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政委：霧霾是對普通中國人一次非常大的環境啟蒙

主要觀點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在接受《陸家嘴》採訪時表示，霧霾是對普通的中國人一次非常大的環境啟蒙。以下為他的主要觀點：

「其實過去中國的水和土的污染都已經很嚴重，但是這些不藉助專業的儀器你看不到，但是霧霾不用你告訴我，我一睜眼睛就知道了。」

"朋友圈曬的是國外的藍天白雲，這本身說明了人們對於美好環境的嚮往和需求已經非常迫切。」

一個好的環境，關係到我們將來的養老問題如何應對，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治理霧霾在商業上已經可持續了，因為大家願意為它掏錢了。」

「現在中國的收入水平就處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對於中國綠色金融和環境意識的崛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背景。責任投資理念和綠色的理念，都是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

」可以確定地說，人類社會是從一個高污染的狀態向低污染的更環保的方向轉型，這其實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總有一天人人都是要走到更環保的狀態，如果現在在能做得很環保的同時還能盈利，這樣的項目肯定比那些污染的項目更安全。」

魯政委是國內市場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中，唯一的「綠色首席」。興業銀行是中國首家赤道銀行，作為興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除了對宏觀經濟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外，魯政委對綠色金融議題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性，長期跟蹤和研究綠色金融的發展趨勢和政策機制且碩果累累，他牽頭撰寫的專著《綠色金融：鏈接綠色發展的現實與願景》也即將出版。

自2016年之後，乘著杭州G20會議的東風，我國各種綠色金融產品特別是綠色債券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到2017年，我國已經變成全球最大的綠債發行國之一，發行規模佔全球的20%-30%。截至2017年末，我國整個綠色金融的融資餘額在9萬億左右，其中95%是綠色信貸。

魯政委近日在接受《陸家嘴》雜誌專訪時表示，恰當的制度安排，能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他認為當前發展綠色信貸的措施 「約束的多，激勵的少」，為此他提出兩個建議：第一降低綠色融資的風險權重，第二讓綠色的債權受償權優先，以激勵金融機構積極地開展綠色金融業務。

綠色金融緣何興起

《陸家嘴》：最近兩年，綠色金融在國內發展迅猛，許多金融機構也都紛紛涉足綠色金融。為什麼我們這幾年對綠色金融就特別重視？

魯政委：霧霾，它是對普通的中國人一次非常大的環境啟蒙。其實過去中國的水和土的污染都已經很嚴重，但是這些不藉助專業的儀器你看不到，但是霧霾不用你告訴我，我一睜眼睛就知道了。

而且最為重要的是，中國人口開始老齡化，延遲退休的前提是還要有生產能力。現在很多人，到55歲就需要別人照顧了，你讓他延遲退休，他根本幹不了活。健康從哪裡來？健康首先與個人的生活方式有關，很大的程度跟環境也有關係。這是中國轉型過程的一個挑戰，就是我們怎麼樣應對我們將來的養老問題。

此外，大家都說我們要由外延型的增長轉向內涵性的增長，但內涵增長就是要依靠科技，科技的載體是人力資本的發揮。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環境，其實會導致人力資本的流失。

所以你看到幾年前放假了大家在朋友圈曬的是國外的藍天白雲，這本身說明了人們對於美好環境的嚮往和需求已經非常迫切。

你如果站在馬路邊，每過來一個人你就問他：如果你每個月掏一塊錢出來，用於治理霧霾，錢去哪裡都可以查得到，怎麼花你都可以查得到，你願意嗎？我相信你100個人裡面100個人都願意。這就表明治理霧霾在商業上已經可持續了，因為大家願意為它掏錢了。

《陸家嘴》：展望綠色金融在中國的發展，你覺得未來是速度會放緩還是會加速？

魯政委：在大的趨勢上，我覺得中國的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勢不可擋。為什麼在最近幾年綠色金融才被重視，是因為我們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後，就有了這樣的需求。

