介紹了石油基金，由此我們看到它的運行，各種通則的達成。

採訪時我們獲知石油基金去年已經超過了一萬億美元，這是全球主權財富基金里最大的一個，這並非一朝形成的，而是運轉了幾十年的結果。最初，石油的收益並非放在基金里，而是當做國家財政消耗，特別是在8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很多人開始有了憂患意識，因為石油財富是不可逆的，一旦資源枯竭就會出現「荷蘭病」這樣的問題，並且它的經濟結構單一，因為石油的出現，挪威整個社會產業結構發生了大的變動，基本上曾經從事傳統農林牧副漁業的人轉而投入到了石油相關的行業，一旦出現危機，影響將會是更深層次的。所以，在1997年的時候達成了這樣一個協議，就是我們要把所有錢先放在基金里，而且放在最後使用，另外如何分配也需要達成一個通則。

整個採訪中，最令我震驚的是目前他們實現了只使用所有石油基金總額的4%，那麼這4%是怎麼來的呢？為了讓石油基金具有可持續性，挪威人只使用它的收益部分，大部分石油基金都用于海外投資，目前，挪威的海外投資佔全球股市的1%，從中獲利多少，挪威人就用多少。4%這個額度乍一看不算什麼，但是細想一下，一萬億美元的4%是很大的，比較一下其他國家，比如沙特或安哥拉，他們的石油基金使用率大概是80%，這是很驚人的。挪威石油基金使用背後，是如何抑制人們的慾望，如何節制自己，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我也很好奇。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深入到挪威的社會文化或者社會哲學層面去看。

曾經的挪威是一個很貧瘠的地方，大家習慣分散居住，日常也沒有太多的奢侈需求，所以他們有一種相對節儉和簡樸的文化，這是根基。現在很流行一個詞叫「Koselig」，詞意可以用一個場景形容，比如在山林里的小木屋生起柴火，大家圍坐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這是一種很日常、很溫暖的行為，但也是一種內在的區別於外在炫耀的生活哲學。為了更深入地體會這一點，我們探訪了幾個挪威的家庭。

這是一個典型的挪威中產家庭，圖中是父親伯德和兩個女兒，因為當時和他們聊得太開心，錯過了一段火車，因此錯過了和家庭女主人以及大兒子見面的機會。和這對父女聊天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他們選擇的這種生活方式——他們一家人搬離城市住到了離火車大概1小時車程的地方，因為這裡的環境更貼近自然，便於他們進行各種戶外運動，他們每個周末會去奧斯陸周邊的小木屋，以那裡為據點在周邊徒步，這是非常典型的挪威中產的生活方式。

去他的女兒學校看足球比賽期間，我們聊起了生活中的焦慮，伯德對這個問題表示茫然，因為他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焦慮的事情，比如我們聊起子女教育，老人醫療的問題等，伯德認為這些問題的背後是沒有什麼後顧之憂的，因為挪威的醫療、教育等都是免費。挪威人為了抵禦這種焦慮，其實是有一定的選擇，他們選擇一種高稅收、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大家願意為此付出，包括高達20%的稅收，這是一種社會共識。

還有一位典型的採訪對象，就是挪威的工貿部長，他這次也隨王室來華訪問了。我們對他的興趣主要集中作為一位父親，在家庭中如何參與分工，如何參與育兒等問題。採訪之前，因為孩子生病，他取消了上午所有的事情，採訪的時候他準時到了，並表示這種事情很常見，比如孩子生病，或者放學，你都可以離開辦公室或者離開會議，所有人都會接受並理解。另外在幾年前，他還休過很長的父親育兒假，在挪威有59周父母一起休的產假，其中15周以上要給爸爸，也就說一個父親至少要休15周，我們覺得這對部長來說有點不可思議，但是他覺得不休才是不可接受的，這相當於是給外界一個強烈的負面信號——部長是不是對政策有意見？

挪威人的幸福感除了與剛才談到的社會文化、福利制度相關，我覺得還有一點影響挪威人心理感受的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挪威流行的一檔電視節目「慢電視」，現在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文化現象。這種在我們看來很無聊、很乏味的節目，卻引發了一股收視狂潮，對於這個現象，我們也很好奇，於是我們採訪了這個節目的製片人和攝影師。他們介紹說，這個始於十年前的奇怪想法是源於一次聊天，最初只是想要做一個卑爾根鐵路的旅行，把100年的鐵路不變的時長的鐵路旅行記錄下來，整場七個半小時，抱著即便是能吸引2000多個鐵路迷也挺好的想法實施了。最後，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節目，卻吸引了120萬人觀看（整個挪威也就520萬人口）。之後他們又做了一系列更宏大的計劃，比如說游輪航行134小時。

這個節目的製片人從觀眾的角度和我們分享了一些感受，比如很強很真實的代入感是其他節目沒有的，一些觀眾還表示過，當你一動不動盯著一個幾乎沒有變化的鏡頭時，腦海中會產生很多奇怪的聯想。但是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會覺得這種節目只有在挪威才會這麼受歡迎，放在其他國家就不一定這樣了，所以這是挪威特有的現象。挪威人與自然居住的關係、連接程度以及他們生活的節奏和狀態都決定他們可以享受這種「慢」的樂趣。此行挪威，我們也想體驗一下挪威人在生活中旅行的樣子，就是所謂的享受自然和照顧自然的狀態。

圖中的我們正在峽灣，它的海岸線和陸地交錯形成的這樣一個特有的奇景，在小船上，你可以靜下來，甚至忘掉時間。

這是在山區，你可以隨時把車停下來，這裡有不斷的補習站，也就是挪威的公共協會，大概在熱門地區每隔二三十公里就會有一個山區木屋，如果你是會員的話就可以使用木屋，這裡面會有一些基本設施，比如傢具之類的，但是食物和水需要自帶，在這裡可以維持基本的山區生活，你可以在這裡展開徒步等活動。

格里格故居

最後再分享一點旅途中的細節。挪威有很多標誌性的藝術家，他們呈現出來的這種作品，我覺得也挺特別的。比如說蒙克的畫，維格朗的雕塑，還有格里格的音樂。雖然他們不是很大眾的藝術家，但是我覺得他們呈現的是人性中很極致的那一面，比如像蒙克畫的風格，我覺得這是來自於他們不斷跟自然對話，不斷跟自己內心的對話和探討的結果。

當時，我們去卑爾根時還專程參觀了格里格的故居。他有很多音樂都來自自然，圖中是他在室內的場景，這是他日常會來到一個小海灣，他會在這裡冥想，然後開始創作。導遊告訴我們，有一天格里格在海邊看到有一束光打在了海灣旁的石壁上，他如同受到感召一般說道，死後希望後人把自己葬在這裡。後來大家遵從了他的意願，包括後來他的夫人也合葬於此。這個很不起眼的石棺鑲嵌在了石壁里，如果沒人告訴我，可能我們都不會注意到，格里格就這樣回歸了自然，這是非常打動我的一點。

現場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