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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與《玄覽堂叢書》

鄭振鐸與《玄覽堂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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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與《玄覽堂叢書》

在抗日戰爭期間,鄭振鐸曾經說過:「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從1940年至1941年的兩年中,鄭振鐸、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張鳳舉等人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並由時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居中聯絡,捨身忘我地在敵人的魔影下堅持工作,從私家及舊書店為中央圖書館代購善本約3800種左右,這個數字差不多相當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北平圖書館數十年之積累。這使得該館的善本書驟增,有如貧兒暴富,令人刮目相看。

在收購併保存善本書的過程中,鄭振鐸等人考慮到在險惡的環境下,那麼多重要秘籍、孤本積聚在一起,不易保管,而且在戰亂中輾轉運送可能遭受不可抗拒力量侵襲,因此產生先選擇若干孤本,編成叢書,陸續影印出版,以廣其傳。第—批所選由於以明代史料為多,故鄭振鐸擬定書名為《晚明史料叢書》,在徵求「同志會」成員意見後,易名為《玄覽堂叢書》。

鄭振鐸與《玄覽堂叢書》

以「玄覽」作為《叢書》之書名,是頗有講究的。蓋「玄覽」者,遠見,深察也。《老子》「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河上公注云:「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晉陸機《文賦》有「佇中樞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之句。這些都隱喻圖書為當時中央政府所有之意,所以《叢書》就以「玄覽」為名了。

《叢書》的序,用的是「玄覽居士」的名字,那是鄭振鐸的化名。他在序中將為什麼要印這些得之不易的秘籍,說了個一清二楚。有云:「今世變方亟,三災為烈,占書之散佚淪亡者多矣,及今不為傳布,而尚以秘惜為藏,誠罪人也。夫唐宋秘本,刊布已多,經史古著,傳本不鮮,尚非急務。獨元明以來之著述,經清室禁焚刪夷,什不存一,芟艾之餘,罕秘獨多,所謂一時怒而百世與之立言。每孤本單傳,若明若昧,一旦淪失,便歸澌滅。予究心明史,每憤文獻不足征,有志搜訪遺佚,而數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不下三百餘種,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長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佈於世。」

對於影印古籍來說,並非只要是善本書都可影印的,大凡影印的選擇標準不外乎是「稀」和「珍」。流傳罕見者,此為「稀」;有學術價值者,此為「珍」。《叢書》分有初集、續集、三集。初集31種,120冊,於1940年在上海精華印刷公司商務印書館在滬印刷廠之化名影印。初集的子目來看,大抵關於邊疆史地、內政、外交、典章制度者居多。從版本來說,凡明刻本24種、清初刻本l種、明抄本4種、抄本2種。除第一種《紀古滇說原集》,為元張道宗撰;第3l種《馘闖小史》為清葫蘆道人撰以外,其餘29種,都是明人的作品。查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見著錄的即有《漕船志》、《舊京詞林志》、《高科考》、《九十九籌》、《東事書》等八種,皆極難得之書。續集20種,120冊,於1947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計明刻本11種、明抄本3種、清初抄本暨舊抄本6種。而除《大元大一統志》是元孛菌盼等撰,其餘亦皆明人所撰。三集12種,30冊,於1955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筆者未見。

「同志會」代中央圖書館購得的善本上,都鈐有「中樞玄覽」印,蓋「中樞」者,朝內,中央政府。唐劉禹錫《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云:「凌雲羽翮談天才,揚歷中樞與外台。」隱喻中央雖居玄冥之地,仍能遠覽萬物,留意於典冊。此「中樞玄覽」四字印,是「同志會」成員徐森玉先生托請篆刻家王禔福庵為之奏刀,鈐蓋每冊之上的。然而在初集、續集的書中卻沒有這方鈐印,想必鈐印是影印複製之後的事了。

《叢書》有提要一卷,為先師顧廷龍先生所撰。查先師《日記》,1945年2月11日,有「錢鍾書來。蔣復璁屬撰《玄覽堂叢書提要》,許之」。直至3月27日止,先師方將《提要》寫畢,抄寫竟日。而《叢書》第三集的編輯出版事宜,則為鄭振鐸委託顧先生主持。據鄭1949年2月26日致顧信云:「《玄覽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續印下去,則僅此四十冊亦可成書,乞商之慰堂兄為荷。」慰堂,是蔣復璁的號。後第三集的出版由於財務上的問題,一直無法上機印刷,而正式出書則是在1955年7月了。今初集、續集、三集之《提要》,皆為《顧廷龍文集》收錄。

1946年11月,王重民先生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他的研究,當他看到國會館購來的《叢書》,認為極有價值。31種中,有五種他曾見有原刻本,舊有記。而其未見者亦多為欲讀之書,他細細閱後,就所得寫了24篇短記,約8000字,發表在《圖書季刊》新第八卷上,題目開門見山,就是《讀玄覽堂叢書》。

影印孤本秘籍,使之化身千百,為古書延一線之脈而作續命之湯,這是功德無量的事。而據徐森玉、鄭振鐸的估算,他們當時所獲古籍善本中,大約可影印出版者有300餘種,可惜由於多種原因而無法進行下去。如今影印《叢書》之事已過去了一個甲子,又由於《叢書》的初版傳世不多,國內所存亦難得見。而在台灣地區,僅存有兩部,所以在1982年,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正中書局合作,重印《叢書》初集,序即為蔣復璁所寫。然而蔣序卻誤「玄覽居士序」為徐森玉主筆,且所云種數也誤作33種。

當年鄭振鐸寫給蔣復璁的所有信件,均珍藏在台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筆者五年前曾全部瀏覽一過,其中即有關於影印《叢書》之便箋數十張。我以為鄭振鐸等人在艱難的歲月中為國家、為民族、為中國傳統文化保存了那麼豐富的珍貴歷史文獻,這等功勛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他們的辛勞昭然在人耳目,這是值得今天的我們要永遠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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