倉廩實而知禮節，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理想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美國最早的綠色運動來自於梭羅的《瓦爾登湖》。瓦爾登湖實際上是梭羅獨居的一個地方，這類似於我們的「悠然見南山」。《瓦爾登湖》既是一部文學著作，又是一部哲學著作，它直接誘發了美國第一個國家公園就是黃石國家公園的建立。所以大家公認為瓦爾登湖是綠色環保運動的源頭之一。

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恰恰處在美國1964年的水平，上海大概處在美國1983年的收入水平，美國在那個年代發生了什麼？

美國1964年卡遜《寂靜的春天》發表，卡遜是海洋生物學家。當時殺蟲劑DDT被廣泛運用在農業，發明DDT的化學家還被授予了諾獎。可是卡遜在監測生物的過程中突然發現DDT容易在動物比如魚類和人體體內殘留，甚至在他們後代的身體里還能監測到。於是他就寫文章去全方位揭示化學農業尤其是DDT對環境和人體的危害。《寂靜的春天》也是一部文學著作，你能想像有一天沒有鳥叫，因為你把都殺死了嗎？

現在中國的收入水平就處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對於中國綠色金融和環境意識的崛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背景。責任投資理念和綠色的理念，都是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上還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增長的極限》，這本書講如果人類繼續這樣耗費資源，到一定的程度資源就沒了，發展不上去了，反過來呼籲你要節能減排，要保護環境。

綠色金融的白馬寺

《陸家嘴》：興業銀行在綠色金融領域一直處於領跑地位。2008年，興業銀行成為中國首家接納赤道原則的銀行。但是大家對赤道原則還是比較陌生，首先請介紹一下赤道原則的來龍去脈。

魯政委：2003年，國際金融公司（IFC）和全球十家銀行在英國格林威治宣布成立自律的組織，要求在銀行給項目貸款過程當中，關注貸款對於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它產生的背景是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會出現了一批比較典型的污染事件。比如倫敦的物流問題、洛杉磯的空氣污染問題，還有日本的水污染問題。1978年，拉夫運河(The Love Canal)事件催生了超級基金法案，該法案規定金融機構如果給企業貸款造成了環境污染，金融機構要負連帶無限責任。

拉夫運河事件是轟動美國的污染事件。1942年美國一家化學公司買了一條長一千米的廢棄運河用來填埋工業廢物，1953年這條運河填埋覆蓋後被轉贈給當地的教育部門。紐約市政府隨後在這片土地上陸續開發了房地產，蓋起了住宅和一所學校。1977年這裡的居民開始出現各種稀奇古怪的病，比如說嬰兒流產，兒童夭折、畸形、癲癇、直腸出血，地面上開始滲出黑色的液體。在居民的抗爭下，政府開始介入清理污染物。拉夫運河的事件催生了後來的超級基金法案。

金融機構切實地意識到，如果不注重環境，自己的風險會非常大，一個是聲譽風險，第二還可能面對真實的信用風險。如果企業成為被告，企業要恢復環境，可能把企業搞垮，銀行還要追加資金來治理環境，這是真實的信用風險。與其這樣，大家還不如共同行動起來，組成一個自律的組織，如果不協調一致性，大家擔心出現「囚徒困境」。這就是赤道原則最初的產生原因。赤道原則最初叫格林威治原則，後來覺得格林威治是在英國，給人一種西方標準的錯覺，為了能夠代表全球的整體利益，就改成赤道原則，代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的未來。興業銀行在2008年成為中國的首家赤道銀行，即接納赤道原則。

《陸家嘴》：接受了赤道原則，意味著你們在發放所有貸款的時候，都要關注貸款對於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嗎？

魯政委：是按照項目來判斷，一個企業可能會做很多項目，所有的項目都要去做這樣的甄別。國外對於綠色貸款是根據項目來區分的，它不是按主體，但是我國仍然是按主體來確定的。主體是不是綠色，有時候沒有項目判斷起來那麼清楚。

《陸家嘴》：興業銀行從2006年開始探索綠色金融，10多年來興業銀行在綠色金融的業務開展方面有哪些貢獻？

魯政委：我們行在中國的綠色金融上有兩個非常突出的貢獻。第一個貢獻是在國內率先成為了赤道銀行。在2003年赤道原則成立的這一年，IFC成為了興業銀行的戰略投資者，它把赤道原則的理念帶到了興業銀行。興業銀行第一筆能效貸款是2006年在廣州落地的。當時興業銀行還沒有加入赤道銀行。我們是先開展業務，在業務當中衡量自己能不能達到這個標準，2008年才加入赤道銀行。這一筆能效貸款後來成為IFC向中國所有的機構綠色融資進行項目援助的一個典範。

這個項目非常經典，目的是為了減少貨運卡車尾氣的排放。當時最初的想法是，IFC提供一筆援助貸款，利率相對比較低，直接貸款給卡車公司。最後討論的方案是把IFC的這筆錢作為風險準備金，在興業銀行盡職免責的情況下，如果出現了不良，就拿這筆資金去分擔部分損失，如果沒有出現不良，就不要動這筆錢。後來這筆錢就一直沒動，最後沒有出現不良，所以它極大地放大了這一筆錢的「槓桿」，擴大了它的效果，放大了它在節能環保方面的效益。

興業的很多實踐事實上成為了IFC的典範樣本。我們做得最早，所以我經常開玩笑說興業銀行是中國綠色金融的白馬寺。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原的第一站，赤道原則的思想是從西方來的，傳到中國的第一站就是興業銀行。

第二個比較重大的貢獻是，興業銀行做得最早並且能夠一直堅持下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持續不斷地完善。從最初摸索著做項目，2008年加入赤道銀行，2009年成立可持續金融中心，後改名為綠色金融部，再到後來在主要的分行開始建立綠色金融部。現在全行上下有200多人在做綠色金融。這恐怕是中國最大的綠色金融業務隊伍。截至2018年9月末，我們已經累計為16000家企業提供了綠色融資16000億元，餘額8000億元。

《陸家嘴》：除了興業銀行，現在國內有多少家銀行採納赤道原則？

魯政委：目前國內採納赤道原則的銀行還比較有限，內地僅有2家，台灣地區還有2家，中國總共只有4家。儘管採納的機構不多，但是它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在信貸業務中考量環保的因素，目前已經被國內很多銀行所採納，不管是否宣布採納了赤道原則，應該說赤道原則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存在的。

興業銀行在2006年開始探索綠色金融，我們在這條路上孤獨地走了十多年，但是終於綠色金融從過去的「春風不相識」，一直走到現在的「芳草碧連天」。現在大家都來做的時候，我們很高興，因為赤道原則的核心精神就是銀行同業之間分享共贏。我們願意繼續秉持赤道原則的精神，加強同業合作，向同業傳遞我們的經驗，幫助大家一同更好的發展。

制度創新促綠色金融持續發展

《陸家嘴》：你曾經提到，要使我國綠色金融繼續健康發展，制度創新必須成為下一階段的重中之重。關於制度創新，你有哪些建議?

魯政委：第一就是要降低綠色融資的風險權重。第二，讓綠色的債權受償權優先，企業如果破產清算了，綠色債權應該先得到償付。

如果權重下降了，需要對應的資本金就更少了，就使得金融機構更有動力發展綠色業務。從商業的內在邏輯它是一致的，因為綠色的項目恰恰因為有正外部性，導致有一部分好處項目本身不一定能拿得到，它的收益會比正常沒有外部性的項目要更低。

如果要讓商業銀行去支持它，商業銀行經營的核心就是資本回報，既然有一部分該它得到的好處跑到整個社會上了，那就要通過一些方式補上，財政補貼難以為繼，把風險權重調下來就相當於把它的ROE恢復到正常的水平。

《陸家嘴》：降低綠色融資的風險權重，隱含的前提是綠色融資的風險更低。如果它的風險不是更低，那降低風險權重還合適嗎？

魯政委：從國際上來講，綠色的項目是不是風險更低，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認為綠色的項目短期風險不一定更低，有的認為更低，但是有一點大家都是沒有爭議的，就是從跨周期的或中長期的角度，綠色的回報更好，綠色的風險更低。

可以確定地說，人類社會是從一個高污染的狀態向低污染的更環保的方向轉型，這其實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總有一天人人都是要走到更環保的狀態，如果現在在能做得很環保的同時還能盈利，這樣的項目肯定比那些污染的項目更安全。雖然短期環保標準更高，盈利不一定能跑得贏別人，但是在長期那些對自己要求低的將會消失。所以從跨期的角度，綠色的是更安全的。

在股票市場上，國內國外都有比較有效的經驗證明，ESG評分比較高，也就是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更注重對環境和社會影響的企業，放眼更長的時間比如說至少是三年，顯著跑贏普通的企業。這就表明確實綠色的企業，它是更好的更安全的。

從中國的綠色貸款來講，根據銀監會公布的數據，2017年我國綠色信貸的不良率大概只有0.4%左右，大大低於銀行業1.7%的不良率。綠色信貸的不良率只有全行業貸款不良率的約1/4。如果貸款的風險權重是100%，那綠色信貸的風險權重可以調到25%。

《陸家嘴》：也許是因為我們綠色信貸規模還太小，或者標準執行得嚴格，所以不良率才會比較低。如果規模做大了，不良率可能就沒有這麼低了。

魯政委：不排除這種可能，於是我就在這個基礎上就提了第二個建議，能不能讓綠色的債權受償權優先，它就相當於一個資產證券化，ABS現在在巴塞爾協議當中風險權重更低，優先檔的確風險是更低的。

這兩個建議是非常關鍵的，發展中國家尤其像我們是自上而下主動來推綠色金融，現在所有的發展綠色信貸的措施，基本上都是約束的多，激勵的少，添麻煩的事多，帶來好處的事少，而給你帶來的好處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

比如綠債的投資對象受到了限制，只能投到綠色的項目上。投資標的受限，限制了綠債的收益率，可是綠債的發行成本一點都不比其他低，所以大家又把綠債叫作「情懷債」。綠債還面臨額外的風險，要定期披露資金的投向，確認資金是否真的利用到綠色項目上。綠債唯一的好處就是有可能獲得財政補貼，可是國家對於綠色的很多補貼拖欠嚴重。所以對綠色金融要增加激勵，不能光增加約束，這樣會導致綠色金融發展不起來。

《陸家嘴》：發改委、證監會、人民銀行這三個口的綠色信貸標準都不完全一樣。標準不統一有沒有成為綠色金融發展的絆腳石？

魯政委：國內這三個綠債的標準要統一，發改委，證監會，人民銀行這三個口的綠色信貸標準都不完全一樣，比如理論上綠色貸款把它資產證券化了發出來，資產證券化本質上也是一種債，但是它跟綠債的標準又對不上。

中國的綠債標準跟國際上的綠債標準也不一樣，國際上也有綠債，國際上有兩個自律組織，一個是氣候債券組織，還有一個叫綠色債券組織，氣候債券只關注碳的問題，綠色債券定義要廣一點。比如最典型的爭議就是按照氣候債券組織來說，所有的化石能源都要排除，因為所有的化石能源燃燒都有碳。中國主要的能源還是煤，60%多的能源都是靠煤供應的，所以我們國家是把煤炭的清潔利用，也算作是綠色。

我們對綠色的定義，要麼是「綠」要麼就是「非綠」，其實應該像卡路里一樣中間是連續的，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樣的可通約變數。如果哪一天我們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這樣的研究成果，做到每一項經濟活動都能夠有一個可通約的「綠值」，那麼，對綠色的激勵措施就會更加精準到位。就像我們目前的減肥，減肥主要是控制每天食物卡路里的攝入量，而現在每一種食品，不管是肉，還是蔬菜、米飯、飲料等等，都有對應的卡路里值，只要把卡路里控制好了，最終就可以達到減肥的目標。

其實，在全球氣候的應對上，國際上已經採用了一個非常好的可通約變數「碳」來衡量大氣角度的綠色程度。各類經濟活動，從開車到騎自行車到走路到種樹到開工廠等等，都有對應的碳排放水平或者碳中和水平，所以，在碳減排上就有了比較精細的刻劃，由此才使得當年《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國際碳交易變為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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